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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电话那头问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界口吗？那里的水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泥土色。他的口气里有点眼巴巴的渴望，让我隐隐心痛。去年年底去重庆拍片的时候，我是想好了要带父母一起重温一下他们的少儿时代，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可惜两个月后他们都住进了医院，也许九十岁的父亲没有机会再看到故乡。父亲接着说，小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江里游泳，我不听，偷偷去，有时候还在石头底下摸到螃蟹。我们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也住在曾家岩，他在山顶上，我们在他下面一点。从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亲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日军轰炸下的童年时代里，最快乐的记忆吧。据父亲说，他读的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学校后面。
奶奶爷爷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好在我二孃孃那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她带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了。我从我堂弟那里得到两张父亲小时候在重庆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阶梯上拍的。
趁没有拍摄通告的一天，我和几个来重庆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寻找照片里的石阶。虽然原求精中学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学校还是同样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可惜整个曾家岩到处都在施工，我们四处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了两段当年的阶梯。走在上面，我想像父亲在这里连蹦带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几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这些石头上。江边有一块两三层楼高的岩石，它不知在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边平直得像一堵墙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在上面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恋人寄语，还有一些精雕细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边有不少椭圆的自然洞，它们的下面被攀岩的人凿了几个搁脚的浅窝。石边有几个人正在脱衣服下水，还有几个人刚游完水上岸，远处江里也有几个游水的人。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瞒着他妈妈到江里游泳的样子。也许夏天还没有到，他本来没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灘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但是每次来这里，男孩都感到江水的诱惑，似乎下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在等待着他去发现。也许这一次他终于无法抵挡这神秘的召唤，便脱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进去。冰凉的江水激他一身鸡皮疙瘩，他停了一停后接着往深处走，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远，冲向下游，岸上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等他终于挣扎回岸时，发现已经离伙伴们好几十米远了，他爬出水面，凯旋地跑向惊呆了的伙伴们，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也会这样把女儿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滚打。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当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蹒跚，神智恍惚。然而江水依旧，它永不迷失地朝着遥远的东海流淌，几万年如一日，将过去、此刻和未来连成一片。
据陈氏家谱和永川县志记载，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广填川期间，从湖南移民到重庆地区的。他们按政府规定圈地为家，开垦起因为常年战乱而荒芜的土地。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业开始发展。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布、盐、棉和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庆为纽带的商业贸易格局。父亲的曾祖父陈朝钰（1852年-1906年）决定改变世代务农的命运，十六岁时毅然离家到重庆一家花纱商号学做生意，学徒期满后选择了永川松溉经营起“源顺庆”商号。2013年我随央视《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回到了重庆松溉老家。这个明清年代十分兴旺的江边古镇，随着公路、铁路的发达而衰落了。但也正因为衰落，那些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仍然保存着，“源顺庆”商号的大石匾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到了父亲的祖父陈海门（1880年-1950年）那一代，“源顺庆”已经是松溉的最大商号之一。我在永川档案馆堆积如山的线装本县志里读到，陈海门先后任镇商会会长、慈善会会长、精诚中学主任董事、东皇庙会会首等职务，活跃于家乡社会舞台，做了大量好事善举。陈海门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认识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贵来源于知识和教养，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曾祖父陈海门把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送到最好的学校，爷爷十八岁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湖南湘雅医学院。
我在戏里的角色需要讲重庆话，那是父亲的母语，也是陈家祖祖辈辈的母语。学习台词的时候，我耳边会出现小时候在奶奶爷爷家听到的常用词，让我想到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爷爷的身世毫无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非常重视食物，最爱吃的东西是烤鸭屁股。小时候，每个礼拜天是“去奶奶爷爷家”的日子。在那些物资匮乏的日子里，那里丰盛的午餐总是令我无比期待。他们厨房隔壁的小厕所是不许用的， 那是爷爷熏肉的地方。记忆中的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偶尔开口说话时，讲的是重庆话。有一次爷爷走丢了，全家人出去找，后来在离菜场不远的街上看到他抱着一只活鸭，坐在人行道边。我们意识到，爷爷开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让他一个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国留学以后，他马上偷着到银行取了钱，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镂花金戒指，上面镶了一块八角形的红宝石，可惜它被我在屡次三番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正在全世界各地宣传电影《末代皇帝》， 没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孃孃跟我说，“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说着她眼眶一红就说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爷爷家”了，爷爷温厚善良的脸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在拍摄《客从何处来》节目的时候，我跟着摄制组去过爷爷投笔从戎的战场“土地堂”。据研究这段历史的莫列义老师说，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十分血腥，叶挺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还亲手枪毙了几个怯战的士兵。最惨烈的一仗就在武汉郊外的土地堂，伤亡八百多人，我爷爷和他的哥哥在那里血战了三天三夜。
手机里父亲的声音接着说，“我爸转移伤兵去武汉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叛变，还在国共合作，哪晓得刚到武汉第二天，蒋介石叛变革命了，开始抓共产党、杀共产党。幸好他在武昌同仁医院遇到李穆生，他是我爸和伯父在湘雅的好朋友，就把我爸藏起来了，他们（蒋介石的人）搜了半天没搜到他。李穆生又给我爸一些钱，让他回松溉老家去避一避。我伯父跟着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我爸就错过了。风头过去以后，他决定把书读完，就到上海来找颜福庆。那时候颜福庆刚刚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国立医学院，把一些原来湘雅的二年级学生转到了上医，我爸三年级，颜福庆就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去完成在湘雅中断的学业。” 湘雅医学院源于美国雅礼会（Yale-in-China），那是由几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1901年建立的组织，名字来自于《论语》“子所雅言，詩书执礼”，也是Yale的译音。他们希望效仿牛津和剑桥在印度传道的方式，通过办学校和医院在中国传授基督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以中华腹地长沙为立足之地，并开始物色人选来执行他们的理念。
胡美医生（Dr. Edward Hicks Hume）于1876年在印度出生，其父亲和祖父当时都在印度当传教士。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1903年他被美国公共卫生局派遣到印度进行鼠疫预防工作。当他得知有机会到中国兴办一所欧美甲种医科大学标准的医学院后，于1905年携家带口来到中国，突击学习中文。一年后便在长沙西牌楼街的一家旅馆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前身）并任院长，同时创办了雅礼学堂并兼任校长。
1910年雅礼会聘请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颜福庆教授，和胡美共同筹建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经过颜福庆和胡美十年不懈的努力和政府与慈善机构的捐赠，我爷爷在1921年考入湘雅医学院预科时，它已经是全国顶尖的七年制医学院之一，每年从两千多名考生中招收六十名新生。当时颜福庆教授任院长，胡美医生任教务长和医院院长。1923年爷爷在预科毕业后，开始就读湘雅医学院的本科。
爷爷成长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动荡岁月，“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政治上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湘雅医学院学生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于六月三日和四日罢课游行。据《颜福庆传》描写，湘雅医学院作为中外合作机构，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惊险的场面。
1926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并派遣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入湘作战，拉开了北伐的序幕。长沙城内人心浮动，一片混乱。
六月中下旬的一天，正是学校毕业考试的时间，雅礼大学首届毕业生也将举行毕业典礼。按惯例，雅礼大学的毕业典礼是和湘雅医学院、雅礼中学同时举行的。颜福庆的大女儿颜雅清，即将从雅礼大学校长胡美手中拿到毕业证书。离毕业典礼不到两星期了。
颜雅清匆忙赶到胡美办公室，见面脱口就说：
“我能单独和你谈谈吗？”
胡美还没回过神，雅清又补充一句：
“这件事非常重要。”
胡美和颜福庆是多年的至交。因此，雅清和胡美既是师生，更是伯父和侄女的亲戚关系。1921年雅清随父到美国求学，就是胡美的建议。她在美国史密斯学院求学，没有读到毕业便于1925年转入雅礼大学，是雅礼大学最早一批女生。雅清把实情全部道了出来。
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四个儿女
这天上午，长沙邻近地区，北伐军与湘军在激烈交战。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男女护校的全体学生，参加了长沙市学生大游行。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一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但是在决定学生联合会的下一步惩办行动时，会场秩序大乱。有的主张这种惩罚，有的主张另一种惩罚。群众运动像一个无头苍蝇，在宣泄之余，失去了理智，完全跟着情绪走。
混乱中，有人高喊：“把长沙所有外国人抓起来！”
“对头，把所有外国人抓起来，明天一早拉出去枪毙！”三五个人应和，变成了全体学生的一致意见。
雅清讲完故事后，又加了一句：“你是被处决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说完，她反复向胡美澄清，她自己并不恨胡美和其他外籍教员，雅礼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雅清离开后，胡美急忙叫来颜福庆和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的教务主任商量对策。随后胡美向省政府求援。赵恒锡派来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部队，分成两组，通宵保卫外籍教员。在士兵保卫和家长配合下，这场危机暂时渡过。（摘自《颜福庆传》）
在这极其戏剧性的背景下，我爷爷的哥哥陈文贵在校内地下党的支持下，当选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兄弟二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反帝狂潮中。
我见过一张湘雅医学院外籍教师撤离时拍的照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是在一场冬雨里，二十多个穿戴大衣帽子、打着雨伞的外国人，还有几个他们的孩子，仓皇地跨过铁轨涌向一辆已经拥挤不堪的火车货车厢。
湘雅停办后，爷爷跟他哥哥一起参加了叶挺的部队。记得“文革”中奶奶爷爷家烧毁旧照片的时候，父亲交代我和哥哥，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必须说从来没有看见过爷爷穿军服的照片。但是父亲忘了交代我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不能说家里烧过旧照片。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问，家里有没有烧掉过东西？哥哥以为烧掉“四旧”是一件好事，就回答说，烧过，在厨房前面烧过一脸盆，后院也烧过一脸盆。结果为奶奶爷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近父亲又提到爷爷参加北伐的事情，我才知道叶挺部队的军服跟电影里国民党军服一模一样，“文革”中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父亲爱看抗日神剧，不管拍成什么样的他都看得津津乐道。我回家看他，能一起做的事情不多，就陪着他看剧。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他曾未经父母的同意，考取了国民党的幼儿飞行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党空军培养飞行员的学校。后来我奶奶托人花了钱，才把父亲的名字从录取名单里划掉。我问他为什么会去考幼儿飞行学校，他说因为恨日本人，想去炸死日本人。我突然悟到父亲每天坐在电视机前，是在“看死”他童年时代想炸死的日本鬼子。
1938年2月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开始的时候父亲还不满七岁，据不完整统计，九千多架次日军飞机，在五年里轰炸了二百十八次之多。《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记录：“飞机去了，人声喧浮起来，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忙乱地走着、跑着、叫着，悲痛凄凉地惨叫和失望无救地绝叫。此时，许多人已经像湖水一样把马路堵塞住了。一排排的房屋、高楼横倒下来，瓦片伴着飞灰，火焰燃烧着人类焦灼的骷髅。看到那些树木破碎的丫枝上，张挂着褴褛布片、血糜的肉块、破帽、断臂、花花绿绿的肚肠，天哪，这竟是人间的景象吗？” 我想这样的场景对年幼的父亲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建立了十四个重伤医院。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是其中的第十二重伤医院，我爷爷在那里任院长，奶奶任护士长。
曾家岩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其官员驻地，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有一次炸弹直接落在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滤器室等等全部炸毁，好在爷爷奶奶和大部分同事已经转移到防空洞里，在那里继续工作。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总是他从家里送饭去医院给日夜工作的爷爷和奶奶。父亲记得，爷爷锯下来的伤残的胳膊、腿等等，加上无法救活的人的尸体，每天要运走一卡车。
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在1892年开办的，也是重庆的第一所医院。爷爷奶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院长为锐朴牧师（B.C Rape）。他的家信里有这样一段对大轰炸的记录：“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手术上，空袭之后我们甚至会通宵达旦地手术。四年来，我们一直在被日本人轰炸的残破建筑里工作，一切都很困难，效率也很低……我们决定修复被袭击后剩下的最好的建筑，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完成。它将提供一百五十张床位的服务能力，也会因此鼓舞我们的信念。”
父亲至今仍然记得锐朴牧师。几年前，父亲得了心脏病，他躺在床上半开玩笑地说，上帝终于还是来惩罚他犯的罪了。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小时候有一个复活节，锐朴牧师和他太太做了布玩具，染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鸡蛋，在节前的晚上藏到花园的树木花草间，待第二天早上请医院家属孩子们来寻觅。这是一个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是孩子们很期待的事情。但是父亲在夜里拿了一只大篮子把玩具和鸡蛋都偷走了。第二天孩子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父亲在一边偷乐。锐朴夫妇意识到有人恶作剧后，开始调查，最后父亲的罪行被揭发出来。锐朴牧师指着父亲说，陈医生的这个孩子是个坏孩子。
爷爷最后一次去前线是抗美援朝，那时爷爷已四十八岁，他最小的女儿才十二岁，那时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代价，但还是报名去当了志愿军。我想起大女儿曾经问过我，她的遗传基因里是否有战场上的英雄。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应该告诉她曾祖父的故事，他血液里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性里最高贵的品格。
爷爷抱着我
我想到“缘分”这个词。1939年我爷爷所在的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被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歌乐山，随后我母亲也跟她的父母搬到歌乐山生活，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我想像一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过。
这一错过就是十年。仔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也许对每个人，这都是一件差点儿就可能发生的事吧。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听着几个月前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跟父母聊天的录音，父亲说：“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48年，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在美国进修了，那里有个搞铁路的朋友跟他们说，中国铁路不够发达，你儿子应该到美国上大学，以后回去发展铁路业。但是我英文不大好，我爸想让我到上海去学英文，我妈妈说上海那个地方花花世界不行的，还是到南京去学吧。正好南京有个眼科医生，抗战时是我爸在宽仁医院的同事，眼科医生的老婆的妹夫叫杭立武，好像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长，就为我安排到金陵大学附中去读书。我去的时候，沈阳还是国民党的，一学期没上完，仗就打到长江边了。我爸妈发电报说赶快回重庆吧，那时什么金元券银元券的，变来变去，回重庆的路费汇到南京，当天买不到银元，第二天就只好买双球鞋了。我想这怎么办，我读的是个贵族学校，都是国民党政府和部队里高官的孩子，我有个朋友是将军的儿子，他们要到台湾去了。我说我要回重庆去买不到船票。他说实在买不到船票就跟他们去台湾。我说我到台湾去能干什么呢？他说去做他爸爸的副官。我说做副官好生活吗？他说可以的，你高中毕业了做中尉没问题的。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实在没办法就想跟他们去了，也不知道去了就一辈子回不来了。我幺孃的未婚夫在“中央大学”当讲师，我爸妈叫他赶快带我一道回家。那天我正好往校门外走，他正好来找我，就在校门口碰到了。那个时候南京对过全是共产党，这边全部是国民党，还有军舰，随时要打的样子。钱不值钱啊，最后我们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么一点点路，南京到上海开了个把礼拜。到上海住在我八孃家里，在山阴路四川路那个地方，我没事就带着白蒂（八孃的女儿）出去玩，一路走到外滩，看看觉得上海不得了啊，南京路十里洋场。我不敢进商店也没有钱，后来看到惠罗公司，橱窗里的衣服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就走进去看，印象很深。”母亲插话说，“惠罗是老牌子，姥姥也带我去过的。”
老天爷那双无形的手真的在牵鸳鸯线吗？父亲回不了重庆差点去了台湾，但他在最后一刻到了上海。也许父母那天都在惠罗公司呢，我想像他们本该在楼梯上偶遇的，父亲却在那件“做得那么好”的呢大衣前迟疑了太久而又错过了。
父亲的声音接着说，“在上海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就跟八孃借钱买船票回了重庆，准备考大学。刚解放的时候，重庆乱得不得了，我只好到北京去考大学，那時候想工业救国，就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到了哈尔滨，完全不是我想的样子，那个图书馆里没东西的，还要睡炕、吃玉米面，我吃了胃痛。那时候可以要求吃小灶，可是一个同学说，马上就要思想改造运动了，你不要去吃小灶，他们会批判你资产阶级思想的。我爸妈1949年从美国回来，那个以前救过我爸的李穆生在上海当卫生局局长，就把他们从重庆调到上海来了。我在哈尔滨病倒了就回上海养病，到上海吃回大米胃病就好了。我妈妈说，算了，不要去哈尔滨了。本来我是想免考进上海军医大学的，就是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但是我妈妈说好男不当兵，还是重新考吧，就考取了上海医学院。”
就这样，比母亲大两岁的父亲阴差阳错地成了她的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苏联式的八人自习小组，坐在同一个桌角。我想像老天爷摸了一把头上的汗，吁出一口长气说，这事终于有眉目了。
父亲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日军轰炸下的童年时代里，最快乐的记忆吧。据父亲说，他读的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学校后面。
奶奶爷爷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好在我二孃孃那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她带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了。我从我堂弟那里得到两张父亲小时候在重庆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阶梯上拍的。
趁没有拍摄通告的一天，我和几个来重庆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寻找照片里的石阶。虽然原求精中学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学校还是同样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可惜整个曾家岩到处都在施工，我们四处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了两段当年的阶梯。走在上面，我想像父亲在这里连蹦带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几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这些石头上。江边有一块两三层楼高的岩石，它不知在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边平直得像一堵墙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在上面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恋人寄语，还有一些精雕细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边有不少椭圆的自然洞，它们的下面被攀岩的人凿了几个搁脚的浅窝。石边有几个人正在脱衣服下水，还有几个人刚游完水上岸，远处江里也有几个游水的人。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瞒着他妈妈到江里游泳的样子。也许夏天还没有到，他本来没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灘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但是每次来这里，男孩都感到江水的诱惑，似乎下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在等待着他去发现。也许这一次他终于无法抵挡这神秘的召唤，便脱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进去。冰凉的江水激他一身鸡皮疙瘩，他停了一停后接着往深处走，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远，冲向下游，岸上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等他终于挣扎回岸时，发现已经离伙伴们好几十米远了，他爬出水面，凯旋地跑向惊呆了的伙伴们，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也会这样把女儿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滚打。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当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蹒跚，神智恍惚。然而江水依旧，它永不迷失地朝着遥远的东海流淌，几万年如一日，将过去、此刻和未来连成一片。
据陈氏家谱和永川县志记载，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广填川期间，从湖南移民到重庆地区的。他们按政府规定圈地为家，开垦起因为常年战乱而荒芜的土地。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业开始发展。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布、盐、棉和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庆为纽带的商业贸易格局。父亲的曾祖父陈朝钰（1852年-1906年）决定改变世代务农的命运，十六岁时毅然离家到重庆一家花纱商号学做生意，学徒期满后选择了永川松溉经营起“源顺庆”商号。2013年我随央视《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回到了重庆松溉老家。这个明清年代十分兴旺的江边古镇，随着公路、铁路的发达而衰落了。但也正因为衰落，那些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仍然保存着，“源顺庆”商号的大石匾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到了父亲的祖父陈海门（1880年-1950年）那一代，“源顺庆”已经是松溉的最大商号之一。我在永川档案馆堆积如山的线装本县志里读到，陈海门先后任镇商会会长、慈善会会长、精诚中学主任董事、东皇庙会会首等职务，活跃于家乡社会舞台，做了大量好事善举。陈海门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认识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贵来源于知识和教养，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曾祖父陈海门把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送到最好的学校，爷爷十八岁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湖南湘雅医学院。
我在戏里的角色需要讲重庆话，那是父亲的母语，也是陈家祖祖辈辈的母语。学习台词的时候，我耳边会出现小时候在奶奶爷爷家听到的常用词，让我想到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爷爷的身世毫无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非常重视食物，最爱吃的东西是烤鸭屁股。小时候，每个礼拜天是“去奶奶爷爷家”的日子。在那些物资匮乏的日子里，那里丰盛的午餐总是令我无比期待。他们厨房隔壁的小厕所是不许用的， 那是爷爷熏肉的地方。记忆中的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偶尔开口说话时，讲的是重庆话。有一次爷爷走丢了，全家人出去找，后来在离菜场不远的街上看到他抱着一只活鸭，坐在人行道边。我们意识到，爷爷开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让他一个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国留学以后，他马上偷着到银行取了钱，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镂花金戒指，上面镶了一块八角形的红宝石，可惜它被我在屡次三番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正在全世界各地宣传电影《末代皇帝》， 没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孃孃跟我说，“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说着她眼眶一红就说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爷爷家”了，爷爷温厚善良的脸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在拍摄《客从何处来》节目的时候，我跟着摄制组去过爷爷投笔从戎的战场“土地堂”。据研究这段历史的莫列义老师说，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十分血腥，叶挺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还亲手枪毙了几个怯战的士兵。最惨烈的一仗就在武汉郊外的土地堂，伤亡八百多人，我爷爷和他的哥哥在那里血战了三天三夜。
手机里父亲的声音接着说，“我爸转移伤兵去武汉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叛变，还在国共合作，哪晓得刚到武汉第二天，蒋介石叛变革命了，开始抓共产党、杀共产党。幸好他在武昌同仁医院遇到李穆生，他是我爸和伯父在湘雅的好朋友，就把我爸藏起来了，他们（蒋介石的人）搜了半天没搜到他。李穆生又给我爸一些钱，让他回松溉老家去避一避。我伯父跟着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我爸就错过了。风头过去以后，他决定把书读完，就到上海来找颜福庆。那时候颜福庆刚刚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国立医学院，把一些原来湘雅的二年级学生转到了上医，我爸三年级，颜福庆就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去完成在湘雅中断的学业。” 湘雅医学院源于美国雅礼会（Yale-in-China），那是由几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1901年建立的组织，名字来自于《论语》“子所雅言，詩书执礼”，也是Yale的译音。他们希望效仿牛津和剑桥在印度传道的方式，通过办学校和医院在中国传授基督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以中华腹地长沙为立足之地，并开始物色人选来执行他们的理念。
胡美医生（Dr. Edward Hicks Hume）于1876年在印度出生，其父亲和祖父当时都在印度当传教士。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1903年他被美国公共卫生局派遣到印度进行鼠疫预防工作。当他得知有机会到中国兴办一所欧美甲种医科大学标准的医学院后，于1905年携家带口来到中国，突击学习中文。一年后便在长沙西牌楼街的一家旅馆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前身）并任院长，同时创办了雅礼学堂并兼任校长。
1910年雅礼会聘请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颜福庆教授，和胡美共同筹建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经过颜福庆和胡美十年不懈的努力和政府与慈善机构的捐赠，我爷爷在1921年考入湘雅医学院预科时，它已经是全国顶尖的七年制医学院之一，每年从两千多名考生中招收六十名新生。当时颜福庆教授任院长，胡美医生任教务长和医院院长。1923年爷爷在预科毕业后，开始就读湘雅医学院的本科。
爷爷成长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动荡岁月，“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政治上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湘雅医学院学生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于六月三日和四日罢课游行。据《颜福庆传》描写，湘雅医学院作为中外合作机构，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惊险的场面。
1926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并派遣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入湘作战，拉开了北伐的序幕。长沙城内人心浮动，一片混乱。
六月中下旬的一天，正是学校毕业考试的时间，雅礼大学首届毕业生也将举行毕业典礼。按惯例，雅礼大学的毕业典礼是和湘雅医学院、雅礼中学同时举行的。颜福庆的大女儿颜雅清，即将从雅礼大学校长胡美手中拿到毕业证书。离毕业典礼不到两星期了。
颜雅清匆忙赶到胡美办公室，见面脱口就说：
“我能单独和你谈谈吗？”
胡美还没回过神，雅清又补充一句：
“这件事非常重要。”
胡美和颜福庆是多年的至交。因此，雅清和胡美既是师生，更是伯父和侄女的亲戚关系。1921年雅清随父到美国求学，就是胡美的建议。她在美国史密斯学院求学，没有读到毕业便于1925年转入雅礼大学，是雅礼大学最早一批女生。雅清把实情全部道了出来。
这天上午，长沙邻近地区，北伐军与湘军在激烈交战。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男女护校的全体学生，参加了长沙市学生大游行。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一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但是在决定学生联合会的下一步惩办行动时，会场秩序大乱。有的主张这种惩罚，有的主张另一种惩罚。群众运动像一个无头苍蝇，在宣泄之余，失去了理智，完全跟着情绪走。
混乱中，有人高喊：“把长沙所有外国人抓起来！”
“对头，把所有外国人抓起来，明天一早拉出去枪毙！”三五个人应和，变成了全体学生的一致意见。
雅清讲完故事后，又加了一句：“你是被处决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说完，她反复向胡美澄清，她自己并不恨胡美和其他外籍教员，雅礼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雅清离开后，胡美急忙叫来颜福庆和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的教务主任商量对策。随后胡美向省政府求援。赵恒锡派来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部队，分成两组，通宵保卫外籍教员。在士兵保卫和家长配合下，这场危机暂时渡过。（摘自《颜福庆传》）
在这极其戏剧性的背景下，我爷爷的哥哥陈文贵在校内地下党的支持下，当选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兄弟二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反帝狂潮中。
我见过一张湘雅医学院外籍教师撤离时拍的照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是在一场冬雨里，二十多个穿戴大衣帽子、打着雨伞的外国人，还有几个他们的孩子，仓皇地跨过铁轨涌向一辆已经拥挤不堪的火车货车厢。
湘雅停办后，爷爷跟他哥哥一起参加了叶挺的部队。记得“文革”中奶奶爷爷家烧毁旧照片的时候，父亲交代我和哥哥，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必须说从来没有看见过爷爷穿军服的照片。但是父亲忘了交代我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不能说家里烧过旧照片。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问，家里有没有烧掉过东西？哥哥以为烧掉“四旧”是一件好事，就回答说，烧过，在厨房前面烧过一脸盆，后院也烧过一脸盆。结果为奶奶爷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近父亲又提到爷爷参加北伐的事情，我才知道叶挺部队的军服跟电影里国民党军服一模一样，“文革”中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父亲爱看抗日神剧，不管拍成什么样的他都看得津津乐道。我回家看他，能一起做的事情不多，就陪着他看剧。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他曾未经父母的同意，考取了国民党的幼儿飞行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党空军培养飞行员的学校。后来我奶奶托人花了钱，才把父亲的名字从录取名单里划掉。我问他为什么会去考幼儿飞行学校，他说因为恨日本人，想去炸死日本人。我突然悟到父亲每天坐在电视机前，是在“看死”他童年时代想炸死的日本鬼子。
1938年2月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开始的时候父亲还不满七岁，据不完整统计，九千多架次日军飞机，在五年里轰炸了二百十八次之多。《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记录：“飞机去了，人声喧浮起来，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忙乱地走着、跑着、叫着，悲痛凄凉地惨叫和失望无救地绝叫。此时，许多人已经像湖水一样把马路堵塞住了。一排排的房屋、高楼横倒下来，瓦片伴着飞灰，火焰燃烧着人类焦灼的骷髅。看到那些树木破碎的丫枝上，张挂着褴褛布片、血糜的肉块、破帽、断臂、花花绿绿的肚肠，天哪，这竟是人间的景象吗？” 我想这样的场景对年幼的父亲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建立了十四个重伤医院。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是其中的第十二重伤医院，我爷爷在那里任院长，奶奶任护士长。
曾家岩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其官员驻地，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有一次炸弹直接落在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滤器室等等全部炸毁，好在爷爷奶奶和大部分同事已经转移到防空洞里，在那里继续工作。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总是他从家里送饭去医院给日夜工作的爷爷和奶奶。父亲记得，爷爷锯下来的伤残的胳膊、腿等等，加上无法救活的人的尸体，每天要运走一卡车。
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在1892年开办的，也是重庆的第一所医院。爷爷奶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院长为锐朴牧师（B.C Rape）。他的家信里有这样一段对大轰炸的记录：“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手术上，空袭之后我们甚至会通宵达旦地手术。四年来，我们一直在被日本人轰炸的残破建筑里工作，一切都很困难，效率也很低……我们决定修复被袭击后剩下的最好的建筑，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完成。它将提供一百五十张床位的服务能力，也会因此鼓舞我们的信念。”
父亲至今仍然记得锐朴牧师。几年前，父亲得了心脏病，他躺在床上半开玩笑地说，上帝终于还是来惩罚他犯的罪了。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小时候有一个复活节，锐朴牧师和他太太做了布玩具，染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鸡蛋，在节前的晚上藏到花园的树木花草间，待第二天早上请医院家属孩子们来寻觅。这是一个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是孩子们很期待的事情。但是父亲在夜里拿了一只大篮子把玩具和鸡蛋都偷走了。第二天孩子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父亲在一边偷乐。锐朴夫妇意识到有人恶作剧后，开始调查，最后父亲的罪行被揭发出来。锐朴牧师指着父亲说，陈医生的这个孩子是个坏孩子。
爷爷最后一次去前线是抗美援朝，那时爷爷已四十八岁，他最小的女儿才十二岁，那时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代价，但还是报名去当了志愿军。我想起大女儿曾经问过我，她的遗传基因里是否有战场上的英雄。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应该告诉她曾祖父的故事，他血液里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性里最高贵的品格。
我想到“缘分”这个词。1939年我爷爷所在的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被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歌乐山，随后我母亲也跟她的父母搬到歌乐山生活，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我想像一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过。
这一错过就是十年。仔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也许对每个人，这都是一件差点儿就可能发生的事吧。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听着几个月前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跟父母聊天的录音，父亲说：“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48年，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在美国进修了，那里有个搞铁路的朋友跟他们说，中国铁路不够发达，你儿子应该到美国上大学，以后回去发展铁路业。但是我英文不大好，我爸想让我到上海去学英文，我妈妈说上海那个地方花花世界不行的，还是到南京去学吧。正好南京有个眼科医生，抗战时是我爸在宽仁医院的同事，眼科医生的老婆的妹夫叫杭立武，好像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长，就为我安排到金陵大学附中去读书。我去的时候，沈阳还是国民党的，一学期没上完，仗就打到长江边了。我爸妈发电报说赶快回重庆吧，那时什么金元券银元券的，变来变去，回重庆的路费汇到南京，当天买不到银元，第二天就只好买双球鞋了。我想这怎么办，我读的是个贵族学校，都是国民党政府和部队里高官的孩子，我有个朋友是将军的儿子，他们要到台湾去了。我说我要回重庆去买不到船票。他说实在买不到船票就跟他们去台湾。我说我到台湾去能干什么呢？他说去做他爸爸的副官。我说做副官好生活吗？他说可以的，你高中毕业了做中尉没问题的。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实在没办法就想跟他们去了，也不知道去了就一辈子回不来了。我幺孃的未婚夫在“中央大学”当讲师，我爸妈叫他赶快带我一道回家。那天我正好往校门外走，他正好来找我，就在校门口碰到了。那个时候南京对过全是共产党，这边全部是国民党，还有军舰，随时要打的样子。钱不值钱啊，最后我们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么一点点路，南京到上海开了个把礼拜。到上海住在我八孃家里，在山阴路四川路那个地方，我没事就带着白蒂（八孃的女儿）出去玩，一路走到外滩，看看觉得上海不得了啊，南京路十里洋场。我不敢进商店也没有钱，后来看到惠罗公司，橱窗里的衣服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就走进去看，印象很深。”母亲插话说，“惠罗是老牌子，姥姥也带我去过的。”
老天爷那双无形的手真的在牵鸳鸯线吗？父亲回不了重庆差点去了台湾，但他在最后一刻到了上海。也许父母那天都在惠罗公司呢，我想像他们本该在楼梯上偶遇的，父亲却在那件“做得那么好”的呢大衣前迟疑了太久而又错过了。
父亲的声音接着说，“在上海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就跟八孃借钱买船票回了重庆，准备考大学。刚解放的时候，重庆乱得不得了，我只好到北京去考大学，那時候想工业救国，就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到了哈尔滨，完全不是我想的样子，那个图书馆里没东西的，还要睡炕、吃玉米面，我吃了胃痛。那时候可以要求吃小灶，可是一个同学说，马上就要思想改造运动了，你不要去吃小灶，他们会批判你资产阶级思想的。我爸妈1949年从美国回来，那个以前救过我爸的李穆生在上海当卫生局局长，就把他们从重庆调到上海来了。我在哈尔滨病倒了就回上海养病，到上海吃回大米胃病就好了。我妈妈说，算了，不要去哈尔滨了。本来我是想免考进上海军医大学的，就是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但是我妈妈说好男不当兵，还是重新考吧，就考取了上海医学院。”
就这样，比母亲大两岁的父亲阴差阳错地成了她的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苏联式的八人自习小组，坐在同一个桌角。我想像老天爷摸了一把头上的汗，吁出一口长气说，这事终于有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