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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寒冬午夜，一個女孩独自行走，就是在道路两旁，也还是危险的。若她穿得不够保守很可能会被别人误会，若她穿得过于保守又可能被别人欺负。或者她穿得不是很保守也并不前卫，比如一件收腰夹克、一条拴了皮带的牛仔裤，再有一双突兀的红皮鞋。那个人就在误会与欺负我之间徘徊了很久。
天早就黑透了，我却决定走出地下室。出门前，我习惯性带上身份证、银行卡、现金三大样。她们在的时候我从不在午夜出门，不是怕寂寞，是怕理解。我从地下通道钻出来，穿过几幢摄影棚，绕过两家挂着模特化妆、影视制作招牌的公司，远远就能看见制片厂大门拱顶上革命雕塑的背影。出大门向右转遇见那座“有名”的天桥，但不用上去，往前走十分钟右拐进一条小路，便直通电影学院后门。师哥师姐已经带我们参观过好多次，然而我记忆最深刻的只有食堂，可能是还在长身体的原因，其他诸如多媒体教室、图书馆、黑匣子，总觉得没有直接刺激，兴味索然，听一半忘一半。
之所以来这条小路，并不是要从后门进入学院内部，只是一个习惯，当然还有一点盲目。就像写一个字，时间久了，你突然发现不认识这个字了，可你还得这么写，并且努力让自己按照原来的意思认识它，因为你不知道还能怎么写。我想不出还能往哪儿去，就在狭长的小路上来回踱步。红皮鞋在寂寥的石板路上发出空旷的回响，路灯忽明忽暗，有点诡异，有点性感，如此往复，全身上下冻透了。但还是不想回去，只想完全掌握时间，最好能够安排有些结果。他坐在车里，在我大腿后半米处滑行。开始我并非假装没在意他，而是想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打个车，看见他之后，心底又开始盘算，之前天桥上开枪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可能到一条小路上，再次了结一个女孩的生命。
靠近我的车窗是开着的，他在打电话，演技拙劣，后来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是在电影学院的后门，于是他又假装自己并不知道如何绅士地把我请上车。他一手接电话，一手扶方向盘，时不时腾出空来向我招呼一把，嘴里冒出来不及喘息而仓促含糊的邀请词。他刻意说得很大声，好像某城乡结合部夜市还没收摊儿。他亲热地冲电话叫奶奶，声音穿过副驾驶飘到街上，凝固在我和车子之间的冷空气中。很晚了，霜开始在石板上凝结，时间和空间都越来越小，我口中呼出的热气也越来越稀薄。理解他想说自己有孝心，讲道理，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不可能白嫖，更不可能杀人。我甚至还听得出他奶奶八十多了，便在心里盘算老年人睡眠少是否意味着熬夜。见我不搭理，他又滑行了片刻，车身越过我大腿根后，突然加速开走了。
我看见车屁股下面挂着一块军牌，我本不想记下上面的号码，可直到它拐出那条小路，我的眼睛仿佛还能看到那些数字，待我走到小路尽头，折返，脑子里还有两三个数字不断闪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那辆车又出现了。
车窗摇下来，我看清他的脸，像某个亲戚。
他说：你去哪儿？顺你一程？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反问，你去哪儿？
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我俯身钻进副驾驶，顺势把户外的冷空气也牵进了车里。我刚关上车门，他立刻盖上手机，把电台歌曲的音量调小，然后启动副驾加热按摩的功能键。他问我暖和一点没有的时候，迅速且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的侧脸、肩膀、胸、腰以及大腿这些所有借路灯能看到的部分。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回学校。
二
第一节课，解放天性。张老师让我跟大家表演猩猩的面部表情及动态形体。当然，接下来还要模仿狗、鱼、木头等等，甚至有人能够全情投入的同时还可以异想天开，甚至也能够模仿微波炉或者烟花什么的。张老师是这么跟大家介绍我的，他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形容我的笑声天真爽朗。
这话偏爱，专属，轻易就能捕获一个少女的信任，足够她全身的血液涌上心脏狂欢。为了安全地疏散那些血液，我只能夹紧膝盖，蹲住底盘，撅起屁股，尽可能地塌腰昂头，更加卖力地想像自己是一只无法直立的猩猩，朝第四堵墙侧身跑跳起来。从新同学们惊讶且惶恐的表情中，我知道自己成功了，起码没让张老师失望。如果认可一个人的同时就希望被这个人认可，那么我的确是一个喜欢被引导支配的人。尽管看上去我颇有主见，但事实上我是个空壳子，更享受被动前进，所以一开始我就能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张老师，但这被他误解成一种天赋。
寒假班再来培训的多是新面孔，难得有我这么念旧的学生，但很快我就发现，对张老师的爱慕经过一季秋风，全随落叶飘散了。有两位新来的女孩和我同在上午报道，交完学费，行政老师带我们仨去制片厂后面的小区找出租房。预算有限，我们直奔地下室。
我们的房间有一段与地表相接的密封窗户，是地下室为数不多有阳光照射的边套。所谓边套就是分布在地下室四周尽头的隔间，为了住上这种优质户型，我们每天都得从整片地下改造区穿过，包括设置在中间的淋浴室和公共卫生间。我就在那里遇见了广东姑娘。我是第一个跑进房间的，毫不谦让地占据了最隐蔽且获得阳光最多的安全角落，这样才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一览众山小。河北唐山的董小姐紧随其后，在我对面床上放下一只土黄色的尼龙袋子。我俩之间隔着房间里唯一一张书桌，桌面上有一袋前辈住户遗留的方便面调料包。江苏盐城的滴答在我斜对角停下来。她一进门就直面了自己的床位，自问自答，这上面多少人睡过？两人。哪两人？男人和女人。住我们隔壁的是两个在剧组工作的叔叔，行政老师说他们已经在此蜗居很多年，还特地带我们去打招呼。他们的房间只有我们的一半大，光是两张防震床就占去大半间，床上床下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更显得拥挤。台式电脑早已脏花了脸，笨重地堵在唯一能踱步的入户转角。我们仨站在门外与他们聊起来，看上去就像三只小母鸡拜访两只大黑熊。我曾想过他们的年龄，三十多岁也或许是四十多。我对年龄还没概念，我们谁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毕竟，没几个青春少年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和善、随意，一个沉默，一个话痨。沉默的像空气，想不起来什么样子。话痨是本地人，我喜欢跟他说话，这样就可以多学本地腔调。话痨请我们仨吃过饭，还把我举起来扛在肩膀上。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给我看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面是成捆成捆的百元现钞。他说，每部戏都需要大笔现金，他包里从不缺钱。我当下就在心里琢磨拍戏的种种好处。他又说，如果往后他成了导演，一定让我们仨去拍戏。 每当张老师夸赞我，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把那当作一次暗示。他通过表扬暗示你孺子可教，有天赋，而我却感到暧昧且激动人心。我也曾怀疑一切都是误会，因为有时候我和张老师的默契也会错位，更像一场戏里戏外的即兴表演。比如有一次，张老师让我们展示不同职业，每人五分钟换造型，三十秒表演。我想耍点小聪明，就地取材把教室当舞台，表演一个漂亮妩媚的时装模特。我在道具间找出一条超短牛仔裤，还有一双渔网黑丝袜。我果断放弃了黑丝袜，凭我对角色的认识，搭配黑丝袜一定会显得风尘。我用剩下的三分钟画了一脸粗糙的烟熏妆，排队的时候才急匆匆补上一抹红唇。同学们一个个走上台。张老师说，嗯，工人，不错;医生，不错;警察，可以的。终于轮到我了，我一个箭步向前，大甩着屁股走到舞台中央，我昂首挺胸，拗了个造型，准备惊艳全场。我似乎是看到了一些羡慕的眼光，于是撅起嘴巴往舞台左侧拽了过去。
张老师说，嗯，不错，妓女。我没有反驳。这种时候，默认就是默契。张老师照例没让我下台，叫来一名扮演工人的男同学上台。张老师让我俩用各自的身份即兴演一出戏，时长由三十秒延长至一分钟。
男同学慌里慌张地朝着我走过来。我先四下看了看，再笑盈盈地朝他走过去。他低着头说，唉？我昂着头说，嗨。他抬起头望向远方说，去哪？我说，去那儿。他说，那是哪儿？我说，派出所。不许动，警察！
三
坐进车里之后，我就看不清他的脸了。只有大概的轮廓，也或许已经看清楚了，只是现在没有了记忆。意识里他很瘦小，好像可以用单薄形容。他一直在清理嗓子，还咳嗽，但他开着军车，穿着军装，不应该是脆弱的形象。不对，他没有穿军装，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或许军牌也搞错了，他倒是说到做到，往我学校的方向开去了。
刚起油门，他就看着前方自言自语，说以为我是个鸡。我说我还是处女。
一路上，他都在说一些与我无关的话题。那天晚上，我对他的面部其实有一段清晰记忆，伴随着强烈的光感，大概是路灯穿进前挡风玻璃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喝茶的时候，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烟吸进去，把故事吐出来。我觉得我很认真地在听他的话，然而记忆里留下的全是他在昏黄灯光下的侧脸。
到了大门口，车子开始减速，但是始终没有停稳，车头从大门右侧滑行到左侧，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来回摩擦，和车轮一样在犹豫。片刻，他问我要不要去附近喝点儿东西。我的身体已经暖和过来，很舒适，也没有下车的意思。
我们就近去了一家茶馆，大厅是用暗红色的窗帘隔出来的，紧贴着门口的位置有一张圆桌，围坐着三个男人，他们跷着高过圆桌的粗壮的二郎腿，用北方某地方言聊时下最有名望的人物。紧接着，一帘之隔靠窗的位置有两个与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她们盘腿在沙发上斜卧，每人都夹着一根细长的万宝路香烟。她们在聊某段情感，不时拿出镜子擦擦眼角晕染的眼影，顺便欣赏自己的娇容。往茶馆内部走进去，所有包间都用同一种暗红色的窗帘分隔。
我跟他在最靠里的一间坐了下来，面对面。他要了一壶茶，给我点了各式各样的果盘。我一点儿也吃不下，总觉得有必要抓紧时间听他讲话才对得起那滔滔不绝的自述。他拿出一盒新烟，撕掉包装，食指轻佻地在烟盒底部敲打两下，任由哪根出头，然后抽出最趾高气昂的一根夹在两指间。他把香烟盒甩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好像今天它们必定全由他收拾了。他并不着急点烟，而是把香煙倒过来，让滤嘴在茶水里迅速浸湿，然后对着烟屁股吹了一口气，水汽便从过滤嘴里变成泡沫顶了出来。他这才含住烟头，点上。我本想提醒他吸烟有害，这一波操作过后，理解他是明知故犯。他抽了几口，开始重复在车上时说过的一些话，仿佛时间又倒了回去。他说他二十五岁，刚刚，就在几个小时前，参加了一场聚会，人很多，是给他们即将转业的军人举办的。他一遍又一遍重复陈年旧事里的琐碎细节，还回忆了部队里的生活，也涉及了许多个转业计划。但是这些都不能令他高兴起来，也的确不是什么能让人高兴的事儿，因为都过去了，或者还没有实现。他应该是难过的吧，在一个陌生的女孩面前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这已经是他最难过的表达了。他说这些时，表情和诉说他那段情感时一样麻木，我甚至怀疑过他是否面瘫，不过他的语言虽然总是重复，但很精炼，精准地表达了所有过去和现状。过去叫不堪回首，现在叫不知所措。他曾与一个漂亮的女孩定了亲，他说女孩漂亮之后，另外加了一句，和你很像。但他没说到底是眼睛像，还是鼻子像，就接着说他们布置了新房，通知了各地亲朋好友。他回到部队后每天晚上都期待着占有她纯洁的身体，可是等他再次赶回老家的时候，女孩却跟别人恋爱了。他对故事场景的形容也很鲜活，说是兴高采烈地推开房门，眼睁睁地看见了赤裸。然后他又说，从此往后，女孩子在他心里不再圣洁，他搞不懂女孩，恨她们，再也不愿相信她们。他说这话的时候面部依旧是平静的，但我还是听出了他的咬牙切齿。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真不敢确定了，剩下的那些免不了带上记忆的脑补和过分渲染。也或许有些确切的话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说过，但是记忆却把它们说了出来。望着他消瘦的脸，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我的叔叔。
四
我猜想过我的叔叔，因为他经常不在家。那晚之前，我只见过他六面。第一面，他在奶奶家堂屋门口洗脸，脸盆架子上搭着条毛巾。我站在他斜后方，昂头望着镜中的他，不知是屋外早春的光亮，还是镜子的反光，反正他显得干净清爽又神秘;第二面是他给堂姐过生日，他弯腰环起手臂让她坐在里面荡秋千，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第一次明确感觉到了一种渴望;第三次是在监狱里，奶奶带着堂姐和我去看他，他穿着蓝色囚服剃了光头，给我们姐俩每人一只小兔子;第四面是他出狱后来我家，他换上一件体面的黑皮夹克，左手揽着堂姐;第五面还是在我家，他拿着一对哑铃举起来，说男人一定要有力量;第六面是在他家，大家都说他要回来了，我在堂姐卧室门口等着看他，他从外面进来，看见我。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跟母亲长得太像了还是我长大变了样，若是前者他一定是吓了一跳，因为我母亲从来不会化妆，若是后者，他也一定吓了一跳，因为时光太匆匆。 后来，那人终于把话题放在我身上了，但问题总是围绕我家是哪里的，年龄、身高、体重多少这些让人立刻否定他的问题上。他还假装不经意地问我是否谈过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每当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的手正在解我的扣子。我不想让他感觉被忽视，也没准备好给他看我的裸体，于是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回答了他的问题。其实他问问题的时候根本没看我的眼睛，也或许是酒精让他的眼神迷离，反正我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看我，或者在看我五官中的某一官。回忆到这里，我能确定他的两片嘴唇都很薄，说话的时候几乎看不见它们在动，但是声音却持久环绕在他的两片唇周。
一部叫座且深得民心的戏半年前火遍了全国，制片厂门口蹲点的群众演员更密集了。最冷的时候，有人冻死在地下过道的正中间，我走下去看，卖唱的小伙子正立那儿调琴弦。人来人往，各不相干。报纸上，带着怜悯之心的学者否定他们的梦想;杂志上，社会学家认为这不是梦想，最多是生存法则。夜幕降临，我和他们都散了。不怕冷的爬上天桥，不怕鬼的撤回过道。如果要我选择的话，应该会是天桥吧，毕竟那里望下去，马路很宽，路灯很高。天越冷灯光越显得温暖，两排并行往前方蔓延，越远越跳跃，越跳越微弱，越美丽。
暑期班的时候，我并没有住在制片厂里，我和发小在她爸爸的办事处逗留了一整个暑假。住酒店，吃火锅，和同学唱K。只是每周一到五都得五点半起床，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课，下课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车。到底是年轻，只要眼睛睁开，不用吃早饭神经就能自燃。公车上，我们听着各自的MP3，循环播放最喜爱的旋律，想像自己就是旋律中的主角，一遍又一遍。到了寒假班就不一样了，还有两个月艺考，我摆脱了拥挤的车厢，也告别了舒适圈。我势在必行，眼睛一睁开，十分钟就能爬出地面。吃两只冒着热气儿的肉包子，左拐三百米右转三百米就到了厂东侧的一片白桦林。那地方灰白冷静，特别适合冬天。我站在林中最硬的一小片土地上，想像着站在话剧舞台上，开始半小时的声音训练。最远处那排白桦林就是剧场三楼的观众，我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实，足够他们听见。事实上，我天生就是那种山里人的大嗓门，无论是声音质量还是口腔技巧，都与话剧不对口，并且出了奇的难以改观。我个子高，瘦弱，身体也僵硬，形体训练课上，老师说我先天节奏紊乱。寒假班开始没多久我就慌了，先是慌对张老师有过的爱慕，后来慌他所有的认可。
我连续五天起早贪黑，周末就显得狼狈不堪。其实周末之前，从周一开始，我就和董小姐、滴答一起计划周末了，董小姐去试镜，滴答回老家，反正都是处理与课业无关但更重要的事情。我变成最清闲的那一个，没想到，一上来，就迷上了走夜路。
我和那人离开茶馆后又上了他的车，他帮我开车门的时候很做作。他穿着军装，他的确是穿着军装的。车再次开到制片厂大门口，他又没停稳，车头从大门左边滑行到右边。他问我，要不要去他家看看。我朝大门拱顶革命雕塑看去。他说：去看看吧，不会很久的，四点半我就得去接领导了。
他说话的同时，我的左耳还听到他脚下离合器正在解放，右耳听到引擎盖下发动机企图加速燃烧。
五
张老师想提醒我们，做一名演员最紧要的是观察生活。他让我们周末去车站、医院、相亲角消磨时间，还让我们分组妆扮成怀了孕的小夫妻，坐上111路公交车，用信念打动善良的乘客让座。我们都没按要求做，但是我悄悄在地下室占了一个好位置。窥视就先从对面的董小姐开始了。
董小姐是个美人，她有个外号，叫大眼。她的眼睛大大的，说着谎，像费雯·丽，随时随地，只要这对眼睛一出现就能收服人心。董小姐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激动，声调会变高，就像在话剧舞台上演戏。她最喜欢模仿《鬼子来了》里面的片段，说家乡话让她看起来更加可爱，也更加俗气。董小姐的鼻子和眉毛都是笔直的，鼻子恰到好处地占据了窄小脸颊的中心，连同眉毛一并完美分割了整张微黄的脸皮。谎言从她过分单薄的嘴唇轻飘飘流出，一张嘴就要突出的唇珠在断句的时候又缩了回去。好多次，我都觉得她就是布兰奇。躲闪的大眼睛，抖动的薄唇，她是布兰奇，唐山布兰奇。怪不得，她的长相是异域的，为此她总找不到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她慌张别扭，不经意就得扯点小谎，就算是满足对生活的戏剧体验吧。
董小姐比我们大个两三岁，也许更多一点，她无意中差点说漏，但直到最后一课，除了老师，没人知道她的实际年龄。董小姐还总是缺钱，月末我买了一块制片厂里出了名的葱油饼，分给她一半。她一边吃一边自嘲手里存不住钱。她说，月光族都抬举我了，我这花钱速度，你不能给我下定义。我笑起来，她又说，你瞅咱俩这点儿出息，一块大饼吃得跟烤羊腿似的，以后我出名了，回想咱们这会儿，你都得是我恩人。董小姐的美丽、谎言、尴尬本身就是一出滑稽戏，她的喜感就来自于她实实在在的俗气，只要她一开口，我就得咧开嘴狂笑。
她的脸是那么美，语速那么快，话的内容又是那么空洞，很長一段时间里，我都被这种平静美貌和急切神情交织的矛盾深深吸引着。有个男人大概也跟我一样迷恋上了董小姐。他很爱她，想娶她，还给她在老家最好的银行安排了工作。可董小姐瞧不上银行，我问为什么，董小姐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一辈子就只能穿一种制服了。当演员多好啊，想穿什么穿什么。
如果后来她能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如果她能真实得再深刻一些，可她的语速过快来不及思索，她一心考电影学院，其他专业院校统统不予考虑。虽然那年艺考，她哪个学校也没落下。她说过，她已经考了两年电影学院，每次面试都能过，成绩靠后一些，但总进得了专科的名次。全国近万人，她能排前两百。可败就败在文化课，董小姐的成绩只能在“成教”的边缘挂着，全国统考，六门课加起来一百八十分以下。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现象。
吃完大饼，董小姐软下来，她说父母在她八岁的时候就离异了，他们本来打算搬进楼房的，但现在她和她妈还得住在她爸留下的平房里。董小姐在封闭式艺校学习了十年民族舞，小碎步走起来，稳稳当当，兰花指嘬上，含苞待放。毕业后董小姐又顺理成章地在当地歌舞团跳了两年，但是，一来她太漂亮了，人人都夸她应该去做一名演员;二来她的身材比例其实不太适合舞蹈，腰长腿短，尽管她的右腿可以绕着腰旋转二百七十五度，可就是三百六十度也不如腿长的转个一百八十度看着顺眼。董小姐的腿短，还特喜欢盘起来坐在床沿上，如果我们嘲笑她土气，她就立马学老太太或者小媳妇。她说，如果她考上成教，她妈就把房子卖了供她念。将来她要是做了演员，这房子就卖值了。
六
第二个被我窥视的是躺在我斜对面的滴答。滴答雪白雪白的，有点类似当红影视演员梅婷，特别是那对眉毛，在雪白的皮肤上，根根分明，修长安稳。滴答浑身散发着一种贵族小姐式会享受的慵懒。就是快考试了，她也没什么危机意识。
滴答的心情总是很好，我不知道这和慵懒本身有没有直接关系，反正她从不过多争取，崇尚懒人有懒福。滴答近视眼，又懒得戴眼镜，所以看人的时候总是昂起下巴，再加上她不慌不忙的作派，总给人一种大户小姐不好惹的印象。她的口头禅是——多大点事儿啊。董小姐哭的时候，滴答会叹气，但接着又会说，多大点事儿啊。然后点上一根烟，中南海或者爱喜。
从正面看滴答腰身的比例比黄金分割还要标准一些，特别是腰臀比列，简直跟动漫里的缪斯一模一样。她还特地在那儿挂上一条腰链，有时候是红色，有时候是银色。她有意无意扭动腰腹的时候，上面的小铃铛就跟着哆嗦。我觉得那样很性感很让人着迷，也买了一条，可我的胯很窄，和腰几乎是一个尺寸，套上跟鸡脖子拴了条狗链子似的。这种情况下，滴答边斜着眼叫骂着，说，快点去破处就好看了。但我觉得那不科学。往后，她就总是拿这点破事儿嘲笑我。我不乖了，霸道了，她就会吵我。她说，再牛我就拿根黄瓜给丫破了！董小姐说，不，茄子，大黑茄子！我又咧开嘴和她俩一起笑。滴答喜欢称男朋友叫老公。说的多了，我也跟她学。我们躺在形体教室，脚踝靠在把杆上，你一句老公我一句老公，越叫越带劲儿。她伸出胳膊，露出一只银色的手镯。她说她老公来北京看她了，给她带了那只Gucci手镯，两千多块。那真是一个天价，当时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五六百。让滴答翻白眼的是，我根本不知道Gucci是什么，她说了好几天我都没能记住那个发音。其实也不是我没记住，就是说错了太丢脸。滴答骂我是傻帽，只知道背台词，实际上我跟记忆力一直相处得不好，它们比我有主见。滴答对艺考的态度始终是放任的，她坦然自己文化课不好才选择艺考，没什么特长专业，所以学个能混的。考什么样，全是命。
她到我家吃过一顿晚饭，以后再也没去过。我猜是因为她哭了，但那回还真不是我父母的错。我爸妈脸小，但都比较长，刻板严肃紧排在脸上，吓跑了我好多同学。从小学到高中，他俩就没失误过。看上去，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幸好我大学跑得远，我是故意的。但滴答来的那天，我提前给父母做足了优秀富二代的好友人设铺垫，他们出了奇地热情，多说了好几句客套话，家庭温馨的氛围立刻就被渲染起来。四菜一汤，大米饭半碗，没吃完滴答就沉默了，眼圈一红，迷离的大眼睛瞬时悲伤起来。我赶紧把她带回我的房间，我语无伦次地安慰起来，要强的姑娘都有把不幸解释成幸运的能力。滴答说她爸妈是做客运生意的，目的地在上海，经常一出发就是半个月。出发前，滴答的爸妈会留下很多零花钱给她，就放在门口鞋柜上。我没好意思说，想用在家吃饭换她鞋柜上的零花钱。滴答父母回家后总是劳累过度，他们通常先去洗脚房做个按摩，然后再带上滴答下馆子，照样是四菜一汤。
初二滴答就开始谈恋爱了，那个男孩比她大三岁，学习不靠谱，中学毕业后就不上了，给家里经营的一家招待所看門。他坐得住，他和滴答一样喜欢打游戏。每天上午他先打两个小时的游戏，午休的时候就让滴答去找他。他还喜欢做饭，每次都给她准备四菜一汤。他们在正午偏西最慵懒的时刻做爱，烈日透过金黄窗帘的温度就像洗脚房里的鼾声。他很会讨好她，总让她首先达到高潮。她闭着眼睛，粉色的血飘上脸颊，她的眉毛更柔顺地向着太阳穴的位置蔓延。红色腰链仿佛一条动脉在她的小肚子上荡漾起来，两颗银色的小铃儿激动地折射出光芒。有时候，她突然就失聪了，记忆趁机又跟鼻子好上了，一会儿是白床单上淡淡的八四消毒水，一会儿是青椒土豆丝的余烟，还有他口腔里残留着她羞涩的渴望。
一年后，某个炎热的周五，滴答正趴在教室最后一排睡物理课，睡得前仰后合。电话来了，是男孩的妈妈。午休的时候，他死了。煤气开着，不知是自杀，还是意外。
七
车缓慢向前开出去，直到高架才放开速度，周身的一切都变成灰色的幻影向记忆里退去。起初，他一直在中心环线绕圈子，一面重复问我去不去，一面又开始说自己的种种。时间再一次倒回，但有了许多分秒上的出入。
他说家人给二十五岁的他安排转业，可他不想回老家上班，他想做生意，挣钱争面子。他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要当兵，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转业。他的战友很多都留在了本地，如果他也留下来的话，但他还没想好能做些什么。说着他又改口说自己三十岁了，服兵役的时候经人介绍回老家办过一场婚礼，有个孩子。半年前他发现老婆出轨了，他想要离婚。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他郊区的房子看看。我没有回答，一方面他说话太多，我来不及回答，二是他的问题太难，我回答不了。毕竟我跟他的确不熟，而他似乎也并不真的在意我的回答，他就是要带我走的，从看见我那一刻。或许他知道我有我的语言，和他一样在诉说。
他穿着军装，然而到了他的住处却没有了，他脱掉了。我想之所以总是不能确定他到底穿了军装没有，就是因为他脱掉了，而脱掉之后的记忆又很深刻。我忘了是怎么答应跟他去他住处的，记忆在他那张被黑夜笼罩的侧脸上戛然而止，源源不断的高速路迎面而来。一闪而过的路灯，狭长的隧道。一路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说话，只在加油站里匆忙喝了一口水。还好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与他单薄的身体大有不同，像是某个深夜情感调频里的男主播。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再说话，那些好听的声音就来自某个男主播。但我又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看，这边就是广播学院的新校区，很大的。那声音仿佛是广播中传来的，我回答说，是的。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从车窗望出去，只有与墨蓝天空相接的无边无际的公路。
他说我们正在往外环以北开去，路面更加宽阔了，看不到的远方，没有尽头。
从市区大道蔓延而出的灯光不知不觉消失在郊区的小路上，出了环线就没有什么在跳跃了。天更黑，空气更冰鲜。大概又过了二十分钟，我们转进一个小区，他的住处在比郊区更远的一片别墅群中。转进小区的时候，他说这是他姑姑的房子。进了房间后，他说这是他和一个人合租的房子。 他开进地下室的时候很快，一个急停，迅速下车，麻利地从车后绕到副驾这边帮我打开车门。他没有带我走升降机，而是从地下室的楼道里走上去。他说他的房间在三楼，不用坐电梯。我跟在他身后爬楼梯，他却突然身轻如燕、步伐跳跃。到了三楼，他才想起来从裤兜儿里取出钥匙。开门前，他再一次迅速且认真地打量了我，从头到脚，一秒钟。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种冒犯，或者說，我的心里开始忐忑，仿佛他的手已经解开了我胸前的扣子，可我还不知道怎么把他的手拿开。
屋里空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更别提什么装饰品。客厅只有简单的一张饭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两个放杂物的废纸箱，窗帘是拉开的，外面漆黑一片，白色地砖显得一切更加冷清。进门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直冲到里间，在门口向里扫视了一圈，然后关上那个房间的门。他说那是他朋友的房间，说完又带出一些有关他朋友的混乱的语言，我不能确定那会儿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到了人们灵感突现创造力极佳的时刻。
他没有让我在家里休息的意思，重复说一早要赶回市区接领导之类的丧气话。我站在空房间里不知该干什么，还真不是地方大就住得下人的。他说得越多，屋里就越空旷，好像连把椅子都没有了，我实在不知该往哪里坐。
不对，有椅子，好像还有一张沙发。不，没有沙发，我去了他的房间，那是他的床。他问我要不要进卧室看看，然后他去了卫生间，我就往他的卧室走去，在他卧室的门口停了下来，我忘记了他卧室的样子，因为突然停电了。
八
广东姑娘走的前一晚，我才发现自己早在窥视她了。那晚她单独和我吃了一顿饭。我们在路边一家十平方大小的河南面馆坐下，白炽灯照得她的皮儿泛出了地下室洗浴室里的蓝光。我才看清楚，原来她和电影里梁家辉的情人珍·马奇如出一辙，僵硬的睫毛，翘鼻头，突出的牙齿，就连雀斑都分布在同一区域。
我吃完最后一根面条，抹抹嘴，心想要是她也来和我们一起上学、考试，我这排名又得往后挪了。她不再往嘴里送饭，拨弄盘子边缘的米粒。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神意味深长，大概是看穿了我，知道了我的潜意识。我只见过广东姑娘吃炒饭，她从不吃辣，也不吃醋。每次和她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提起家乡的粉。吃过家乡的粉，她就吃不了异地的面。每当她想吃一碗热粉的时候，又逃不过面馆的招牌，倒胃又饿是她的常态。于是她只好太喜爱吃炒饭，仅次于喜爱她的男朋友。她摆弄着盘子里的米粒汇聚成最后一勺米饭，每次她都不会把这最后一勺饭吃完，因为她家乡有一个习俗，吃饭的时候要留一点，这样就能年年有余。她低下头继续拨弄那些米粒，她把它们赶到盘子中间，很快又堆积了一勺饭，但她并不吃那勺饭，看上去就像一个吃饱了的小孩闲耍。她开口说想跟我借点钱。
第一次见到广东姑娘的那天，她正朝男朋友的胸膛贴过去。他们靠在一起，正面洗浴室里那块阴森的墙镜，镜下一排五个自来水龙头面对着他们。有一个水龙头没拧紧，哩哩啦啦地流着水。广东姑娘的男朋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先整理领口，然后挑挑浓郁的眉毛，抖抖卡进长睫毛的刘海。他真的很帅气，一米八五的身高配合一颗窄脸的小脑袋，深邃的眼窝、分明的唇线。第一眼，我们都以为他是班里的新同学。不知是洗浴室里的白炽灯太刺眼还是他的皮肤白腻过分，我总觉得镜子里反射的空间连同他一起染上了一层跟死亡有关的火焰蓝。往后，几乎每晚都能在洗浴室的镜子前见到他，他的爱好就是照镜子。我想广东姑娘一定不怕丢了自己的男朋友，如果找不到了，只要去镜子面前，总能找到他。广东姑娘身材窈窕，也是九头身，但她只是模仿性照一下镜子就侧身搂抱她的男友去了。她双臂环绕他单薄的胯胯轴，仰望他的完美侧颜，他依然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那里才是他的生活。她只好转过头学着他的样子看镜子里的他，崇拜、欣赏、迷惑在她同样空陷的眼窝里来回交替，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自己与男友一样小脸白皮，鼻头微翘，我说起来，她就说这叫夫妻相。广东姑娘每天都睡到下午，起床后就爬上地面到长椅上享受西晒，跟我们熟了以后，她便经常到教室门口等我们放学一起吃晚饭。饭后，她又随我们一起到宿舍里聊聊，她很温顺，有一种黏人的本事。她的声音细小温柔，广东方言特别中听，她讲起来，更有如胶似漆的味道。她跟我们说得最多还是她的男朋友，直说到我们洗漱完一个个爬上床，她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等他。我们都知道，她很爱男友，不然她不会连个行李箱都没准备就跟他走了。但爱得深，伤就在所难免，地下室里飘过他们的贴面舞，也传过他们声嘶力竭的争吵。
见我没回答，广东小姐又说她想回家了，撑不下去了。可恰好月底，我也余量不足，再过两天就到了跟董小姐吃大饼的日子。或许她比董小姐还要拮据，虽然她有一个在夜店上班的男朋友。我曾介绍她去制片厂里的一间摄影工作室做兼职，里面的学生都很喜欢她，因为她的长相很立体，好用光。但过后听说她没拍几次就不去了。
广东姑娘的男友在夜店上班，但她绝不去那里工作。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她老家有很多夜店，前些年，一连十多个女孩都被杀了。杀人者常常把女孩们关起来折磨至死。那些人专挑小姐杀，说是为民除害。胡扯。滴答掐灭烟头，嘴巴和鼻孔像是着了火，冒着愤愤的烟。为谁除害呢？小姐不是民啊，不是民当什么小姐啊？小姐是天使？怎么不杀身高马大的鸭呢？话没说完，滴答的口鼻就如泄了气的破车抖起来。董小姐和我眉目相对，垂下眼皮说：鸭也是天使啊！杀人也要立牌坊，真是道德败坏，死变态！吃饭！
第二天晚上，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意志最迷糊的时刻我听到老地方又起争执，嘈杂声从门缝里蹿进宿舍直刺向滴答，她郁闷得很，骂骂咧咧，幸得年轻，大家像小鸽子一般嘀咕两句就都闭上了眼睛。后来，我听到有人敲门，如果不是第二天滴答提起，真以为那是个梦。那会儿我已完全丧失了开门的意志，深信在梦中，就算有人把门踹开了，都不能阻止我安睡。后来，又出现些窃窃私语，然后全世界安静了一瞬，天就亮了。我照例六点钟爬起来登上地下室的楼梯，吃两个包子又往小树林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地上的落叶消失了，想发气泡音，嗓子一紧，才觉得天更冷了。白桦林里寂静无声，青灰的树干和我只穿一条裤子的意志一样直挺挺得做作。上午有形体课的时候，我就习惯穿那条黑色练功裤。那天形体课结束后，教室的窗户和往常一样凝结了厚厚一层雾气。我们也和往常一样，集体瘫倒在地板上。不过那天好像尤其累，地板上很快浮起鼾声，如汽笛。是与我搭过戏的那位扮演民工的男同学，他脊背接触地面的一瞬就因体力透支与世隔绝了。滴答说：她走了。我转过头，顺着一片汗渍往她腋下瞟去，天花板上的灯光照在上面，一闪一闪，模模糊糊。她说：回了。我说，为什么？她说，男朋友在会所认识个女的，给钱的。我说，她好像提过这事。她说，你懂个屁！我早说那男的不靠谱。我说，昨天他们在吵架？她说，打架。我说，我听见了。她说，你睡得跟猪一样。我说，我真听见了。她说，她借钱买火车票。我说，连夜走的？她说，眼哭肿了，手上还有血。我说，前天……她，借了多少？她说：压根儿没打算还。
九
房间里漆黑的程度比郊外还要严重。外面起码有月光，屋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孤单的，冷冷清清的。我正怀疑灯是不是他故意关上的，还有这个地方是否真的是用来住人的，那个房间到底是不是他朋友住的……
他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没有动，什么都没想。
他自顾自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我身上有电击。他说，我现在就把你绑起来，直接把你的裤子脱下来！你喊都没有用，谁知道？
他的声调提高了，依然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自从进了这间房，我就没有接过他的话，他说什么我都一言不发。面对他突然变化的暴躁，我并不感到恐慌，相反我却觉得他是怕我的，从一开始，他就是怕我的。他又开始诉说他的计划，说他应该设法让我不能动弹，最好是设法让四肢无用，这样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黑暗里，他几乎是在比画着说出来，他要将我绑在窗台上，然后脱掉我的衣服。重复了三遍，但他始终就站在原地比画着。
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没有接话，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等待。或许他会按照他说的做，我也不会反抗。无知是强大的，无知可以面对杀人犯，也可面对勇敢又愚蠢的渴望。
脱掉外套的他显得更加瘦小，他突然一屁股坐到床上，躺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声音微弱。他问我为什么不上床去睡觉。我问，你为什么不过来？他说，我怕你会踢我。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伸出臂膀把我的头拢在他胸前，贴近他的心脏，我和他都变成了小孩子。我开始思念我的叔叔，大家对叔叔的期望很高，有点于勒的意味，但也或许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他从未有过于勒的结局。所以他总是一个高大的谜，一个远离家乡的谜。有那么一次，仅有的一次，我给他发短信，本来是奉父命打听一件事，可手指一颤偏偏发出了一句问候。那也是一个冬夜，我说，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他说，我得睡一会儿，今天开了一天车，太累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又说，你还想待在这里吗？
回程的时候天刚刚破晓，看得到的远方更遥远。没开多久天空就泛白了，还是一样无尽头的高速公路，路灯在身后一盏一盏熄灭。到这里，我终于记起了他的样子，他的额头圆鼓鼓的，八字眉，鼻子细长挺直，眼睛不大，不大到看不見里面的红血丝，过度消瘦使他两腮凹陷，颧骨突出，五官也因此更加立体。我想疲惫不堪应该是他的常态，他的生活与我是大不相同的，只是昨晚，我们时空交错。电台推送了一首情歌，我把声音调大，那一路他再没有多说一句话。
没告诉过他我的姓名，也没告诉他我特别喜欢坐在副驾驶里望着无尽头的路。也许他和我一样，还有董小姐、滴答、广东姑娘、我的叔叔……他们，那时候，那些飘荡的人，我们都看不见尽头的路，孤独地享受着被动的前行。
我睡了很久，明晃晃的光芒从蓝色窗帘的缝隙里流进来。他发信息对我说，他在某个十字路口看见了我，他大声喊我，我也不理他。
我再也无法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张老师，最后的一周，我像摊泥滞留在教室里。张老师说，就凭你那机灵劲儿，就这个？你就给我看这个？他的语气里带着不满和失望，特别狠。我以为这话是要否定了攥在他手里的一切所谓天赋，我哭起来，像做负重练习时一样精疲力竭地哭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容易被他人喜好主导的时光，也因此误会重重。我早就想过，董小姐是最漂亮的，滴答是最聪明的，姑且给自己戴个最刻苦的高帽子，毕竟只有努力了才知道天赋的重要性。
没人知道我在哭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张老师说，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他离开了教室，也或许是我离开了教室。总之，我们好像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