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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是七夕节的女一号。织女不是一个人名，是职业加性别的号，民俗符号，艺术符号，是一群人的共名和理想。在传说中，她不但是关乎人类衣着的神仙，而且还“主瓜果”、“主生育”。在传说和文艺作品里，织女形象远较牛郎活跃，性格鲜明，内涵深厚。牛郎只有织女一个女人，而织女交往过的男子，就不光牛郎一个。
《太平广记》卷68所引的《灵怪集郭翰》是一篇志怪小说，演述的正是织女与文士郭翰之间的“婚外恋”，小说书写得绘声绘色，文辞优美。两情浓密时，郭翰倒还念及牛郎，问她：“牵郎何在?哪敢独行?”而织女回答得非常干脆：“阴阳变化，关渠何事?”在她看来“阴阳变化”是最自然的事。这样的女性搁在当今社会，也不多见：两个孩子都“扔”给男人，自己寻找新的快乐。在古代，当然更不被主流社会和大多数国人认可：织女郭翰事，最终没有被搬上舞台，广为流传。
《天河配》，取材于牛郎织女故事。商人张有才兄弟同居，张受妻子嘎氏挑拨，与弟弟牛郎分家，只分给牛郎一头老牛。牛郎突然遭此生活变故，又忧虑今后生活无着，一时独自凄苦难已，忽然，老牛开口说人话了。原来此老牛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老牛教牛郎径往天河，趁七位仙女在天河里沐浴之际，窃取第七位仙女织女的衣裳，而后在老牛的见证下，牛郎织女结婚成亲，从此过起了男耕女织、衣食无忧的日子。数年过去了，牛女生有一对儿女，孰料某日，王母来招织女返回天廷，织女难违天命，只得跟王母回去。牛郎披上老牛临终时留下的牛皮，挑起担子两头坐一双儿女，急起直追，最终因天河阻隔，不得团圆，天河两岸的夫妻儿女，感伤不已。王母念他们情深志诚，允许他们每年七夕之夜一见，届时有百鸟搭成鹊桥，使夫妻相会、亲人团聚。故而此剧又名《鹊桥会》。
“京师最重应时戏”，“逢七夕，必演《鹊桥会》”。京剧等许多剧种都有此剧目。民间七夕节各地方戏纷纷上演此剧应景。解放后，又出现许多改编本，有的名《牛郎织女》，更加直接明确。黄梅戏《牛郎织女》被拍成电影。
织女在天国即七仙女，交往的另外一个男子就是孝子董永。董永出现后，风头大大盖过牛郎，成为戏曲舞台上千年不衰的一个男人形象，成为国人“男耕女织”理想中“男耕”的典型。
三月三和七月七是传统节日里面最关乎生命意味的节日。它们都附有“天鹅处女”型故事，围绕着三月三的“简狄吞卵”和归附于七月t的牛郎织女就是。当然，到后世，简狄吞卵故事像三月三一样，渐渐不彰；而牛郎织女故事却大有发展，直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细辨，牛郎织女故事应该属于三月三和七月七两个节日所共有。织女天河沐浴被牛郎偷窥、羽衣被牛郎偷藏直到求爱的部分，应该是属于三月三的。牛女隔离、隔河相思、乌鹊搭桥让有情人七夕相会部分，属于七月七。汉民族自宋代理学大兴，像三月三这样两性色彩浓郁的节日自然难以彰显，而七月七，因为牛郎织女已经做了“夫妻”，且已有孩子，人伦意味较浓，所以能够传承能够发展。但民间的智慧是：索性把原先在三月三做的事情，归并到七月七一起来做，于是，七月七成了关乎家庭同时关乎恋爱的节日，牛郎织女时而是恋爱的当事人，时而是管男女恋情的媒神，时而又是管子女出生、瓜果收成的生育神。另外，由于媒神和生育神的职能关联，牛郎后来还演化成了“桥神”。七夕夜，女孩子在星空下向织女乞巧。这一古俗至今没有从中国消退。2006年中国将七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海有一群女孩，穿汉服，在布制针座上拈起七孔针穿之，还比赛谁穿得快。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这一“穿”，就“穿”了两千余年呵。只要国人有了觉悟，古老的传统节日就没有不复苏、不振兴的道理!
广州一带有“七娘会”，由姑娘们相约组合，各人出资若干，平时利用闲暇以通草、米粒、芝麻和彩纸制作了花卉、果子、仕女等工艺品，初六之夜都带了来，置中庭八仙桌上供人品评，初七日再“沐浴天孙水”，迎仙、拜仙、拜牛郎等，仪式礼节繁复。随后靓妆团坐，任人观看不禁。畲族举行“赛带会”。畲族女性的民族服装叫“凤凰装”，其彩带是凤凰装的主要饰物，由女子自己织绣。是夜，以村为单位，女子们纷纷拿出自己钟爱的彩带，互相比巧媲美。当地民歌云：“七月初七赛带会，凤凰还巢阳鸟归。百鸟朝凤凤展翅，畲族最喜凤凰美。”这就在“乞巧”的基础上发展到了“赛巧”。韩国七夕妇女们纺织比赛，要从七夕一直进行到中秋，决出胜负。韩国女子是向牵牛星祈祷、乞巧的，以求自己的针线女红更上一层楼。这与中国大多数地区女子向织女星乞巧的做法正好相反。可能她们觉得男性更有资格品评女性的活计吧!
织女是东亚女性的一个理想：心灵手巧。一个巧手女性的理想符号。中国历史上和文艺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如元代上海的黄道婆，《红楼梦》里善编织的黄莺儿、善绣善补的晴雯身上，都有着织女积极的影子。
《太平广记》卷68所引的《灵怪集郭翰》是一篇志怪小说，演述的正是织女与文士郭翰之间的“婚外恋”，小说书写得绘声绘色，文辞优美。两情浓密时，郭翰倒还念及牛郎，问她：“牵郎何在?哪敢独行?”而织女回答得非常干脆：“阴阳变化，关渠何事?”在她看来“阴阳变化”是最自然的事。这样的女性搁在当今社会，也不多见：两个孩子都“扔”给男人，自己寻找新的快乐。在古代，当然更不被主流社会和大多数国人认可：织女郭翰事，最终没有被搬上舞台，广为流传。
《天河配》，取材于牛郎织女故事。商人张有才兄弟同居，张受妻子嘎氏挑拨，与弟弟牛郎分家，只分给牛郎一头老牛。牛郎突然遭此生活变故，又忧虑今后生活无着，一时独自凄苦难已，忽然，老牛开口说人话了。原来此老牛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老牛教牛郎径往天河，趁七位仙女在天河里沐浴之际，窃取第七位仙女织女的衣裳，而后在老牛的见证下，牛郎织女结婚成亲，从此过起了男耕女织、衣食无忧的日子。数年过去了，牛女生有一对儿女，孰料某日，王母来招织女返回天廷，织女难违天命，只得跟王母回去。牛郎披上老牛临终时留下的牛皮，挑起担子两头坐一双儿女，急起直追，最终因天河阻隔，不得团圆，天河两岸的夫妻儿女，感伤不已。王母念他们情深志诚，允许他们每年七夕之夜一见，届时有百鸟搭成鹊桥，使夫妻相会、亲人团聚。故而此剧又名《鹊桥会》。
“京师最重应时戏”，“逢七夕，必演《鹊桥会》”。京剧等许多剧种都有此剧目。民间七夕节各地方戏纷纷上演此剧应景。解放后，又出现许多改编本，有的名《牛郎织女》，更加直接明确。黄梅戏《牛郎织女》被拍成电影。
织女在天国即七仙女，交往的另外一个男子就是孝子董永。董永出现后，风头大大盖过牛郎，成为戏曲舞台上千年不衰的一个男人形象，成为国人“男耕女织”理想中“男耕”的典型。
三月三和七月七是传统节日里面最关乎生命意味的节日。它们都附有“天鹅处女”型故事，围绕着三月三的“简狄吞卵”和归附于七月t的牛郎织女就是。当然，到后世，简狄吞卵故事像三月三一样，渐渐不彰；而牛郎织女故事却大有发展，直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细辨，牛郎织女故事应该属于三月三和七月七两个节日所共有。织女天河沐浴被牛郎偷窥、羽衣被牛郎偷藏直到求爱的部分，应该是属于三月三的。牛女隔离、隔河相思、乌鹊搭桥让有情人七夕相会部分，属于七月七。汉民族自宋代理学大兴，像三月三这样两性色彩浓郁的节日自然难以彰显，而七月七，因为牛郎织女已经做了“夫妻”，且已有孩子，人伦意味较浓，所以能够传承能够发展。但民间的智慧是：索性把原先在三月三做的事情，归并到七月七一起来做，于是，七月七成了关乎家庭同时关乎恋爱的节日，牛郎织女时而是恋爱的当事人，时而是管男女恋情的媒神，时而又是管子女出生、瓜果收成的生育神。另外，由于媒神和生育神的职能关联，牛郎后来还演化成了“桥神”。七夕夜，女孩子在星空下向织女乞巧。这一古俗至今没有从中国消退。2006年中国将七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海有一群女孩，穿汉服，在布制针座上拈起七孔针穿之，还比赛谁穿得快。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这一“穿”，就“穿”了两千余年呵。只要国人有了觉悟，古老的传统节日就没有不复苏、不振兴的道理!
广州一带有“七娘会”，由姑娘们相约组合，各人出资若干，平时利用闲暇以通草、米粒、芝麻和彩纸制作了花卉、果子、仕女等工艺品，初六之夜都带了来，置中庭八仙桌上供人品评，初七日再“沐浴天孙水”，迎仙、拜仙、拜牛郎等，仪式礼节繁复。随后靓妆团坐，任人观看不禁。畲族举行“赛带会”。畲族女性的民族服装叫“凤凰装”，其彩带是凤凰装的主要饰物，由女子自己织绣。是夜，以村为单位，女子们纷纷拿出自己钟爱的彩带，互相比巧媲美。当地民歌云：“七月初七赛带会，凤凰还巢阳鸟归。百鸟朝凤凤展翅，畲族最喜凤凰美。”这就在“乞巧”的基础上发展到了“赛巧”。韩国七夕妇女们纺织比赛，要从七夕一直进行到中秋，决出胜负。韩国女子是向牵牛星祈祷、乞巧的，以求自己的针线女红更上一层楼。这与中国大多数地区女子向织女星乞巧的做法正好相反。可能她们觉得男性更有资格品评女性的活计吧!
织女是东亚女性的一个理想：心灵手巧。一个巧手女性的理想符号。中国历史上和文艺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如元代上海的黄道婆，《红楼梦》里善编织的黄莺儿、善绣善补的晴雯身上，都有着织女积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