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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乡下枯萎数月的冬草已经返绿。每到这个时节，我总会想起离我远去的父亲母亲。对他们的思念如流水般沉静的岁月，漫长得令人伤感。父母活着时的光阴走远了，但我偶尔的睡梦里，他们音容宛在，恍如昨日……
一
我的父亲叫李雄，是山西省神池县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他出生于神池县城西北方向7公里的一个叫段黄咀的小村庄。
父亲的童年应该是和当时大部分农村小孩一样度过的，懂事以后或者青年以后，他就接受进步思想追随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当民兵、当民兵队长，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和乡亲们一道同敌、伪开展斗争。1947年吧，父亲入党并且参加革命工作，带领民兵参战，担任排长。1948年组织上调他随军西进，跟着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入陕西省宝鸡、凤县一带，接管政权，肃清土匪，为建立新中国兴奋地奔波、忙碌。我后来从档案中看到，1949年以后父亲先后担任过陕西省凤县六区、七区、五区的区委书记，县粮食科科长，商业局局长，平木区区委书记，县铁厂党支部书记，机械厂党支部书记，新华书店经理等职务。
1951年，父亲担任六区区委书记的时候，经同事介绍与我母亲结婚。1961年，母亲接到我山西神池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我奶奶病重，要求赶紧回去探望，便带着我和哥哥凤喜、姐姐凤琴、弟弟崇喜，“举家”回到了神池县段黄咀村。回来以后，奶奶却并没有生病，只是说想我们了，母亲就和我们在村里的窑洞里住下，当时我只有4岁。不知是怎么回事，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段黄咀村后，没有再筹划过回陕西，反而把我们的户口都落在了村里。8个月后，父亲也调回神池县工作，先后担任东湖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1964年冬天，他跟随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到五台县搞“四清”，期间感觉到吃饭吞咽困难，也没有及时检查治疗，后来严重了才到太原检查，结果被确诊为食道癌。县委派组织部干部冀有文陪着他到太原做了手术。听说当时冀有文常常是背着他行走，让我们十分感动、感激。父亲做了手术就回到家养病，于1967年去世，年仅47岁。
父亲去世时我才10岁，记忆里留下的东西并不是很多。现在细细回想起来，父亲首先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工农干部。他和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一样，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生紧随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辗转奔波。从山西到陕西，又从陕西到山西，从民兵队长到区委书记，又从区委书记到公社党委副书记，无论路途远近，也不管职位高低，都能近能远，能上能下，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忠心耿耿，尽心竭力，无怨无悔。他文化程度不高，可能只是在“速成班”里识了几个字，我隐隐记得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字像葡萄一样大，一张纸上没写几个字就满了，所以并未留下什么文字资料，可是父亲用行动诠释了他的思想和信仰。
父亲是一个既忙工作又爱家的人。我们回到段黄咀村后和奶奶、二爹挤住在两间半窑洞里。后来二爹要结婚成家，实在挤得住不下了，父亲便费尽周折买回一些木料来，请村里人帮忙搭建了两间西房，让二爹搬到新房里去住，我们依旧住在旧窑洞里。窑洞里面南向一半是通铺大炕，北向一半是泥土垫压的地面。地上除了一个水瓮和几个装粮食的大瓮，再没有别的东西，一家几口的被褥、衣服全在炕上堆着。父亲在外面想办法买了一根榆木，请木匠师傅锯成木板，制作了一个大木箱子，由骡子驮着送回家。母亲进县城买了红油漆，一刷子一刷子将箱子涂成大红色，并且安装了一个闪亮的铜锁，上锁和开锁时会发出脆脆的响声。箱盖上摆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红白相映，配上黄灿灿的铜锁盘子，十分醒目，成了我们家当时最耀眼的摆设，也成为村里人羡慕的景观。
父亲的工作一般是在农村蹲点下乡，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和社员们（现在叫村民）开会，很少有时间回家，可是他心里时时惦着家里。在小寨公社羊坊村或者烈堡公社赵老沟村下乡时，离家有几十里的山路，每隔半月一月，他总要摸黑走上几小时回家看望我们。当时不知怎么约定的，抑或是心灵感应吧，我仿佛知道父亲哪天要回来，下午便带着弟弟崇喜，到村西北头约二公里远的大梁坡路口处，一边玩耍一边等待父亲回来。等到黄昏以后，突然发现从坡的那一面走出一个人影，拄着棍子（父亲眼神不好，出门时手里经常拄着一根鸡骨头木棍）向我们走来，我们就赶紧小跑着迎上去，一边一个牵着父亲的手，无比喜悦地回家。为这事父亲怨怪过母亲，说孩子们小怕遇上狼，母亲说是他们自己跑出去的，我也不知道呀。这样去迎接父亲有过好几次，成为我记忆深处的一份感动。
父亲生前很疼我。记得有一次过年，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不知姐姐说了我几句什么“坏话”，激得母亲骂了我一顿。我委屈地躲进小窑窑（东侧一间偏小的窑洞）里低声哭泣。父亲跟着我进去，掏出手绢给我擦泪，又给了我几颗水果糖，哄劝我出来到大窑里吃饭。有一年我出麻疹，一个星期蒙着棉被发高烧出汗，不能吃饭。麻疹出来高烧退了，肚子饿得实在不行，就偷着吃了些炒面（用莜麦和黑豆炒熟磨成的面粉），结果吃得肠梗阻了，半夜里肚疼得打滚。父亲赶快给县医院的院长写了封信，让二爹和哥哥带上，连夜进城去请医生。他坐在炕沿边守着我，把手伸进被窝里不停地轻揉我的肚子，眼眶里充溢着泪水，直到凌晨医生赶来。
父亲临终前的那几天，瘦得皮包骨头，常常疼得满炕打滚。母亲带父亲到县医院输液缓解症状，我也着着急急地跟着到了医院，在病床前盯着父亲输液的针头和液体的滴数。那几天，我正在看小说《欧阳海之歌》，小说里欧阳海受伤后在医院抢救输血的情形，让我以为救治重病的人都需要输血，便不停地问母亲：“为什么不给我爸爸输血，为什么不给我爸爸输血？”父亲吃力地睁开眼睛，伸手在我头上轻轻推了一把。母亲悄悄地对我说：“你爸爸嫌你烦，你下午回去吧。”
父亲输完液后，我就离开医院沿着十多里山路回村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一走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几天之后，父亲撒手离开了我们……
二
我的母亲叫刘万芬，1933年出生于湖北省均县草店镇，她的父亲刘明珠是个弹棉花或做棉麻生意的，母亲无名氏，弟弟叫刘万寿。三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有再续弦，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地度日。母亲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文工团，后来还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过慰问演出。我小时候见过她珍藏的赴朝慰问演出的纪念品，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和一支黑杆钢笔，上面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或政治部的字样。后来不知怎么，母亲就到了陕西，1951年她十八岁的时候，和我父亲结婚成家。据她后来给我们讲，当时婚事办得很简单，同事们把她的被子抱进我父亲房间，两个人就算是成亲了。按说母亲从湖北参军出来，到过朝鲜战场，后来又辗转到陕西，一定是有组织有单位的，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单位工作，只知道她生了孩子后就退职在家。 我对母亲的记忆，大体上是从父亲去世后开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母亲很坚强、很严厉、很明理、很乐观。父亲去世那年她三十五岁，我们兄妹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母亲以一个江南女子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北方黄土高原残缺家庭的重担。她起早贪黑，挑水打柴，做饭洗衣，喂猪喂鸡，操持着七口之家的柴米油盐、吃饭穿衣，让每一个孩子都该上学的上学，该参加劳动的参加劳动，正常地生活和成长。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她不惧凄苦辛劳，尽力多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北方的许多农活她不会干，就找生产队长承担一些笨重的体力活儿，比如放牛、拾粪、擂粪、担垫牛圈的土、拉砘轱辘、打土坷垃（平整土地）、掏山药蛋、巡田、赶小平车，等等。她还发挥自己做饭的特长，给秋季深翻土地的公社拖拉机站的师傅们做饭，当时她烙的葱花油饼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每年秋冬分到口粮后，村里推碾围磨加工米面，就是家家户户的一件大事。我们自家有一盘石磨，磨面比较方便，只是炒莜麦的大锅全村只有一口，而莜麦又必须炒了以后才能磨面，人们就得排队。母亲早早用水把莜麦淘洗晾干，然后背到炒锅坊排上队，轮到白天就白天炒，轮到晚上就晚上炒。莜麦上有一种茸毛，在炒焙过程中雾似的飞扬起来，沾到皮肤上奇痒难耐。母亲头上、脖子上围着毛巾，袖口用草绳扎得紧紧的，炒着炒着眼睫毛上、鼻孔处、耳朵孔里就沾满了“毛毛”，看去就像寒冬的霜花一样。因为村里不能洗澡，炒莜麦沾上的“毛毛”，让人“痒痒”很长时间才能清理干净。莜麦炒好背回家里，我和哥哥、姐姐推着石磨，母亲拿着笤帚、簸箕和锣子、笸箩配合着，有的磨成纯莜面，有的掺和碗豆磨成豆面，还有的掺和上炒熟的黑豆磨成“炒面”，分别装到几口大瓮里，便是我们一年的精细口粮。
除了磨面，还有碾米。村里只有一道石碾子，在村子中央露天安放着。像炒莜麦一样，家家户户把从队里分到的谷子、秫子、糜子等提前堆放过去排队，昼夜不停地推着石碾子碾米。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提前进县城买几个叫“鞋掌子”的锅盔饼子，悄悄藏起来。夜里轮到我家碾米的时候，母亲便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点着马灯去一圈一圈地推碾子。我当时只比碾杆高一头，经不住推碾的熬炼，抱着碾杆子转着转着，就头一耷拉睡了。一见我睡着，母亲就大声吆喝醒来：“好好推，明天早上吃‘鞋掌子’！”就这样，母亲坚强地带着我们一年一年地挺了过来。
母亲对我们很严厉。我小的时候粮食紧缺，冬天农闲时节村里人都是吃两顿饭，半前晌一顿，半后晌一顿。有时我和玩伴们玩耍得回去晚了，家里人已经吃过饭了，母亲正在洗锅洗碗或者张罗着别的什么事情，就像不知道我没吃饭一样，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让我饿一顿饭。被饿过几次以后，我们兄妹到街上玩耍时，一看到自家烟囱里冒出炊烟，就赶紧撒腿往回跑，再也不敢误饭了。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和暑假、寒假都要回村参加劳动，一年能挣八九十个工分。有一年冬天，我参加完晚上社员们加班打场（用脱粒机加工收割回的庄稼）后，有好几次又和村干部们一起继续加班起场（将晾晒干净的粮食过秤装入麻袋，搬运到仓库里），干完活儿的时候都后半夜了，就跟着众人到大队办公室吃一碗炖羊肉。说是一碗炖羊肉，其实仅有几块肉，剩下的都是汤水。吃一碗八毛钱，由会计记到往来账上。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会计就拨拉着算盘从我家的分配项中，一分不少地扣除我吃过的羊肉钱。母亲弄明白以后，便回家不依不饶地和我“算账”，甚至从队里借来分粮的大秤，要和我分家另过，硬逼得我做了检讨说了好话，保证以后再不敢犯类似错误。当时内心里很不理解母亲，觉得她对我有点儿太过了，直到长大后才理解了，她只身一人带着六个孩子，没有严厉的家法是走不过来的，大严的背后是为母的一种大爱。
母亲很明理。要求我们每个孩子必须好好念书，考不上学校没办法，考上了就决不能因为家里困难不去念，更不能因为当时“读书无用”而不念书。我在东湖公社七年制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想要一本新华字典，母亲就往返三十里山路，从县城新华书店买好字典，又走十里路给我送到学校。不论和个人，还是和公家打交道，母亲只认理不认人，不受冤枉气，也不占便宜。那些年人们普遍比较穷，除了队里分几个红，好点儿的人家一年到头，顶多就是卖一头猪卖些鸡蛋，补贴些日用的零花钱。而另一些家大人多的户子，由于孩子多，干吃饭挣不了工分，常常当年分的口粮不够吃，还拖欠着口粮款，靠借队里的粮食度日。当时我们家也很困难，我上小学时因为肚子饿，有一次在大队办公室一口大铁锅里捡吃队里煮熟的准备喂牛的烂山药蛋，被旁边卧着的看护狗咬破了手，奶奶用新打碎的砖头碴子给我吸伤口。在东湖村上初中时，我带的粮食不够吃，经常吃别的同学的炒面，以致参加工作以后很长时间，都在补报当初落下的人情。都上高中了，我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全是哥哥姐姐穿小了，替换下来我再穿的。我母亲宁肯这样节衣缩食，让我们硬着头皮吃苦，也不愿欠集体的债，每年都早早地把口粮款交清，从来没有向队里借过粮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改革的时候，村里人原来借的粮食和拖欠的口粮款都免除了，有人就说我们家吃亏了，母亲听后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我们不占公家的便宜。直到1991年我担任县委书记了，母亲还叮咛我：“不敢占公家的便宜。”
母亲为人很乐观。在艰辛的现实生活中，她不断地寻找精神上的快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她常常晚上就着煤油灯看小说，或者读给我们听。有一次她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看着看着就轻轻读出声来了，读到杨晓冬和银环在铁路线上分手，互相倾诉心声的那一段时，竟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母亲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跑到县城买回一台有十六开纸大的熊猫牌收音机，放在大红箱子的箱盖上，每天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收听《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选段。母亲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村妇联主任，经常组织妇女们开会学习，给大家读报纸念文件。
1972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五年以后，经东湖公社几位领导、也是父亲生前的同事的撮合，母亲招回了在公路站上班的崔福仁继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也开始了她新的生活。继父没有结过婚，为人诚实善良，脾气很好，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与母亲生下一个小儿子，小名老五，成为我们的五兄弟，我们兄妹变成了“五男二女”。 在母亲的操劳养育下，我们兄妹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从艰难的生活中走了过来，成了自己的家立了自己的业，体面地工作着生活着。
就是这样一位坚强、严厉、明理、乐观的母亲，到了苦尽甘来应该享福的时候，却于1993年7月16日因心脏猝死，丢下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也许是她受的苦太多了，积劳成疾，终于总爆发了；也许是老天爷觉得她太辛苦，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安排她到另一个世界休息去了……现在我们唯一能对母亲做的，就是不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期望，兄弟姐妹们团结好凝聚好，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工作，把母亲的精神传承下去。
三
清明前夕，我将记忆深处的这些往事写出来，一是表达对父亲母亲无尽的思念，二是传承历史激励后代。
每当我回忆父母、回忆幼年的时候，就不由地感恩毛主席，感恩共产党，感恩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政府当初给我们兄妹每人每月发放八块钱的遗属生活补助费，如果没有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那样一种管理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我们兄妹几人很可能有饿死的，有病死的，有讨饭的，走不到今天这样。由此，我长期以来恪守一条底线，只能为党增光不能给党抹黑，决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让别人说共产党不好，决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共产党不好。我要把这一条坚持下去，也希望我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都能坚持下去。
抚今追昔，我还特别感谢那些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各种事情上给予过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人。比如刚回到神池的时候无米可炊，当时的县委书记批卖给我们三百斤莜麦，解了燃眉之急；比如段黄咀村的老乡亲们，当年添人添嘴也没有歧视我们难为我们；比如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各位老师，循循善诱地教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知识；比如我高中毕业以后回村里劳动期间的公社领导、县领导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我写的一些小稿子，就安排我参加了工作，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总之吧，在我长大成人走向社会的阶段，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也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人民一天比一天幸福。我的孩子比我小时候幸福，我的孙女又比她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幸福。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慨短短几十年，我们国家变化有多么大啊！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都是“成长的烦恼”，都会过去。我们一定要知福惜福，知恩感恩，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人人传播正能量，使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责任编辑：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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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李雄，是山西省神池县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他出生于神池县城西北方向7公里的一个叫段黄咀的小村庄。
父亲的童年应该是和当时大部分农村小孩一样度过的，懂事以后或者青年以后，他就接受进步思想追随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当民兵、当民兵队长，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和乡亲们一道同敌、伪开展斗争。1947年吧，父亲入党并且参加革命工作，带领民兵参战，担任排长。1948年组织上调他随军西进，跟着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入陕西省宝鸡、凤县一带，接管政权，肃清土匪，为建立新中国兴奋地奔波、忙碌。我后来从档案中看到，1949年以后父亲先后担任过陕西省凤县六区、七区、五区的区委书记，县粮食科科长，商业局局长，平木区区委书记，县铁厂党支部书记，机械厂党支部书记，新华书店经理等职务。
1951年，父亲担任六区区委书记的时候，经同事介绍与我母亲结婚。1961年，母亲接到我山西神池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我奶奶病重，要求赶紧回去探望，便带着我和哥哥凤喜、姐姐凤琴、弟弟崇喜，“举家”回到了神池县段黄咀村。回来以后，奶奶却并没有生病，只是说想我们了，母亲就和我们在村里的窑洞里住下，当时我只有4岁。不知是怎么回事，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段黄咀村后，没有再筹划过回陕西，反而把我们的户口都落在了村里。8个月后，父亲也调回神池县工作，先后担任东湖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1964年冬天，他跟随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到五台县搞“四清”，期间感觉到吃饭吞咽困难，也没有及时检查治疗，后来严重了才到太原检查，结果被确诊为食道癌。县委派组织部干部冀有文陪着他到太原做了手术。听说当时冀有文常常是背着他行走，让我们十分感动、感激。父亲做了手术就回到家养病，于1967年去世，年仅47岁。
父亲去世时我才10岁，记忆里留下的东西并不是很多。现在细细回想起来，父亲首先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工农干部。他和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一样，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生紧随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辗转奔波。从山西到陕西，又从陕西到山西，从民兵队长到区委书记，又从区委书记到公社党委副书记，无论路途远近，也不管职位高低，都能近能远，能上能下，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忠心耿耿，尽心竭力，无怨无悔。他文化程度不高，可能只是在“速成班”里识了几个字，我隐隐记得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字像葡萄一样大，一张纸上没写几个字就满了，所以并未留下什么文字资料，可是父亲用行动诠释了他的思想和信仰。
父亲是一个既忙工作又爱家的人。我们回到段黄咀村后和奶奶、二爹挤住在两间半窑洞里。后来二爹要结婚成家，实在挤得住不下了，父亲便费尽周折买回一些木料来，请村里人帮忙搭建了两间西房，让二爹搬到新房里去住，我们依旧住在旧窑洞里。窑洞里面南向一半是通铺大炕，北向一半是泥土垫压的地面。地上除了一个水瓮和几个装粮食的大瓮，再没有别的东西，一家几口的被褥、衣服全在炕上堆着。父亲在外面想办法买了一根榆木，请木匠师傅锯成木板，制作了一个大木箱子，由骡子驮着送回家。母亲进县城买了红油漆，一刷子一刷子将箱子涂成大红色，并且安装了一个闪亮的铜锁，上锁和开锁时会发出脆脆的响声。箱盖上摆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红白相映，配上黄灿灿的铜锁盘子，十分醒目，成了我们家当时最耀眼的摆设，也成为村里人羡慕的景观。
父亲的工作一般是在农村蹲点下乡，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和社员们（现在叫村民）开会，很少有时间回家，可是他心里时时惦着家里。在小寨公社羊坊村或者烈堡公社赵老沟村下乡时，离家有几十里的山路，每隔半月一月，他总要摸黑走上几小时回家看望我们。当时不知怎么约定的，抑或是心灵感应吧，我仿佛知道父亲哪天要回来，下午便带着弟弟崇喜，到村西北头约二公里远的大梁坡路口处，一边玩耍一边等待父亲回来。等到黄昏以后，突然发现从坡的那一面走出一个人影，拄着棍子（父亲眼神不好，出门时手里经常拄着一根鸡骨头木棍）向我们走来，我们就赶紧小跑着迎上去，一边一个牵着父亲的手，无比喜悦地回家。为这事父亲怨怪过母亲，说孩子们小怕遇上狼，母亲说是他们自己跑出去的，我也不知道呀。这样去迎接父亲有过好几次，成为我记忆深处的一份感动。
父亲生前很疼我。记得有一次过年，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不知姐姐说了我几句什么“坏话”，激得母亲骂了我一顿。我委屈地躲进小窑窑（东侧一间偏小的窑洞）里低声哭泣。父亲跟着我进去，掏出手绢给我擦泪，又给了我几颗水果糖，哄劝我出来到大窑里吃饭。有一年我出麻疹，一个星期蒙着棉被发高烧出汗，不能吃饭。麻疹出来高烧退了，肚子饿得实在不行，就偷着吃了些炒面（用莜麦和黑豆炒熟磨成的面粉），结果吃得肠梗阻了，半夜里肚疼得打滚。父亲赶快给县医院的院长写了封信，让二爹和哥哥带上，连夜进城去请医生。他坐在炕沿边守着我，把手伸进被窝里不停地轻揉我的肚子，眼眶里充溢着泪水，直到凌晨医生赶来。
父亲临终前的那几天，瘦得皮包骨头，常常疼得满炕打滚。母亲带父亲到县医院输液缓解症状，我也着着急急地跟着到了医院，在病床前盯着父亲输液的针头和液体的滴数。那几天，我正在看小说《欧阳海之歌》，小说里欧阳海受伤后在医院抢救输血的情形，让我以为救治重病的人都需要输血，便不停地问母亲：“为什么不给我爸爸输血，为什么不给我爸爸输血？”父亲吃力地睁开眼睛，伸手在我头上轻轻推了一把。母亲悄悄地对我说：“你爸爸嫌你烦，你下午回去吧。”
父亲输完液后，我就离开医院沿着十多里山路回村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一走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几天之后，父亲撒手离开了我们……
二
我的母亲叫刘万芬，1933年出生于湖北省均县草店镇，她的父亲刘明珠是个弹棉花或做棉麻生意的，母亲无名氏，弟弟叫刘万寿。三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有再续弦，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地度日。母亲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文工团，后来还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过慰问演出。我小时候见过她珍藏的赴朝慰问演出的纪念品，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和一支黑杆钢笔，上面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或政治部的字样。后来不知怎么，母亲就到了陕西，1951年她十八岁的时候，和我父亲结婚成家。据她后来给我们讲，当时婚事办得很简单，同事们把她的被子抱进我父亲房间，两个人就算是成亲了。按说母亲从湖北参军出来，到过朝鲜战场，后来又辗转到陕西，一定是有组织有单位的，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单位工作，只知道她生了孩子后就退职在家。 我对母亲的记忆，大体上是从父亲去世后开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母亲很坚强、很严厉、很明理、很乐观。父亲去世那年她三十五岁，我们兄妹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母亲以一个江南女子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北方黄土高原残缺家庭的重担。她起早贪黑，挑水打柴，做饭洗衣，喂猪喂鸡，操持着七口之家的柴米油盐、吃饭穿衣，让每一个孩子都该上学的上学，该参加劳动的参加劳动，正常地生活和成长。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她不惧凄苦辛劳，尽力多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北方的许多农活她不会干，就找生产队长承担一些笨重的体力活儿，比如放牛、拾粪、擂粪、担垫牛圈的土、拉砘轱辘、打土坷垃（平整土地）、掏山药蛋、巡田、赶小平车，等等。她还发挥自己做饭的特长，给秋季深翻土地的公社拖拉机站的师傅们做饭，当时她烙的葱花油饼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每年秋冬分到口粮后，村里推碾围磨加工米面，就是家家户户的一件大事。我们自家有一盘石磨，磨面比较方便，只是炒莜麦的大锅全村只有一口，而莜麦又必须炒了以后才能磨面，人们就得排队。母亲早早用水把莜麦淘洗晾干，然后背到炒锅坊排上队，轮到白天就白天炒，轮到晚上就晚上炒。莜麦上有一种茸毛，在炒焙过程中雾似的飞扬起来，沾到皮肤上奇痒难耐。母亲头上、脖子上围着毛巾，袖口用草绳扎得紧紧的，炒着炒着眼睫毛上、鼻孔处、耳朵孔里就沾满了“毛毛”，看去就像寒冬的霜花一样。因为村里不能洗澡，炒莜麦沾上的“毛毛”，让人“痒痒”很长时间才能清理干净。莜麦炒好背回家里，我和哥哥、姐姐推着石磨，母亲拿着笤帚、簸箕和锣子、笸箩配合着，有的磨成纯莜面，有的掺和碗豆磨成豆面，还有的掺和上炒熟的黑豆磨成“炒面”，分别装到几口大瓮里，便是我们一年的精细口粮。
除了磨面，还有碾米。村里只有一道石碾子，在村子中央露天安放着。像炒莜麦一样，家家户户把从队里分到的谷子、秫子、糜子等提前堆放过去排队，昼夜不停地推着石碾子碾米。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提前进县城买几个叫“鞋掌子”的锅盔饼子，悄悄藏起来。夜里轮到我家碾米的时候，母亲便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点着马灯去一圈一圈地推碾子。我当时只比碾杆高一头，经不住推碾的熬炼，抱着碾杆子转着转着，就头一耷拉睡了。一见我睡着，母亲就大声吆喝醒来：“好好推，明天早上吃‘鞋掌子’！”就这样，母亲坚强地带着我们一年一年地挺了过来。
母亲对我们很严厉。我小的时候粮食紧缺，冬天农闲时节村里人都是吃两顿饭，半前晌一顿，半后晌一顿。有时我和玩伴们玩耍得回去晚了，家里人已经吃过饭了，母亲正在洗锅洗碗或者张罗着别的什么事情，就像不知道我没吃饭一样，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让我饿一顿饭。被饿过几次以后，我们兄妹到街上玩耍时，一看到自家烟囱里冒出炊烟，就赶紧撒腿往回跑，再也不敢误饭了。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和暑假、寒假都要回村参加劳动，一年能挣八九十个工分。有一年冬天，我参加完晚上社员们加班打场（用脱粒机加工收割回的庄稼）后，有好几次又和村干部们一起继续加班起场（将晾晒干净的粮食过秤装入麻袋，搬运到仓库里），干完活儿的时候都后半夜了，就跟着众人到大队办公室吃一碗炖羊肉。说是一碗炖羊肉，其实仅有几块肉，剩下的都是汤水。吃一碗八毛钱，由会计记到往来账上。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会计就拨拉着算盘从我家的分配项中，一分不少地扣除我吃过的羊肉钱。母亲弄明白以后，便回家不依不饶地和我“算账”，甚至从队里借来分粮的大秤，要和我分家另过，硬逼得我做了检讨说了好话，保证以后再不敢犯类似错误。当时内心里很不理解母亲，觉得她对我有点儿太过了，直到长大后才理解了，她只身一人带着六个孩子，没有严厉的家法是走不过来的，大严的背后是为母的一种大爱。
母亲很明理。要求我们每个孩子必须好好念书，考不上学校没办法，考上了就决不能因为家里困难不去念，更不能因为当时“读书无用”而不念书。我在东湖公社七年制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想要一本新华字典，母亲就往返三十里山路，从县城新华书店买好字典，又走十里路给我送到学校。不论和个人，还是和公家打交道，母亲只认理不认人，不受冤枉气，也不占便宜。那些年人们普遍比较穷，除了队里分几个红，好点儿的人家一年到头，顶多就是卖一头猪卖些鸡蛋，补贴些日用的零花钱。而另一些家大人多的户子，由于孩子多，干吃饭挣不了工分，常常当年分的口粮不够吃，还拖欠着口粮款，靠借队里的粮食度日。当时我们家也很困难，我上小学时因为肚子饿，有一次在大队办公室一口大铁锅里捡吃队里煮熟的准备喂牛的烂山药蛋，被旁边卧着的看护狗咬破了手，奶奶用新打碎的砖头碴子给我吸伤口。在东湖村上初中时，我带的粮食不够吃，经常吃别的同学的炒面，以致参加工作以后很长时间，都在补报当初落下的人情。都上高中了，我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全是哥哥姐姐穿小了，替换下来我再穿的。我母亲宁肯这样节衣缩食，让我们硬着头皮吃苦，也不愿欠集体的债，每年都早早地把口粮款交清，从来没有向队里借过粮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改革的时候，村里人原来借的粮食和拖欠的口粮款都免除了，有人就说我们家吃亏了，母亲听后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我们不占公家的便宜。直到1991年我担任县委书记了，母亲还叮咛我：“不敢占公家的便宜。”
母亲为人很乐观。在艰辛的现实生活中，她不断地寻找精神上的快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她常常晚上就着煤油灯看小说，或者读给我们听。有一次她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看着看着就轻轻读出声来了，读到杨晓冬和银环在铁路线上分手，互相倾诉心声的那一段时，竟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母亲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跑到县城买回一台有十六开纸大的熊猫牌收音机，放在大红箱子的箱盖上，每天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收听《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选段。母亲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村妇联主任，经常组织妇女们开会学习，给大家读报纸念文件。
1972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五年以后，经东湖公社几位领导、也是父亲生前的同事的撮合，母亲招回了在公路站上班的崔福仁继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也开始了她新的生活。继父没有结过婚，为人诚实善良，脾气很好，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与母亲生下一个小儿子，小名老五，成为我们的五兄弟，我们兄妹变成了“五男二女”。 在母亲的操劳养育下，我们兄妹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从艰难的生活中走了过来，成了自己的家立了自己的业，体面地工作着生活着。
就是这样一位坚强、严厉、明理、乐观的母亲，到了苦尽甘来应该享福的时候，却于1993年7月16日因心脏猝死，丢下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也许是她受的苦太多了，积劳成疾，终于总爆发了；也许是老天爷觉得她太辛苦，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安排她到另一个世界休息去了……现在我们唯一能对母亲做的，就是不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期望，兄弟姐妹们团结好凝聚好，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工作，把母亲的精神传承下去。
三
清明前夕，我将记忆深处的这些往事写出来，一是表达对父亲母亲无尽的思念，二是传承历史激励后代。
每当我回忆父母、回忆幼年的时候，就不由地感恩毛主席，感恩共产党，感恩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政府当初给我们兄妹每人每月发放八块钱的遗属生活补助费，如果没有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那样一种管理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我们兄妹几人很可能有饿死的，有病死的，有讨饭的，走不到今天这样。由此，我长期以来恪守一条底线，只能为党增光不能给党抹黑，决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让别人说共产党不好，决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共产党不好。我要把这一条坚持下去，也希望我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都能坚持下去。
抚今追昔，我还特别感谢那些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各种事情上给予过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人。比如刚回到神池的时候无米可炊，当时的县委书记批卖给我们三百斤莜麦，解了燃眉之急；比如段黄咀村的老乡亲们，当年添人添嘴也没有歧视我们难为我们；比如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各位老师，循循善诱地教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知识；比如我高中毕业以后回村里劳动期间的公社领导、县领导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我写的一些小稿子，就安排我参加了工作，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总之吧，在我长大成人走向社会的阶段，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也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人民一天比一天幸福。我的孩子比我小时候幸福，我的孙女又比她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幸福。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慨短短几十年，我们国家变化有多么大啊！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都是“成长的烦恼”，都会过去。我们一定要知福惜福，知恩感恩，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人人传播正能量，使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责任编辑：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