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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以上海新天地模式为典型的历史地段更新模式受到推崇。对此，学界有两点批判：1.历史文化风貌的原真性受到破坏 2.原住民的权利受损。但本文认为，即使在未被商业开发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作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的保护区的设立及保护政策本身也会损害原住民权利和历史文化风貌。主要表现为：1.为了保护历史建筑，一些改善居住条件的行动受限，损害原住民权利 2.因居住条件较差而产生不满和相对剥夺感的原住民陆续外迁，这使历史文化风貌的原真性受到挑战。
关键词：旧城改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原真性；居民权利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上海新天地被认为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商业开发的经典之作。改造之前新天地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以居住功能为主，改造中保留了石库门的建筑外观，更换了空间功能，开设多家高级餐厅、酒吧、时尚店等（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2011）。此前（大约在2000年前后）对旧城区的改造多为“大拆大建”式，将旧有的建筑全面拆除后在该区域新建现代建筑以开发城市中心地带的经济价值。而新天地模式保留了作为历史遗产的石库门建筑，商业资本的注入也使得该区域充满商业活力，也使石库门建筑的日常维护有了经济依托。因此，新天地模式被认为同时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全国多地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比如在上海新天地之后，新天地的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又陆续启动了杭州西湖天地、重庆天地、武汉天地、大连天地等项目。
二、作为活态博物馆的老城厢南片风貌区
如前文所说，老城厢南片分布着大量旧式里弄居民区，其中最早的住宅建筑距今已有百年。与风貌区一墙之隔的便是现代化的商品房小区和商街，与风貌区形成鲜明对比。从其中的任意一条现代街道转入风貌区内，便有穿越时空之感。不仅是作为实物遗产旧时的街巷格局和住宅建筑被完整保留，风貌区中的人和事也以一种与墙外世界截然不同的形式呈现着。
老城厢南片以里弄住宅和地方商街组成的传统街巷格局被认为是其最具价值的人文景观之一。该区域的房屋主要分为三种——临街房屋、新式石库门房子和简棚屋。临街房屋多为两层，二层均为居住所用，一层的房屋一部仍为居住所用，另一部分则作商业用途，但这些商店并不是高端精致的场所，而仅仅是以周围居民区为服务范围的日常小店，如水果店、理发店、裁缝铺、杂货店等。传统的地方商街中分布着里弄的入口。在某两个临街房屋的中间，可能会空出约两米的距离，其上挂一块牌匾，写着“某某里”，或者仅有一块金属门派标着“某某路”，这便是里弄的入口。里弄中的房屋为两层的新式石库门建筑，三或四个单元连成一排，垂直于里弄中主路走向而分布。排与排之间间隔较窄，形成一条仅能容纳两人并排通过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一些里弄的深处还分布有支弄。不同于里弄中横平竖直的有规划的道路，支弄中的道路蜿蜒曲折，宽度仅能容纳一人通过，道路仅用石板覆盖，其余部分为泥地。支弄两侧的房屋为木石混搭结构的一层住房，有的住户用简易棚板搭建了二层。临街房屋和里弄中的石库门房子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支弄中的简棚屋则多建于1949年前后。而现在，这种“商街-里弄-支弄”的街巷格局被保留下来。而这一区域内又有诸多这样形态的街巷，它们长短不一，彼此相连。有时一条路看似已到尽头，但是一转弯却又通向其他街巷。这便是老城厢南片富有地方特色的路网格局和居住生态。
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未预期后果
没有商业资本进入的老城厢南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不仅在建筑和街道外观上保持了当地的历史风貌，也使得当地居民得以保持自己的生活结构，可谓“内外兼顾”。这样看似避免了新天地模式所遇到的问题，但其实同样一方面损害了居民的权利，另一方面破坏了历史文化风貌的原真性。
（一）居民之怨
闵思卿（2009）指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破坏：结构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开发性破坏。未受商业资本开发的老城厢南片没有遭到开发性破坏，但作为已逾百年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的结构性破坏和功能性破坏明显。
结构性破坏指由于建筑年久失修而造成的墙体开裂霉烂、内部设备陈旧、老化等问题。功能性破坏则指由于历史原因和人口增长而导致住户过多，建筑设计功能和使用功能不符、建筑空间超载的现象。面对这些问题，居民和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措施，但出于对保护建筑物的优先考虑，改造难以彻底进行，效果并不理想。
政府的对该区域的改造集中于对基础设施的改造，且必须以保护建筑物为前提。在这一方面，政府对街道的清洁工作得到了居民们的普遍认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而一旦涉及到房屋的内部改造，政府的改造行为便受到原有房屋结构的限制。比如，在梦花街，政府统一为住户开通了天然气，但是，仅有半条街的住户最终开通了天然气，另半条街的由于房屋结构不适合燃气管道的搭建，只好继续使用液化气作为燃料。而卫生设施作为影响居民生活的质量的
（二）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之困
居住条件与现代生活方式脱节导致该区域对原住民的吸引力下降，有经济条件的原住民倾向于选择搬出风貌区谋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的一代更加不愿意留在该地生活。因此，现居于老城厢南片居住区内的居民大体分为两类：1.老年原住民 2.在附近工作的租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中的原住民将越来越少。
那么，后来的租客能不能代替原住民成为历史文化风貌的新一批传承人呢？據笔者了解，这一区域的租客多为在附近从事收入较低工作的外来务工者。一方面，这一人群流动性较大，少有人选择长期租赁该区域房屋，常常在与原住民和居住地建立深厚联系之前便搬走。另一方面，该区域的住宅对于原住民来说是存在着情感寄托和认同感的“家”，而对于租客来说只是一个栖身之所。
四、结论与讨论
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免于商业开发的老城厢南片虽然使区域的居住功能得以保留，原住民无需搬迁，原住民的生活结构未遭破坏，但却同样陷入了风貌保护的困境。对居民，风貌区来说首先是自己的居住空间，其次才是历史遗产。而中国目前的历史遗产保护系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保护实践的直接决策权属于地方政府（徐红罡，万小娟，范晓君，2012）。而在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中，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优先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因此，受限于风貌保护规划，原住民不能在改善居住条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政府对风貌区住宅的有限改善也难以满足原住民的需求。而对居住条件的不满则导致原住民流失，风貌区中的传统人际关系面临瓦解，其原真性遭受挑战。
参考文献：
[1]王娟，万勇，李娇. 浅析上海老城厢的角色演进与文化特质[J]. 中国名城，2017（10）：73-78.
[2]徐红罡，万小娟，范晓君. 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以宏村为例[J]. 人文地理，2012（1）：107-112.
关键词：旧城改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原真性；居民权利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上海新天地被认为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商业开发的经典之作。改造之前新天地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以居住功能为主，改造中保留了石库门的建筑外观，更换了空间功能，开设多家高级餐厅、酒吧、时尚店等（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2011）。此前（大约在2000年前后）对旧城区的改造多为“大拆大建”式，将旧有的建筑全面拆除后在该区域新建现代建筑以开发城市中心地带的经济价值。而新天地模式保留了作为历史遗产的石库门建筑，商业资本的注入也使得该区域充满商业活力，也使石库门建筑的日常维护有了经济依托。因此，新天地模式被认为同时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全国多地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比如在上海新天地之后，新天地的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又陆续启动了杭州西湖天地、重庆天地、武汉天地、大连天地等项目。
二、作为活态博物馆的老城厢南片风貌区
如前文所说，老城厢南片分布着大量旧式里弄居民区，其中最早的住宅建筑距今已有百年。与风貌区一墙之隔的便是现代化的商品房小区和商街，与风貌区形成鲜明对比。从其中的任意一条现代街道转入风貌区内，便有穿越时空之感。不仅是作为实物遗产旧时的街巷格局和住宅建筑被完整保留，风貌区中的人和事也以一种与墙外世界截然不同的形式呈现着。
老城厢南片以里弄住宅和地方商街组成的传统街巷格局被认为是其最具价值的人文景观之一。该区域的房屋主要分为三种——临街房屋、新式石库门房子和简棚屋。临街房屋多为两层，二层均为居住所用，一层的房屋一部仍为居住所用，另一部分则作商业用途，但这些商店并不是高端精致的场所，而仅仅是以周围居民区为服务范围的日常小店，如水果店、理发店、裁缝铺、杂货店等。传统的地方商街中分布着里弄的入口。在某两个临街房屋的中间，可能会空出约两米的距离，其上挂一块牌匾，写着“某某里”，或者仅有一块金属门派标着“某某路”，这便是里弄的入口。里弄中的房屋为两层的新式石库门建筑，三或四个单元连成一排，垂直于里弄中主路走向而分布。排与排之间间隔较窄，形成一条仅能容纳两人并排通过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一些里弄的深处还分布有支弄。不同于里弄中横平竖直的有规划的道路，支弄中的道路蜿蜒曲折，宽度仅能容纳一人通过，道路仅用石板覆盖，其余部分为泥地。支弄两侧的房屋为木石混搭结构的一层住房，有的住户用简易棚板搭建了二层。临街房屋和里弄中的石库门房子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支弄中的简棚屋则多建于1949年前后。而现在，这种“商街-里弄-支弄”的街巷格局被保留下来。而这一区域内又有诸多这样形态的街巷，它们长短不一，彼此相连。有时一条路看似已到尽头，但是一转弯却又通向其他街巷。这便是老城厢南片富有地方特色的路网格局和居住生态。
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未预期后果
没有商业资本进入的老城厢南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不仅在建筑和街道外观上保持了当地的历史风貌，也使得当地居民得以保持自己的生活结构，可谓“内外兼顾”。这样看似避免了新天地模式所遇到的问题，但其实同样一方面损害了居民的权利，另一方面破坏了历史文化风貌的原真性。
（一）居民之怨
闵思卿（2009）指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破坏：结构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开发性破坏。未受商业资本开发的老城厢南片没有遭到开发性破坏，但作为已逾百年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的结构性破坏和功能性破坏明显。
结构性破坏指由于建筑年久失修而造成的墙体开裂霉烂、内部设备陈旧、老化等问题。功能性破坏则指由于历史原因和人口增长而导致住户过多，建筑设计功能和使用功能不符、建筑空间超载的现象。面对这些问题，居民和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措施，但出于对保护建筑物的优先考虑，改造难以彻底进行，效果并不理想。
政府的对该区域的改造集中于对基础设施的改造，且必须以保护建筑物为前提。在这一方面，政府对街道的清洁工作得到了居民们的普遍认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而一旦涉及到房屋的内部改造，政府的改造行为便受到原有房屋结构的限制。比如，在梦花街，政府统一为住户开通了天然气，但是，仅有半条街的住户最终开通了天然气，另半条街的由于房屋结构不适合燃气管道的搭建，只好继续使用液化气作为燃料。而卫生设施作为影响居民生活的质量的
（二）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之困
居住条件与现代生活方式脱节导致该区域对原住民的吸引力下降，有经济条件的原住民倾向于选择搬出风貌区谋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的一代更加不愿意留在该地生活。因此，现居于老城厢南片居住区内的居民大体分为两类：1.老年原住民 2.在附近工作的租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中的原住民将越来越少。
那么，后来的租客能不能代替原住民成为历史文化风貌的新一批传承人呢？據笔者了解，这一区域的租客多为在附近从事收入较低工作的外来务工者。一方面，这一人群流动性较大，少有人选择长期租赁该区域房屋，常常在与原住民和居住地建立深厚联系之前便搬走。另一方面，该区域的住宅对于原住民来说是存在着情感寄托和认同感的“家”，而对于租客来说只是一个栖身之所。
四、结论与讨论
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免于商业开发的老城厢南片虽然使区域的居住功能得以保留，原住民无需搬迁，原住民的生活结构未遭破坏，但却同样陷入了风貌保护的困境。对居民，风貌区来说首先是自己的居住空间，其次才是历史遗产。而中国目前的历史遗产保护系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保护实践的直接决策权属于地方政府（徐红罡，万小娟，范晓君，2012）。而在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中，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优先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因此，受限于风貌保护规划，原住民不能在改善居住条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政府对风貌区住宅的有限改善也难以满足原住民的需求。而对居住条件的不满则导致原住民流失，风貌区中的传统人际关系面临瓦解，其原真性遭受挑战。
参考文献：
[1]王娟，万勇，李娇. 浅析上海老城厢的角色演进与文化特质[J]. 中国名城，2017（10）：73-78.
[2]徐红罡，万小娟，范晓君. 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以宏村为例[J]. 人文地理，2012（1）：1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