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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产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十二五”将走向何方，增速几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总结出四种意见，第一种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左右将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7%，下一个较大台阶；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以8%的平均增速可以再维持20%年；第三种意见，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十二五前三年，就是11、12、13年将继续下行，分别为9%、8%，7%。尔后，将强劲反弹；第四种意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11-2015年为8%-9%。
以上意见存在颇大分歧，但即便最差的预估也在6%以上，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是令人羡慕的速度。在外部形势尚不明朗之时，正是中国主动降速，谋求转型的良机。政府需要做什么？企业应该怎么办？如何看待过去长期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力的投资与出口？
构建有限政府
中国经济信息：如果再有一个上万亿的经济扩张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会有什么后果？
李文溥：地方政府每年只有13%的可用资金，不到87%的举债收入（数据来源国家审计署）。很多县市一级政府的财政实际已经处于破产状态。
我们的报告中提2万亿，想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上一轮4万亿已经带来了很多后续的问题，如果再推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可能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他们的钱从哪来？短期内可能还是要在土地财政上想办法，这又与当前的房地产调控相连。
二是，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鼓励，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动力与负效应，是值得思考的。我们反对不负责任的举债行为。
事实上，如果不能约束财政占GDP的比重，地方政府就永远都不够钱花。
国内运行政府的成本是国外同类型的成本的2-3倍，政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应该有所约束。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开支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就会产生负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强调有限政府，即有限的权力与规模。
财政支出的结构在逐步改善，只是离心理预期的目标还很远。财政支出中保障房开支，大病医疗等，我们看到它还有很多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目前，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提取的份额跟十年前比提高6-8个点，这恰恰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那6-8个点。这个占比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控制。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虽然已经实施，但总量并没有减轻，这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推进。
倒逼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信息：根据您从基层调研的情况看，2012年中国出口企业的情况如何？
李文溥：应该是喜忧参半。上半年忧的成分更多。从企业家的反应来看，上半年的困难程度超过了2009年。浙江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负责给欧美做圣诞节礼物，3-4月份确实没有接到订单；喜的是出口企业已经动作，晋江的一些企业在工人工资上涨，连3%的利润都没法保证的时候，辞去工人，改用机器甚至是自己发明的机器生产。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转型之路很痛苦，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是有竞争力、能够往产业链高端走的企业。
下半年，我的观察是企业订单量有所好转。
中国经济信息：政府目前在强调稳出口，您认为路径有哪些？
李文溥：现在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积极影响只是短期的，根本上还是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就意味着一些产业必须淘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来都是被迫的，这意味着低端的产品淘汰。我们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做了研究，发现10年来，工人拿到的月平均工资绝对数在10年内肯定是上升的，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相比更小。因此整个制造业的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下降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整个劳动生产力成本也是基本下降的，在我计算的25个生产部门中，只有5个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8个部门，涵盖了中国主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门类，4降4升。4个上升的就是鞋帽、纺织、家具等，这部分行业也许5年后会淘汰。淘汰之后，出现新一轮的产业更替。
其次，我们发现要素成本价格扭曲现象的新特点。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成本都被低估，正是这个低估导致了过度投资。并且，资本被低估的程度超过了劳动价格。资本的价格由折旧和利息来决定，而长期来看利息是负的。这就导致了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非常快，导致中国产业内升级很快，而产业间升级很慢。
跟日本相近的发展阶段比较，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的产业内升级就带来了用机器替代劳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福建一家制造企业需要电焊工，今年开始引进电焊手，老板告诉我，一个电焊手40多万，但它一天能干10个工人的活，一年成本就收回。技术替代很快。
产品的加工工艺提升效率，高端产品。晋江出口的鞋子的数量虽然下降了，但是单位鞋子的价格在上升。低端的转移到江西等省份，向内地推进。
但也有担忧，当前的金融服务体系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以4万亿出来之后，80%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真正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中小企业却拿不到贷款。基层调研获得的情况是，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负担比国家公布的基准利率高30%左右。这就造成了企业额外的成本负担。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
因此，我们侧重认为降息比降准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创新 晋江模式
中国经济信息：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
李文溥：自主创新，对应的是中国的“山寨”问题。这个词我们应该理性地多角度去看，并不一定是贬义。从经济学上来说，产业族群的形成本身也是山寨的一种。以安溪为例，安溪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于藤铁工艺产品。安溪的藤铁工艺最初起源于一个安溪华侨的藤铁作坊，周边模仿而形成规模效应，进而发展成为安溪的支柱产业之一。
事实上，从我们调研的那些制鞋制衣企业在工艺上、营销上等各个层次都有创新。福建南安的一名女企业家，文化程度不高，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两年，却做出了高1.2米的高精镜面磨床，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此外，晋江很多制造企业本部只保留三分之一的生产线，三分之二的外包给广东东莞，比如劲霸男装。保留三分之一可以知道真实成本，并且便于应急的订单处理。
晋江与东莞出口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别就在于，晋江只要有条件就必须做品牌。宏基创始人施振荣说，做代工是乘着电梯往下走，做品牌就像坐电梯向上走。品牌一旦做出来，就意味着整合能力，晋江多年来培育的运动品牌有乔丹、安踏、皮克、鸿星尔克、361度、德尔惠等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莞属于夹心层经济。所以，有意思的是东莞在给晋江打工。这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已经很明显。
中国经济“十二五”将走向何方，增速几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总结出四种意见，第一种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左右将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7%，下一个较大台阶；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以8%的平均增速可以再维持20%年；第三种意见，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十二五前三年，就是11、12、13年将继续下行，分别为9%、8%，7%。尔后，将强劲反弹；第四种意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11-2015年为8%-9%。
以上意见存在颇大分歧，但即便最差的预估也在6%以上，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是令人羡慕的速度。在外部形势尚不明朗之时，正是中国主动降速，谋求转型的良机。政府需要做什么？企业应该怎么办？如何看待过去长期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力的投资与出口？
构建有限政府
中国经济信息：如果再有一个上万亿的经济扩张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会有什么后果？
李文溥：地方政府每年只有13%的可用资金，不到87%的举债收入（数据来源国家审计署）。很多县市一级政府的财政实际已经处于破产状态。
我们的报告中提2万亿，想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上一轮4万亿已经带来了很多后续的问题，如果再推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可能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他们的钱从哪来？短期内可能还是要在土地财政上想办法，这又与当前的房地产调控相连。
二是，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鼓励，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动力与负效应，是值得思考的。我们反对不负责任的举债行为。
事实上，如果不能约束财政占GDP的比重，地方政府就永远都不够钱花。
国内运行政府的成本是国外同类型的成本的2-3倍，政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应该有所约束。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开支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就会产生负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强调有限政府，即有限的权力与规模。
财政支出的结构在逐步改善，只是离心理预期的目标还很远。财政支出中保障房开支，大病医疗等，我们看到它还有很多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目前，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提取的份额跟十年前比提高6-8个点，这恰恰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那6-8个点。这个占比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控制。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虽然已经实施，但总量并没有减轻，这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推进。
倒逼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信息：根据您从基层调研的情况看，2012年中国出口企业的情况如何？
李文溥：应该是喜忧参半。上半年忧的成分更多。从企业家的反应来看，上半年的困难程度超过了2009年。浙江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负责给欧美做圣诞节礼物，3-4月份确实没有接到订单；喜的是出口企业已经动作，晋江的一些企业在工人工资上涨，连3%的利润都没法保证的时候，辞去工人，改用机器甚至是自己发明的机器生产。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转型之路很痛苦，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是有竞争力、能够往产业链高端走的企业。
下半年，我的观察是企业订单量有所好转。
中国经济信息：政府目前在强调稳出口，您认为路径有哪些？
李文溥：现在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积极影响只是短期的，根本上还是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就意味着一些产业必须淘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来都是被迫的，这意味着低端的产品淘汰。我们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做了研究，发现10年来，工人拿到的月平均工资绝对数在10年内肯定是上升的，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相比更小。因此整个制造业的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下降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整个劳动生产力成本也是基本下降的，在我计算的25个生产部门中，只有5个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8个部门，涵盖了中国主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门类，4降4升。4个上升的就是鞋帽、纺织、家具等，这部分行业也许5年后会淘汰。淘汰之后，出现新一轮的产业更替。
其次，我们发现要素成本价格扭曲现象的新特点。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成本都被低估，正是这个低估导致了过度投资。并且，资本被低估的程度超过了劳动价格。资本的价格由折旧和利息来决定，而长期来看利息是负的。这就导致了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非常快，导致中国产业内升级很快，而产业间升级很慢。
跟日本相近的发展阶段比较，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的产业内升级就带来了用机器替代劳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福建一家制造企业需要电焊工，今年开始引进电焊手，老板告诉我，一个电焊手40多万，但它一天能干10个工人的活，一年成本就收回。技术替代很快。
产品的加工工艺提升效率，高端产品。晋江出口的鞋子的数量虽然下降了，但是单位鞋子的价格在上升。低端的转移到江西等省份，向内地推进。
但也有担忧，当前的金融服务体系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以4万亿出来之后，80%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真正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中小企业却拿不到贷款。基层调研获得的情况是，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负担比国家公布的基准利率高30%左右。这就造成了企业额外的成本负担。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
因此，我们侧重认为降息比降准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创新 晋江模式
中国经济信息：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
李文溥：自主创新，对应的是中国的“山寨”问题。这个词我们应该理性地多角度去看，并不一定是贬义。从经济学上来说，产业族群的形成本身也是山寨的一种。以安溪为例，安溪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于藤铁工艺产品。安溪的藤铁工艺最初起源于一个安溪华侨的藤铁作坊，周边模仿而形成规模效应，进而发展成为安溪的支柱产业之一。
事实上，从我们调研的那些制鞋制衣企业在工艺上、营销上等各个层次都有创新。福建南安的一名女企业家，文化程度不高，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两年，却做出了高1.2米的高精镜面磨床，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此外，晋江很多制造企业本部只保留三分之一的生产线，三分之二的外包给广东东莞，比如劲霸男装。保留三分之一可以知道真实成本，并且便于应急的订单处理。
晋江与东莞出口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别就在于，晋江只要有条件就必须做品牌。宏基创始人施振荣说，做代工是乘着电梯往下走，做品牌就像坐电梯向上走。品牌一旦做出来，就意味着整合能力，晋江多年来培育的运动品牌有乔丹、安踏、皮克、鸿星尔克、361度、德尔惠等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莞属于夹心层经济。所以，有意思的是东莞在给晋江打工。这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已经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