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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民间资本兼并、收购、入股中小金融机构,并打破区域经营垄断,将为民间金融找到出口,也为弥合区域间差距找到金融途径。
对于利率市场化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将成为“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也被视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原生动力。不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存款保险制度,都是推动银行业改革的举措之一。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怎么改?民间金融如何办?改革又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中国经济信息》就此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王曙光。
混业经营在实践
中国经济信息:中国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王曙光:从大环境看,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大部分金融机构对于利率市场化早已开始准备。从银行来讲,他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定价能力。尤其从贷款定价来看,他们在采取多层次的浮动利率。
中国经济信息: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对银行业带来冲击?
王曙光:造成冲击是假想。其中有一个前提,即银行是否具备足够高的灵活定价的能力来应对市场化的局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几年前,银行机构没有在定价能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风险将会非常大。但根据我的田野调查,大部分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产品的开发与定价能力上已有相当多的实践和训练。
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同比增近四成,其中,利息净收入在银行业收入占比高达60%,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收入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也正好表明了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银行就没有动力通过更多的产品创新和差别定价来获取利润。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永远倚重在利差方面。
市场化之后,将倒逼金融机构更好地判断产品的风险、客户的信用,强化自己的定价能力。这样中国银行业内部就产生了竞争。这种竞争是金融创新能力的内功的较量,而不简单依赖于利差收入。
中国经济信息:从国家监管层面,内功较量的空间形成了吗?
王曙光:从存贷款方面来看,这样的空间已经形成。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利率市场化的到来。
中国经济信息: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同时,有一种声音是,需要与银行的混业经营同步改革。您怎么看?
王曙光:从某种程度来说,银行的混业经营已经在实践,包括银行与保险的交叉运营,由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来做。有的银行则在内部设立证券投资部门,事实上,各个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业界格局不像以前那样清晰。法律上没有完全禁止业界之间的相互渗透。
尽管在证监会、银监会的官方文件中,业界之间的互相渗透还不被提倡,但混业经营在实践中慢慢形成了趋势,市场在逐渐打破业界之间的间隔。
民间金融要出口
中国经济信息:民间金融改革的可能性方向在哪里?
王曙光:民間金融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提了很多年。尤其在去年,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暴之后谈得更多。
首先,民间借贷的法律应尽快出台,来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利率水平、信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以往的法律认定相当模糊、解释的空间太大,法律上需要有清晰的界定。
温州金改试点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很好,但一些措施往往是阶段性的,没有长期稳固的法律基础。
其次,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大量的民间资本有一个出口。金融改革的措施很多,但对于一条却谈得很少,即如何让民间资本以较低的成本和门槛进入金融业。如果没有这样的出口,民间资本还会无序地流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金融乱象,包括一些金融犯罪现象,都跟这个出口的缺乏有关。
银监会近期推出措施,希望民间资本整合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村金融机构。此后,民间资本可以利用手中的资金收购农村信用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度却很大。
目前的情况,对于民间资本创建金融机构的举措可能要相对保守和稳健。但将来监管层应该允许民间资本通过兼并、收购、控股、参股金融机构,让他们有正当渠道进入金融业经营,尽量避免地下的借贷活动。
中国经济信息:您所谓的较低成本是指什么?
王曙光:金融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对民间资本来说无法得到实惠。举个例子,从银监会等监管层来说,他们希望民间资本参与到村镇银行的建设、经营中。但后来的局面却是大银行控股和独资来办一家村镇银行,或者,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入股参与村镇银行。真正的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案例非常少见。
在国外,这类中小金融机构都是由民间资本构成。中小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慢慢放开,发挥私人资本的活力。更重要的是,私人资本的进入,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极大的改善。
中国经济信息:在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会不会更弱?
王曙光:很多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更加灵活,它的抗风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大型金融机构要强。
区域鸿沟待弥合
中国经济信息:有人形容金融业改革是一把打开下一次经济改革的钥匙。它是否会成为“十二五”新的增长极?
王曙光:很有可能,也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出现。事实上,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金融业的结构相对滞后。因为它竞争不足,产权结构单一。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排斥民间资本。因此,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层面的活动,如中小企业融资不足,活力不够。
一旦金融业活跃起来,经济层面也会有很抢眼的表现。
中国经济信息:您最近一次基层调研,看到中小金融机构的现状如何?
王曙光:最近一次到南方,看到了70%-80%的基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发展很快,实力和规模在迅猛地增长。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他们面临着很多的制度约束。浙江的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管理得很好、资本很雄厚,如果想去资本相对不太充裕,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去开设分支机构,就面临着约束,法律上没有这种跨域经营的自由。
金融机构如果想把股权结构作出改变,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进行增资扩股,同样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政策限制。
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小金融机构近几年的竞争能力提升很快,但宏观制度层面还有很多紧箍咒。产权结构与金融的地方割据都应该是下一步金融改革应该放松和改进的方向。
此外,这还涉及到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原来的发展战略是各区域各自为战,但实际上东中西部之间的金融交流可以弥合区域之间的差距,比如浙江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特别多,如果允许它们去西部放贷,在满足西部资金需求、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资本收益,释放了流动需求。
中国经济信息:中国区域之间的金融授信不平等好像成了普遍现象。
王曙光:有一个现象是,越穷的地方存款很多,但存款用于贷款的比例又很低。最后,这些贷款都流向了发达地区。有意思的是,越是发达的地方,资本越丰裕。相反,相对落后的地区的资金却没有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就反映出制度层面的一些缺陷,它反而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缩小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让发达地区的丰裕民间资本充当弥合区域经济差距的角色。
对于利率市场化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将成为“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也被视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原生动力。不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存款保险制度,都是推动银行业改革的举措之一。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怎么改?民间金融如何办?改革又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中国经济信息》就此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王曙光。
混业经营在实践
中国经济信息:中国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王曙光:从大环境看,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大部分金融机构对于利率市场化早已开始准备。从银行来讲,他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定价能力。尤其从贷款定价来看,他们在采取多层次的浮动利率。
中国经济信息: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对银行业带来冲击?
王曙光:造成冲击是假想。其中有一个前提,即银行是否具备足够高的灵活定价的能力来应对市场化的局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几年前,银行机构没有在定价能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风险将会非常大。但根据我的田野调查,大部分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产品的开发与定价能力上已有相当多的实践和训练。
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同比增近四成,其中,利息净收入在银行业收入占比高达60%,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收入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也正好表明了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银行就没有动力通过更多的产品创新和差别定价来获取利润。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永远倚重在利差方面。
市场化之后,将倒逼金融机构更好地判断产品的风险、客户的信用,强化自己的定价能力。这样中国银行业内部就产生了竞争。这种竞争是金融创新能力的内功的较量,而不简单依赖于利差收入。
中国经济信息:从国家监管层面,内功较量的空间形成了吗?
王曙光:从存贷款方面来看,这样的空间已经形成。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利率市场化的到来。
中国经济信息: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同时,有一种声音是,需要与银行的混业经营同步改革。您怎么看?
王曙光:从某种程度来说,银行的混业经营已经在实践,包括银行与保险的交叉运营,由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来做。有的银行则在内部设立证券投资部门,事实上,各个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业界格局不像以前那样清晰。法律上没有完全禁止业界之间的相互渗透。
尽管在证监会、银监会的官方文件中,业界之间的互相渗透还不被提倡,但混业经营在实践中慢慢形成了趋势,市场在逐渐打破业界之间的间隔。
民间金融要出口
中国经济信息:民间金融改革的可能性方向在哪里?
王曙光:民間金融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提了很多年。尤其在去年,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暴之后谈得更多。
首先,民间借贷的法律应尽快出台,来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利率水平、信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以往的法律认定相当模糊、解释的空间太大,法律上需要有清晰的界定。
温州金改试点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很好,但一些措施往往是阶段性的,没有长期稳固的法律基础。
其次,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大量的民间资本有一个出口。金融改革的措施很多,但对于一条却谈得很少,即如何让民间资本以较低的成本和门槛进入金融业。如果没有这样的出口,民间资本还会无序地流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金融乱象,包括一些金融犯罪现象,都跟这个出口的缺乏有关。
银监会近期推出措施,希望民间资本整合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村金融机构。此后,民间资本可以利用手中的资金收购农村信用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度却很大。
目前的情况,对于民间资本创建金融机构的举措可能要相对保守和稳健。但将来监管层应该允许民间资本通过兼并、收购、控股、参股金融机构,让他们有正当渠道进入金融业经营,尽量避免地下的借贷活动。
中国经济信息:您所谓的较低成本是指什么?
王曙光:金融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对民间资本来说无法得到实惠。举个例子,从银监会等监管层来说,他们希望民间资本参与到村镇银行的建设、经营中。但后来的局面却是大银行控股和独资来办一家村镇银行,或者,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入股参与村镇银行。真正的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案例非常少见。
在国外,这类中小金融机构都是由民间资本构成。中小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慢慢放开,发挥私人资本的活力。更重要的是,私人资本的进入,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极大的改善。
中国经济信息:在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会不会更弱?
王曙光:很多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更加灵活,它的抗风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大型金融机构要强。
区域鸿沟待弥合
中国经济信息:有人形容金融业改革是一把打开下一次经济改革的钥匙。它是否会成为“十二五”新的增长极?
王曙光:很有可能,也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出现。事实上,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金融业的结构相对滞后。因为它竞争不足,产权结构单一。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排斥民间资本。因此,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层面的活动,如中小企业融资不足,活力不够。
一旦金融业活跃起来,经济层面也会有很抢眼的表现。
中国经济信息:您最近一次基层调研,看到中小金融机构的现状如何?
王曙光:最近一次到南方,看到了70%-80%的基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发展很快,实力和规模在迅猛地增长。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他们面临着很多的制度约束。浙江的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管理得很好、资本很雄厚,如果想去资本相对不太充裕,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去开设分支机构,就面临着约束,法律上没有这种跨域经营的自由。
金融机构如果想把股权结构作出改变,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进行增资扩股,同样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政策限制。
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小金融机构近几年的竞争能力提升很快,但宏观制度层面还有很多紧箍咒。产权结构与金融的地方割据都应该是下一步金融改革应该放松和改进的方向。
此外,这还涉及到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原来的发展战略是各区域各自为战,但实际上东中西部之间的金融交流可以弥合区域之间的差距,比如浙江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特别多,如果允许它们去西部放贷,在满足西部资金需求、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资本收益,释放了流动需求。
中国经济信息:中国区域之间的金融授信不平等好像成了普遍现象。
王曙光:有一个现象是,越穷的地方存款很多,但存款用于贷款的比例又很低。最后,这些贷款都流向了发达地区。有意思的是,越是发达的地方,资本越丰裕。相反,相对落后的地区的资金却没有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就反映出制度层面的一些缺陷,它反而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缩小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让发达地区的丰裕民间资本充当弥合区域经济差距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