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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之间内在的关联机制和影响效果已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企业家精神如何在外部制度环境配合下促成企业转型，即企业家精神通过怎样的传导路径影响企业转型，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关系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又是什么等问题，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企业微观数据，构建“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感知→企业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和线性交互回归方程，系统探索制度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企业转型;制度环境;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2-0009-04
引言
以创新、变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精神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应对外部变化，克服路径依赖，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处于关键历史时期，企业能否抓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国家战略、历史机遇和市场机会，识别、选择、获取、激活、整合、利用各种有效资源使之转化为企业价值，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但是，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土壤，企业家精神能否促进企业变革、转型、升级，往往离不开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有效配合、支持和互动。因此，发挥企业家精神，同时提高制度环境的有效互动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致力于剖析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驱动因素，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内在的关联机制和影响效果已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作为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企业家精神如何在高效的外部制度环境配合下促成企业转型升级，即企业家精神通过怎样的传导路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环境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升级二者关系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出有效回答，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一科学问题。
一、方法与数据
第一，问卷调查。问卷发放范围为温州各区市县的民营企业，一种方法是实地走访，现场发放纸质问卷，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导师、教师、同学、亲戚、朋友、学生、校友等各种拥有民营企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发放问卷。具体调查对象包括民营企业CEO、总经理、高层管理等核心人员。
第二，回归分析。以民营制造企业转型为因变量，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为自变量，以制度环境中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经济环境”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家的异质性特征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方程，检验制度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转型中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体系
1.因变量。因变量为“企业转型”，为定距定比的连续变量。“企业转型”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转型的意愿越大，转型的可能也就越大。
2.自变量。“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分别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较高的分维度精神。
3.调节变量。“政治环境感知”“法治环境感知”“经济环境感知”，分别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较高的分维度的环境感知。
4.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性别、企业家性格、企业家年龄、企业家学历、产权性质、行业密集型、行业类型、企业发展阶段、销售额、研发占比、成立年限、总资产、员工人数。
（二） 模型构建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首先进行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去掉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控制变量，所有控制变量都不显著，因此在标准交互回归分析中剔除这些控制变量。
transf=β0+β1innov_spir+β2adven_spir+β3eager_spri+β4poli_envir+β5law_envir+β6econo_envir+β7innov_spir*poli_envir +β8innov_spir*law_envir+β9innov_spir*econo_envir+β10adven_ spir*poli_envir+β11adven_spir*law_envir+β12adven_spir*econo_ envir+β13eager_spri*poli_envir+β14eager_spri*law_envir+β15eager_ spri*econo_envir+ε
（三）回归诊断
1.极端值的检测。先运行上述交互模型的回归，在上述线性交互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standres，rstandard，生成标准化残差，标准化残差最大值为2.425872，最小值为-2.4603877，按照-3<e<3这个极端值判断标准，不存在极端值。
2.误差项均值为0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e，re/sum e/display%10.9f r（mean），误差项的均值为0（-0.0000000003），加之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符合回归分析的误差项均值为0的原假设。
3.正態分布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e，re/sum e/kdensity e，normal，输出的图形与正态分布图基本重叠（图略），可见误差项分布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4.同方差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e，re/sum e后，采用estat imtest，white怀特检验，原假设为误差项存在同方差性假设，异方差检验的结果显示，p值大于0.05，即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与讨论
第一，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及整体显著性检验（如下表所示）。共206个样本，F（15，190）值为15.39，对应P值为0.0000，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R2为0.5050，表明交互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整体解释力良好。
第二，经济意义检验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在加入交互项之后同上述没有交互项的结果有所改变，只有“經济环境”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经济环境增加1个单位，企业转型意愿就减少1.8186个单位，即经济环境越好，企业就越没有转型的意愿和积极性，这种结果符合经济意义。企业家精神里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三个维度和制度环境里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二个维度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环境不同维度的交互项中，创新精神和法治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冒险精神和政治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进取精神和经济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创新精神和法治环境的交互项（Innov*law）的回归系数为0.0163，表明对于法治环境而言，法治环境每改善一个单位，其创新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4013（-0.4176+0.0163）个单位，相对于创新精神单独效应-0.4176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0163个单位，即法治环境在创新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因为转型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行为，良好的法治环境更容易促成创新精神和企业转型的互动，符合经济意义，且法治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冒险精神和政治环境的交互项（adven*poli）的回归系数为0.2362，表明对于政治环境而言，政治环境每改善1个单位，其冒险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2721（0.0359+0.2362）个单位，相对于冒险精神单独效应的0.0359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2362个单位，即政治环境在冒险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因为转型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行为，良好的政治环境更容易促成冒险精神和企业转型的互动，符合经济意义，且政治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进取精神和经济环境的交互项（eager*econo）的回归系数为0.4999，表明对于经济环境而言，经济环境每改善一个单位，其进取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0796（-0.5795+0.4999）个单位，相对于进取精神单独效应的-0.5795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4999个单位，即经济环境在进取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这种调节效应的经济意义尚不清楚，且经济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1] Clemens Striebing，Evanthia Kalpazidou Schmidt，Rachel Palmén.Pragmatic ex-ante evaluation using an innov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The case of a high-tech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for women[J].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2019，（77）.
[2] Gloria Aparicio，Txomin Iturralde，Amaia Maseda.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search：A bibliometric review[J].European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2019，（3）.
[3] Vahid Jafari Sadeghi，Jean-Marie Nkongolo-Bakenda，Robert B.Anderson，Léo-Paul Dana.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A comparison of context-based and universal determinants in developing and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9，（6）.
[4] Bruno Brand o Fischer，Gustavo Hermínio Salati Marcondes de Moraes，Paola Rücker Schaeffer.Universities’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Not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9，（147）.
[5] Jannic Horne，Malte Recker，Ingo Michelfelder，Jason Jay，Jan Kratzer.Exploring entrepreneurship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mapping new venture activities with semi-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
[6] Maria Minniti，Martin Andersson，Pontus Braunerhjelm，Frédéric Delmar，Annika Rickne，Karin Thorburn，Karl Wennberg，Mikael Stenkula.Boyan Jovanovic：recipient of the 2019 Global Award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9，（3）.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企业转型;制度环境;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2-0009-04
引言
以创新、变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精神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应对外部变化，克服路径依赖，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处于关键历史时期，企业能否抓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国家战略、历史机遇和市场机会，识别、选择、获取、激活、整合、利用各种有效资源使之转化为企业价值，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但是，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土壤，企业家精神能否促进企业变革、转型、升级，往往离不开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有效配合、支持和互动。因此，发挥企业家精神，同时提高制度环境的有效互动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致力于剖析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驱动因素，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内在的关联机制和影响效果已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作为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企业家精神如何在高效的外部制度环境配合下促成企业转型升级，即企业家精神通过怎样的传导路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环境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转型升级二者关系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出有效回答，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一科学问题。
一、方法与数据
第一，问卷调查。问卷发放范围为温州各区市县的民营企业，一种方法是实地走访，现场发放纸质问卷，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导师、教师、同学、亲戚、朋友、学生、校友等各种拥有民营企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发放问卷。具体调查对象包括民营企业CEO、总经理、高层管理等核心人员。
第二，回归分析。以民营制造企业转型为因变量，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为自变量，以制度环境中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经济环境”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家的异质性特征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方程，检验制度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转型中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体系
1.因变量。因变量为“企业转型”，为定距定比的连续变量。“企业转型”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转型的意愿越大，转型的可能也就越大。
2.自变量。“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分别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较高的分维度精神。
3.调节变量。“政治环境感知”“法治环境感知”“经济环境感知”，分别用四个题项来测度，四个选项的得分加总平均，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较高的分维度的环境感知。
4.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性别、企业家性格、企业家年龄、企业家学历、产权性质、行业密集型、行业类型、企业发展阶段、销售额、研发占比、成立年限、总资产、员工人数。
（二） 模型构建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首先进行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去掉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控制变量，所有控制变量都不显著，因此在标准交互回归分析中剔除这些控制变量。
transf=β0+β1innov_spir+β2adven_spir+β3eager_spri+β4poli_envir+β5law_envir+β6econo_envir+β7innov_spir*poli_envir +β8innov_spir*law_envir+β9innov_spir*econo_envir+β10adven_ spir*poli_envir+β11adven_spir*law_envir+β12adven_spir*econo_ envir+β13eager_spri*poli_envir+β14eager_spri*law_envir+β15eager_ spri*econo_envir+ε
（三）回归诊断
1.极端值的检测。先运行上述交互模型的回归，在上述线性交互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standres，rstandard，生成标准化残差，标准化残差最大值为2.425872，最小值为-2.4603877，按照-3<e<3这个极端值判断标准，不存在极端值。
2.误差项均值为0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e，re/sum e/display%10.9f r（mean），误差项的均值为0（-0.0000000003），加之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符合回归分析的误差项均值为0的原假设。
3.正態分布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 e，re/sum e/kdensity e，normal，输出的图形与正态分布图基本重叠（图略），可见误差项分布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4.同方差假设检验。在上述线性回归命令之后运行predicte，re/sum e后，采用estat imtest，white怀特检验，原假设为误差项存在同方差性假设，异方差检验的结果显示，p值大于0.05，即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与讨论
第一，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及整体显著性检验（如下表所示）。共206个样本，F（15，190）值为15.39，对应P值为0.0000，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R2为0.5050，表明交互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整体解释力良好。
第二，经济意义检验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在加入交互项之后同上述没有交互项的结果有所改变，只有“經济环境”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经济环境增加1个单位，企业转型意愿就减少1.8186个单位，即经济环境越好，企业就越没有转型的意愿和积极性，这种结果符合经济意义。企业家精神里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三个维度和制度环境里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二个维度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环境不同维度的交互项中，创新精神和法治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冒险精神和政治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进取精神和经济环境的交互项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创新精神和法治环境的交互项（Innov*law）的回归系数为0.0163，表明对于法治环境而言，法治环境每改善一个单位，其创新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4013（-0.4176+0.0163）个单位，相对于创新精神单独效应-0.4176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0163个单位，即法治环境在创新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因为转型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行为，良好的法治环境更容易促成创新精神和企业转型的互动，符合经济意义，且法治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冒险精神和政治环境的交互项（adven*poli）的回归系数为0.2362，表明对于政治环境而言，政治环境每改善1个单位，其冒险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2721（0.0359+0.2362）个单位，相对于冒险精神单独效应的0.0359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2362个单位，即政治环境在冒险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因为转型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行为，良好的政治环境更容易促成冒险精神和企业转型的互动，符合经济意义，且政治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进取精神和经济环境的交互项（eager*econo）的回归系数为0.4999，表明对于经济环境而言，经济环境每改善一个单位，其进取精神对于企业转型的效应会增加-0.0796（-0.5795+0.4999）个单位，相对于进取精神单独效应的-0.5795而言的基础上增加了0.4999个单位，即经济环境在进取精神促进企业转型效应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这种调节效应的经济意义尚不清楚，且经济环境的这种调节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1] Clemens Striebing，Evanthia Kalpazidou Schmidt，Rachel Palmén.Pragmatic ex-ante evaluation using an innov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The case of a high-tech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for women[J].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2019，（77）.
[2] Gloria Aparicio，Txomin Iturralde，Amaia Maseda.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search：A bibliometric review[J].European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2019，（3）.
[3] Vahid Jafari Sadeghi，Jean-Marie Nkongolo-Bakenda，Robert B.Anderson，Léo-Paul Dana.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A comparison of context-based and universal determinants in developing and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9，（6）.
[4] Bruno Brand o Fischer，Gustavo Hermínio Salati Marcondes de Moraes，Paola Rücker Schaeffer.Universities’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Not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9，（147）.
[5] Jannic Horne，Malte Recker，Ingo Michelfelder，Jason Jay，Jan Kratzer.Exploring entrepreneurship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mapping new venture activities with semi-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
[6] Maria Minniti，Martin Andersson，Pontus Braunerhjelm，Frédéric Delmar，Annika Rickne，Karin Thorburn，Karl Wennberg，Mikael Stenkula.Boyan Jovanovic：recipient of the 2019 Global Award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