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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科普经费应该有三方面的投入，政府投入、基金会投入、企业投入。我国几乎没有后两者，科普投入的机制还没有多元化，正常化。
家住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张静每到周末，总会带着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到北京各大科普场馆参观，“我为的就是让她通过参观科普场馆从小培养起对科学的兴趣。”张静说，受到她的熏陶，女儿现在对自然科学知识兴趣大增，不但经常缠着她买一些科普图书，还参加了学校的自然小组。在张静看来，现在北京的科普宣传教育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有各种有趣的展览和活动可以参加。就拿她女儿最喜欢的中国科技馆来说，那里几乎每一样展品都可以让参观者动手操作，而且展品还会定期更新，每次女儿去都会玩得非常开心。
张静的亲身感受也验证了相关部门的统计结果。最近，科技部公布的一组最新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9年我国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87.12亿元，人均科普专项经费2.10元，比2008年的1.84元增加0.26元。在政府拨款的科普经费中，科普专项经费有28.07亿元。而对比2003年，全国有1/3地区的人均三级财政科普经费还不足0.2元。这些数字告诉人们，几年来，我国的科普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每年都在增长的科普经费到底花在哪儿，对于普通人来说就不清楚了。
科普场馆大多“盖得起养不起”
在普通人看来，科普经费最大的去处应该就是全国各地兴建起来的科普场馆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郑念说，这些年来，我国科普经费的投入的确大多转化为固定资产，比如大量科技场馆、科技博物馆、科技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的建立等。
截至2009年底，全国科普场馆基建支出共计23.17亿元，几乎比2008年翻了一番。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404个，此外，还有一批科普场馆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全国共有科普画廊21.25万个；城市社区科普（技）活动专用室6.8万个；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37万个；科普宣传专用车1569辆，均比2008年有大幅增长。
然而，现有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盖得起，养不起”就是部分省级，绝大多数市级、县级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一些地方财政能够拨付科普设施的基础建设经费，而后续的运营经费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使相当一部分科普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进行维护和扩充，甚至使得有些科普基础设施名存实亡，这实际导致了科普经费的大量浪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告诉记者，目前，各地方兴建科普场馆花了很多钱，但是这些科普资金大部分都用在了建筑的建设上，而这样的情况不光出现在科技馆，一些少年宫等场馆也会遇到。建科普场馆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科学，提升国人的科学素养，场馆内的科普内容才是最核心的。而这些豪华的建筑，根本不能起到宣传科学的作用。原本地方政府做科普教育，心思应该更多花在内容上，而不是建筑上。但是相对于隐性的内容而言，硬件的豪华却更能体现出显著的政绩。所以现在科普经费的一些花销，有舍本求末之嫌。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刚刚参加完某地方科技馆招标建设方案的评选工作，面对这座耗资8亿多元的建筑，这名研究员告诉记者，其实，在专家眼中，候选的这些建筑方案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花这么大的工夫和金钱在场馆建筑的外观上，为什么不能将它用于设计场馆内部的展品呢？”他说。
原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也告诉记者，现在我国的科技馆建设进入了一个高潮。在科技馆的建设上，现在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全额拨款进行科技馆的建造和运营。这样运行经费和员工的工资就都有保障，科技馆能够全力提高科普工作的质量。还有些科技馆是建设时国家会拨款，建成后就不再拨款，营运经费靠门票收入来贴补。第三种就是有些科技馆觉得靠门票收入就够了，一些短视的馆长就不再要国家的全额拨款，而是申请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了。但是根据世界上百年的科技馆发展史来看，新的科技馆在刚开门时都会迎来一个游客的高峰期，因为新场馆和新展品这时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半年或者一年后，如果场馆内容不更新，观众就不会再去了。所以一般来说，科技馆都有一个门票收入递减，参观人数递减的效应。
“目前国内有些地方科技馆，确实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王渝生说，他就了解到，一家曾经由著名科学家题词的科技馆，由于经营困难，竟然在科技馆的招牌边摆满了广告。而展馆里面则办起了展销会，卖家具、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等，甚至里面还有房屋出租。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建成后，观众来得越来越少，但是工作人员、场馆的房租水电却不断地支出，同时也没有其他资金的注入。这样一来，科技馆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资金，就无法更新展品，不更新展品，观众就越来越少。
为了维持科技馆的正常运营，部分科技馆开辟了“高票价”的生存道路。例如，广东科学中心开业3年半，其高票价就一直受到当地民众的质疑。气势恢弘的广东科学中心于2008年建成开放之初，就被称作是当前世界上展示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科普教育场馆。但是，这座旨在为广大公众和青少年提供更全面系统的科普教育的场馆，其票价也是堪称昂贵的。成人游遍科学中心全票需要150元，学生要130元，儿童和老人也得120元，因此，科学中心也被当地人称为“昂贵的科普”。
究其原因，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吴金希认为，我国目前缺乏系统完整的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科普产业的制度和措施，这使得科普设施及其科普活动的市场化程度极低，成为制约科普工作可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在发达国家，民办博物馆所占的比例很大，美国更是高达90%以上，他们同样享受公办博物馆的政策待遇，不仅有税收的减免，而且政府在建设用地、使用公用建筑物等方面有优惠政策，政府还会通过基金甚至是直接拨款为民办博物馆提供经费。而对比我国，不但民办博物馆不能享受这些待遇，而且还可能承担不合理的税费，客观上挫伤了社会资源投入科普事业的积极性。
没有了民间资本的竞争，这些国立的科普场馆便失去了争取市场的动力。全国各地的各种场馆之间定位没有差异，缺乏分工协作，存在“千馆一面”的现象，这既浪费了有限的科普经费，又影响了科普设施的形象和宣传效果。
科普经费缺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郑念介绍，我国的科普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筹措。以科普所来说，每年的科普经费主要用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科普活动等，这大致包括三类：用于科普日及科技周组织开展的大量宣传活动、用于科普场馆开展的科普展览或科技展和用于科普资源的制作，比如科普挂图、科普书籍和光盘的制作以及资助一些协会开展科普活动，组织科技进社区、科技下乡等等。
“在我国，科普经费的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其他渠道占比例很少，这一点与发达国家区别很大。”吴金希说，尽管国家的科普经费逐年增加，但目前仅能维持已有项目的运作以及日常工作开支。如果要发展创新性项目，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定下了每年科技创新的经费占GDP的2.5%，教育经费占4%的比例的目标。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目标仍没达到，这实际上与我们科教兴国的理念很不符。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赞助是科普事业重要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之一，但目前在我国的科普经费中，社会捐赠部分不到全部经费的10%。就拿在鼓励社会各界力量捐助科普场馆方面来说，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公益事业捐助法》以及一些相关的企业减免税费的政策等，但这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实际上落实的效果也并不好。尤其是对鼓励个人捐助的财税优惠措施等基本没有规定，而根据调查，中国科技馆每年从国内企业和个人得到的捐助总和还不如从IBM、Intel等国外企业得到的捐助多。
王渝生告诉记者，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科普经费应该有三方面的投入，政府投入、基金会投入、企业投入。我国几乎没有后两者，科普投入的机制还没有多元化，正常化。像索尼探梦，原来开在王府井，后来搬到朝阳公园，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它是索尼公司开设的科技馆，但它里面的展品不仅限于索尼的产品，它有很多高水平的声光电产品。企业建设科技馆即为企业的发展进行了宣传，同时起到了社会服务的作用，回馈了社会，达到双赢。
此外，要想让科普场馆的运行进入良性的循环，让科普经费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好的理念，吴金希说，从国际经验来看，科普产业是一个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朝阳产业，它应该可以解决好自身的资金问题，例如，美国的《发现》、《探索》、《美国国家地理》等科普传媒产业及其产品在全世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我国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电影《宇宙与人》就在市场上得到了很好的反应，近几年，很多海洋馆也赢取了很大的市场，而这些都属于经营性的科普产业。
关键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创造一个自由、随和、亲切和充满鼓励氛围的科普场馆，是科普工作者亟待普及的课题。比如丹麦史前文化博物馆让观众在用树枝、兽皮建的帐篷里进行打制石器、用石器加工谷物并用陶罐煮饭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费用并不高，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人们印象深刻的展览，一般都在观众的“置入度”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每一项成功的科普展览，都是科研成果巧妙转化的结果，而并非视投入的多少来决定其成功程度。
科普经费缺乏管理，分配不均
那么，如何实现全社会科普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如何让公众对科学形成关注和认同，更快地让科普走近公众，形成社会大科普格局呢？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石顺科表示，科普是社会性工程，加大对公益性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经费的公共投入是必须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科普经费的投入也需要按比例增长。
石顺科说：“科普体现的是科学知识体系和公众的关系。”而国家逐年增加科普经费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科普资源。据统计，2009年全国共举办科普（技）讲座84.94万次，听众达1.69亿人次；举办科普（技）专题展览13.02万次，参观人数超过1.97亿人次；共举办科普（技）竞赛5.28万次，参加人数达5163.91万人次。科技活动周期间，共举办科普专题活动9.84万次，吸引9700万人次参与其中。
科普事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形成固定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的相互协作配合。但是在我国，从综合性的科技馆到基层科普设施往往都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包括各地科协、科技厅、建设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吴金希说，“共管”的结果往往就是谁都不管，公众和社会团体对科普设施服务质量的监督流于形式。
而这些，都会造成科普经费的严重浪费、固定资产监管不严、或者恶意挤占科普公共资源、挪用科普经费和场地非法经营等。
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系统和长远的规划，我国科普经费的划分存在不平均的现象。总体上看，基层科普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东部地区好于西部地区，城市好于农村。
王渝生说，长期以来，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单位大多属于事业单位，吃的是“皇粮”，没有长远打算，得过且过，唯上级命令是从。这不但大大影响了科普基础设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也浪费了有限的科普经费，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一人一本科普书的话，总共需要13亿多本，目前的科普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石顺科说，我国的科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科普经费大部分用于科普到达公众的手段上，而非公众本身。未来科普发展的方向还要以公众的需求为主，对公众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科普还要与媒体、教育系统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协作，推动科普真正走近公众。
范先佐也表示，作为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管理的基础，相关部门要对科普经费进行必要的监管。这首先就必须明确资金使用的目的，明确它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不能同时还兼顾其他业务和服务。如果发生违规，就要及时惩处。国家科研经费的一部分是固定用于科普的，所以应该按照我国《预算法》的条款来进行管理。
家住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张静每到周末，总会带着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到北京各大科普场馆参观，“我为的就是让她通过参观科普场馆从小培养起对科学的兴趣。”张静说，受到她的熏陶，女儿现在对自然科学知识兴趣大增，不但经常缠着她买一些科普图书，还参加了学校的自然小组。在张静看来，现在北京的科普宣传教育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有各种有趣的展览和活动可以参加。就拿她女儿最喜欢的中国科技馆来说，那里几乎每一样展品都可以让参观者动手操作，而且展品还会定期更新，每次女儿去都会玩得非常开心。
张静的亲身感受也验证了相关部门的统计结果。最近，科技部公布的一组最新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9年我国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87.12亿元，人均科普专项经费2.10元，比2008年的1.84元增加0.26元。在政府拨款的科普经费中，科普专项经费有28.07亿元。而对比2003年，全国有1/3地区的人均三级财政科普经费还不足0.2元。这些数字告诉人们，几年来，我国的科普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每年都在增长的科普经费到底花在哪儿，对于普通人来说就不清楚了。
科普场馆大多“盖得起养不起”
在普通人看来，科普经费最大的去处应该就是全国各地兴建起来的科普场馆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郑念说，这些年来，我国科普经费的投入的确大多转化为固定资产，比如大量科技场馆、科技博物馆、科技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的建立等。
截至2009年底，全国科普场馆基建支出共计23.17亿元，几乎比2008年翻了一番。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404个，此外，还有一批科普场馆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全国共有科普画廊21.25万个；城市社区科普（技）活动专用室6.8万个；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37万个；科普宣传专用车1569辆，均比2008年有大幅增长。
然而，现有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盖得起，养不起”就是部分省级，绝大多数市级、县级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一些地方财政能够拨付科普设施的基础建设经费，而后续的运营经费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使相当一部分科普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进行维护和扩充，甚至使得有些科普基础设施名存实亡，这实际导致了科普经费的大量浪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告诉记者，目前，各地方兴建科普场馆花了很多钱，但是这些科普资金大部分都用在了建筑的建设上，而这样的情况不光出现在科技馆，一些少年宫等场馆也会遇到。建科普场馆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科学，提升国人的科学素养，场馆内的科普内容才是最核心的。而这些豪华的建筑，根本不能起到宣传科学的作用。原本地方政府做科普教育，心思应该更多花在内容上，而不是建筑上。但是相对于隐性的内容而言，硬件的豪华却更能体现出显著的政绩。所以现在科普经费的一些花销，有舍本求末之嫌。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刚刚参加完某地方科技馆招标建设方案的评选工作，面对这座耗资8亿多元的建筑，这名研究员告诉记者，其实，在专家眼中，候选的这些建筑方案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花这么大的工夫和金钱在场馆建筑的外观上，为什么不能将它用于设计场馆内部的展品呢？”他说。
原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也告诉记者，现在我国的科技馆建设进入了一个高潮。在科技馆的建设上，现在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全额拨款进行科技馆的建造和运营。这样运行经费和员工的工资就都有保障，科技馆能够全力提高科普工作的质量。还有些科技馆是建设时国家会拨款，建成后就不再拨款，营运经费靠门票收入来贴补。第三种就是有些科技馆觉得靠门票收入就够了，一些短视的馆长就不再要国家的全额拨款，而是申请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了。但是根据世界上百年的科技馆发展史来看，新的科技馆在刚开门时都会迎来一个游客的高峰期，因为新场馆和新展品这时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半年或者一年后，如果场馆内容不更新，观众就不会再去了。所以一般来说，科技馆都有一个门票收入递减，参观人数递减的效应。
“目前国内有些地方科技馆，确实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王渝生说，他就了解到，一家曾经由著名科学家题词的科技馆，由于经营困难，竟然在科技馆的招牌边摆满了广告。而展馆里面则办起了展销会，卖家具、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等，甚至里面还有房屋出租。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建成后，观众来得越来越少，但是工作人员、场馆的房租水电却不断地支出，同时也没有其他资金的注入。这样一来，科技馆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资金，就无法更新展品，不更新展品，观众就越来越少。
为了维持科技馆的正常运营，部分科技馆开辟了“高票价”的生存道路。例如，广东科学中心开业3年半，其高票价就一直受到当地民众的质疑。气势恢弘的广东科学中心于2008年建成开放之初，就被称作是当前世界上展示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科普教育场馆。但是，这座旨在为广大公众和青少年提供更全面系统的科普教育的场馆，其票价也是堪称昂贵的。成人游遍科学中心全票需要150元，学生要130元，儿童和老人也得120元，因此，科学中心也被当地人称为“昂贵的科普”。
究其原因，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吴金希认为，我国目前缺乏系统完整的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科普产业的制度和措施，这使得科普设施及其科普活动的市场化程度极低，成为制约科普工作可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在发达国家，民办博物馆所占的比例很大，美国更是高达90%以上，他们同样享受公办博物馆的政策待遇，不仅有税收的减免，而且政府在建设用地、使用公用建筑物等方面有优惠政策，政府还会通过基金甚至是直接拨款为民办博物馆提供经费。而对比我国，不但民办博物馆不能享受这些待遇，而且还可能承担不合理的税费，客观上挫伤了社会资源投入科普事业的积极性。
没有了民间资本的竞争，这些国立的科普场馆便失去了争取市场的动力。全国各地的各种场馆之间定位没有差异，缺乏分工协作，存在“千馆一面”的现象，这既浪费了有限的科普经费，又影响了科普设施的形象和宣传效果。
科普经费缺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郑念介绍，我国的科普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筹措。以科普所来说，每年的科普经费主要用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科普活动等，这大致包括三类：用于科普日及科技周组织开展的大量宣传活动、用于科普场馆开展的科普展览或科技展和用于科普资源的制作，比如科普挂图、科普书籍和光盘的制作以及资助一些协会开展科普活动，组织科技进社区、科技下乡等等。
“在我国，科普经费的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其他渠道占比例很少，这一点与发达国家区别很大。”吴金希说，尽管国家的科普经费逐年增加，但目前仅能维持已有项目的运作以及日常工作开支。如果要发展创新性项目，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定下了每年科技创新的经费占GDP的2.5%，教育经费占4%的比例的目标。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目标仍没达到，这实际上与我们科教兴国的理念很不符。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赞助是科普事业重要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之一，但目前在我国的科普经费中，社会捐赠部分不到全部经费的10%。就拿在鼓励社会各界力量捐助科普场馆方面来说，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公益事业捐助法》以及一些相关的企业减免税费的政策等，但这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实际上落实的效果也并不好。尤其是对鼓励个人捐助的财税优惠措施等基本没有规定，而根据调查，中国科技馆每年从国内企业和个人得到的捐助总和还不如从IBM、Intel等国外企业得到的捐助多。
王渝生告诉记者，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科普经费应该有三方面的投入，政府投入、基金会投入、企业投入。我国几乎没有后两者，科普投入的机制还没有多元化，正常化。像索尼探梦，原来开在王府井，后来搬到朝阳公园，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它是索尼公司开设的科技馆，但它里面的展品不仅限于索尼的产品，它有很多高水平的声光电产品。企业建设科技馆即为企业的发展进行了宣传，同时起到了社会服务的作用，回馈了社会，达到双赢。
此外，要想让科普场馆的运行进入良性的循环，让科普经费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好的理念，吴金希说，从国际经验来看，科普产业是一个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朝阳产业，它应该可以解决好自身的资金问题，例如，美国的《发现》、《探索》、《美国国家地理》等科普传媒产业及其产品在全世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我国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电影《宇宙与人》就在市场上得到了很好的反应，近几年，很多海洋馆也赢取了很大的市场，而这些都属于经营性的科普产业。
关键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创造一个自由、随和、亲切和充满鼓励氛围的科普场馆，是科普工作者亟待普及的课题。比如丹麦史前文化博物馆让观众在用树枝、兽皮建的帐篷里进行打制石器、用石器加工谷物并用陶罐煮饭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费用并不高，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人们印象深刻的展览，一般都在观众的“置入度”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每一项成功的科普展览，都是科研成果巧妙转化的结果，而并非视投入的多少来决定其成功程度。
科普经费缺乏管理，分配不均
那么，如何实现全社会科普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如何让公众对科学形成关注和认同，更快地让科普走近公众，形成社会大科普格局呢？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石顺科表示，科普是社会性工程，加大对公益性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经费的公共投入是必须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科普经费的投入也需要按比例增长。
石顺科说：“科普体现的是科学知识体系和公众的关系。”而国家逐年增加科普经费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科普资源。据统计，2009年全国共举办科普（技）讲座84.94万次，听众达1.69亿人次；举办科普（技）专题展览13.02万次，参观人数超过1.97亿人次；共举办科普（技）竞赛5.28万次，参加人数达5163.91万人次。科技活动周期间，共举办科普专题活动9.84万次，吸引9700万人次参与其中。
科普事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形成固定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的相互协作配合。但是在我国，从综合性的科技馆到基层科普设施往往都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包括各地科协、科技厅、建设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吴金希说，“共管”的结果往往就是谁都不管，公众和社会团体对科普设施服务质量的监督流于形式。
而这些，都会造成科普经费的严重浪费、固定资产监管不严、或者恶意挤占科普公共资源、挪用科普经费和场地非法经营等。
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系统和长远的规划，我国科普经费的划分存在不平均的现象。总体上看，基层科普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东部地区好于西部地区，城市好于农村。
王渝生说，长期以来，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单位大多属于事业单位，吃的是“皇粮”，没有长远打算，得过且过，唯上级命令是从。这不但大大影响了科普基础设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也浪费了有限的科普经费，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一人一本科普书的话，总共需要13亿多本，目前的科普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石顺科说，我国的科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科普经费大部分用于科普到达公众的手段上，而非公众本身。未来科普发展的方向还要以公众的需求为主，对公众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科普还要与媒体、教育系统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协作，推动科普真正走近公众。
范先佐也表示，作为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管理的基础，相关部门要对科普经费进行必要的监管。这首先就必须明确资金使用的目的，明确它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不能同时还兼顾其他业务和服务。如果发生违规，就要及时惩处。国家科研经费的一部分是固定用于科普的，所以应该按照我国《预算法》的条款来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