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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所重构的公司治理，要实现真正从“形似”跃升为“神似”，要想真正成为银行改革“化学变化”中的关键性反应步骤，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
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
2006年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令人激动而又充满希望。三大国有银行先后甩掉巨额不良贷款的包袱成功上市，成为国内外投资者追逐的“明星”股票：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了汇丰和花旗，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但是业界的人士总是有一些担忧，目前的成绩的取得是花了很大代价的，这个代价花得值得不值得?大家担心的是，一支强心针打下去能否持续，我们的银行从此是否成为一个好银行?
去年上半年，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工作报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报告称，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小”，并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机制”，通过激励银行经理人，让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应该说，IMF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是事实，但开出药方却未见得高明，显然，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们还是不能真正体味到中国金融业运行的深层次体制环境。
毋庸置疑，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举措，对于拒绝政府对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使得银行尽快通过改革找到真正的出资人、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非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现代商业银行的微观架构是否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
客观地说，IMF的报告认为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并未按商业化要求运作，这一判断并不恰当。事实上，当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行为，的确是按商业化盈利机构的要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金融资源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
应该讲，随着近些年银行微观治理的改革推进，政府对于信贷直接干预的做法已经受到很大的约束(过去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但是各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通过各种方法控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事实上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微观治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外部战略投资人的入股)，不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可以看到，刚刚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路子上去。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允诺向地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实质上，这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出面揽下的信贷批发业务，而其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财政担保。可以说，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的模式下，即便是银行从微观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挡在门外，但迫于经营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银行业改革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银行业改革前提
“金融生态”一词，正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十分到位和恰当的概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还更广泛地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经济关系在金融领域体现为货币和信用关系，经济运行的矛盾最终反映为金融问题的累积，经济运行的碰撞反映为金融风险的积淀，最终形成金融风险源，都可能威胁地区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地区经济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其说是源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本身，不如说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所诱发。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受到污染而恶化或者破坏，风险无疑将成为全局性的。
任何优良的微观机制都是依条件而运行，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所重构的公司治理，要实现真正从“形似”跃升为“神似”，要想真正成为银行改革“化学变化”中的关键性反应步骤，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中国银行体系的内部改造进行到一定阶段时，要想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外而内的轨道上来。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等等，这些金融生态的要素，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可或缺的精准反应条件和合适的催化剂，如果缺失，当下一切的努力又可能会泥牛入海无消息。
(摘自《新京报》2007．1．24)
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
2006年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令人激动而又充满希望。三大国有银行先后甩掉巨额不良贷款的包袱成功上市，成为国内外投资者追逐的“明星”股票：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了汇丰和花旗，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但是业界的人士总是有一些担忧，目前的成绩的取得是花了很大代价的，这个代价花得值得不值得?大家担心的是，一支强心针打下去能否持续，我们的银行从此是否成为一个好银行?
去年上半年，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工作报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报告称，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小”，并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机制”，通过激励银行经理人，让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应该说，IMF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是事实，但开出药方却未见得高明，显然，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们还是不能真正体味到中国金融业运行的深层次体制环境。
毋庸置疑，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举措，对于拒绝政府对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使得银行尽快通过改革找到真正的出资人、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非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现代商业银行的微观架构是否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
客观地说，IMF的报告认为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并未按商业化要求运作，这一判断并不恰当。事实上，当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行为，的确是按商业化盈利机构的要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金融资源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
应该讲，随着近些年银行微观治理的改革推进，政府对于信贷直接干预的做法已经受到很大的约束(过去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但是各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通过各种方法控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事实上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微观治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外部战略投资人的入股)，不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可以看到，刚刚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路子上去。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允诺向地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实质上，这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出面揽下的信贷批发业务，而其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财政担保。可以说，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的模式下，即便是银行从微观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挡在门外，但迫于经营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银行业改革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银行业改革前提
“金融生态”一词，正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十分到位和恰当的概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还更广泛地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经济关系在金融领域体现为货币和信用关系，经济运行的矛盾最终反映为金融问题的累积，经济运行的碰撞反映为金融风险的积淀，最终形成金融风险源，都可能威胁地区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地区经济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其说是源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本身，不如说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所诱发。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受到污染而恶化或者破坏，风险无疑将成为全局性的。
任何优良的微观机制都是依条件而运行，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所重构的公司治理，要实现真正从“形似”跃升为“神似”，要想真正成为银行改革“化学变化”中的关键性反应步骤，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中国银行体系的内部改造进行到一定阶段时，要想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外而内的轨道上来。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等等，这些金融生态的要素，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可或缺的精准反应条件和合适的催化剂，如果缺失，当下一切的努力又可能会泥牛入海无消息。
(摘自《新京报》200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