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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我国历史上的数次翻译实践活动高潮，回顾了各个阶段的代表性翻译理论，阐述了翻译理论建设的现状和不足，并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以分析探讨。
关键词：翻译实践高潮 翻译理论 现状
一、引言
中国的翻译实践，古已有之，最早可考据到《明度五十校计经》（安世高，148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翻译活动，按照罗进德主编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的说法，可以分为三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期间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至今“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二、翻译实践高潮及代表性理论
中国的翻译理论，根据其发展时间，可以分为传统理论、现代理论和当代理论。传统理论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以及“转型期”。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翻译实践高潮。
1.佛经翻译，理论发生期：这一阶段从东汉开始至唐宋结束，历时千余年，其中以佛经翻译家玄奘的成就最为突出。玄奘历时17载西行取经，从天竺带回佛经57部，其一生共计翻译梵文75部，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为梵文，成为对外传播推广中国著作的鼻祖。他提倡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提出了佛经“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深远。
2.西方科技翻译，理论发展期：明末清初，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迅速向全世界扩张，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在此期间，徐光启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一同完成了《几何原本》的翻译，成就斐然。其“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翻译功能指导理论，指导了其在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多重身份之外的对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研究。
3.西方哲学文学翻译，理论成熟期：清朝后期，西学东渐迎来又一次的高潮，除“奇技淫巧”之外，西方的哲学作品、文学作品等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严复正是这期间众多翻译家的代表。在其翻译的《天演论》中，严复首次谈到“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这一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超卓的意义和地位，给历代翻译界的启发远超其他各种理论，时至今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笔者认为，“信”（faithfulness）就是译作要与原作的意旨一致；“达”（expressiveness）是要尽力通顺畅达；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再最大程度实现译作的雅致优美，是为“雅”（elegance）。
4.“五四”文学翻译，理论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翻译名家辈出，有许多同时也是声名显赫的文学家，如鲁迅、林语堂、瞿秋白等。翻译理论在此期间开始逐渐获得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鲁迅先生曾翻译过《毁灭》和《死魂灵》，对于翻译，他认为必须同时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这一观点，实质上与今天广为认可的“忠实和通顺”的标准是相一致的。鲁迅先生倾向于直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
5.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转型期：新中国的翻译理论，真正意义上应自1950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建设》后，才开始了系统而明确的体系建设，开始了“转型”，告别了过去的手工作业方式，“进入现代化”。
此后，傅雷提出“传神”论、钱钟书提出“化境”说，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内涵。傅雷从美学观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应达到像临摹画作一样的效果，应当“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则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是“化境”，则翻译也应同样力求进入此境，故而翻译一方面不能由于语言习惯的差异而显得牵强晦涩，同时又要能完全保存原先的风韵。“化境”说实现了翻译从美学向艺术的升华，其影响同样深远。
十年文革期间，国内的科研工作大多停滞，翻译也未能幸免。改革开放后，翻译界的认识水平也曾一度长期徘徊不前。得益于谭载喜等人于80年代后半期为翻译学的建立而疾呼奔走，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才又重新回归了译学界的视野。1990年《现代翻译理论》的发行，在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一致认为是现代翻译理论体系的开端，传统翻译理论至此完美终结。科学系统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开始登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三、理论建设的现状与不足
尽管中国的翻译理论得到现代化的建设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客观上，取得的成果和影响还远远不够，类似于泰勒的“翻译三原则”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翻译理论，目前还未在我国翻译界出现，坚持理论无用论的还大有人在。我国的译学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种种问题与不足：
四大差距。《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一书将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归结出具体四个差距。第一个差距是，迄今我国的译學研究仍失之零散，权威、公认的系统译学尚未形成；翻译理论的讨论高度和深度不足，依旧未能跳出针对“直译与意译”等具体问题的争论的窠臼，对翻译标准的界定依旧是不成体系的简单字词的概述，所谓“翻译标准新说”充其量只不过是“信达雅”理论的再解释。而在西方，众多系统完整的专著则早已出现。第二个差距就是我国的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所狭隘，翻译本身之外的问题，同样值得进一步探讨，跨学科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个差距就是我国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还没有出现，人才队伍还要大力培养。第四是指导思想有偏差，过分强调高大深，往往抱有一劳永逸的念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求过高且脱离实际。
三种误区。谢天振先生在《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中提出，从译学观念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目前在中国翻译学界存在着以下三个错误：一是误将对怎么译的研究当作了翻译理论的全部问题；二是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没有意义，不懂翻译理论照样能做好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也未必能做好翻译；三是在谈论翻译理论研究时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忽略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共通性。 以上的种种问题，导致了中国目前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出现了分离，距离二者的有机统一还要跨越很大一段路程。
从在象牙塔中展开的翻译教学实践方面来看，现有的翻译的教材有的本身就有很多谬误，给出的译例和参考答案也不够妥当，逻辑混乱、整体上矛盾；广泛开展的翻译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商场车站中各种错误百出的标语便是对此最直观的印证。象牙塔内外，都没有从翻译理论的发展受益太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2016）》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境内已有注册翻译公司多达7万家，大多数公司仍然在宣传中标榜“信达雅”的质量标准，直接以此中相关字眼来命名的亦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干脆就以此来命名自己的翻译公司。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生命力依旧顽强，其影响力至今仍蔚为可观，而对比之下，新的翻译理论在社会上渗透不足，翻译理论的作用似乎没有并得到彰显。
应当看到的是，眼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分离与脱节也应只是暂时的，其暂时的分离是为了能进行更充分、更高质量的翻译研究，其最终的结合统一才应当是长久的客观需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翻译理论给翻译实践提供足够的理论指导，反过来翻译实践给翻译理论提供足够的经验反馈。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翻译理论研究本身从广义上说也是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而翻译理论的嬗变与衍生则需要实践来印证，这种印证的本身也是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也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没有一种理论能与实践割裂联系而独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翻译理论无用论，其本身也是理论的一种，持这一观点的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是在遵循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翻译理论和标准，只不过是在践行理论而不自知罢了。
四、结语
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让实践与理论彼此促进，是翻译界必须考虑和努力的问题。早在1949年登载于《翻译》月刊上的《鲁迅与翻译》一文中，董秋斯先生便对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做出这样的评价：“虽然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这段话用来评论其他任何一位翻译大家的理论，相信也应该是一样合适的。在客观指出鲁迅等大家的译论的系统性有所欠缺的同时，董也明确指出了先辈的理论对后世译学建设的积极意义。尽管以上名家的种种观点，有的只是针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总结，是零散而片段的观点，“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谭载喜，1998：13），但这些经验之谈却是后来人不可多得的宝藏，是帮助建立从理论到方法到应用的完整全面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不该被忽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探讨研究应当从更加具体实际的角度出发，落实到具体的领域来谈二者的结合，这样才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实际意义，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罗进德，《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1951.
[3]桂乾元，《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0.
[4]谢天振，《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王立非，《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2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
[6]董秋斯，《鲁迅与翻译》，《翻譯》月刊，1949.
[7]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8]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国翻译》，1998（zg）：11-15.
[9]朱纯深，《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
[10]罗新璋，1983/84，《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88-604.
[11]王金岳，《当下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不离不弃抑或分道扬镳？》，《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7卷第2期，2010.3.
作者简介：徐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
关键词：翻译实践高潮 翻译理论 现状
一、引言
中国的翻译实践，古已有之，最早可考据到《明度五十校计经》（安世高，148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翻译活动，按照罗进德主编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的说法，可以分为三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期间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至今“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二、翻译实践高潮及代表性理论
中国的翻译理论，根据其发展时间，可以分为传统理论、现代理论和当代理论。传统理论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以及“转型期”。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翻译实践高潮。
1.佛经翻译，理论发生期：这一阶段从东汉开始至唐宋结束，历时千余年，其中以佛经翻译家玄奘的成就最为突出。玄奘历时17载西行取经，从天竺带回佛经57部，其一生共计翻译梵文75部，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为梵文，成为对外传播推广中国著作的鼻祖。他提倡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提出了佛经“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深远。
2.西方科技翻译，理论发展期：明末清初，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迅速向全世界扩张，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在此期间，徐光启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一同完成了《几何原本》的翻译，成就斐然。其“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翻译功能指导理论，指导了其在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多重身份之外的对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研究。
3.西方哲学文学翻译，理论成熟期：清朝后期，西学东渐迎来又一次的高潮，除“奇技淫巧”之外，西方的哲学作品、文学作品等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严复正是这期间众多翻译家的代表。在其翻译的《天演论》中，严复首次谈到“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这一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超卓的意义和地位，给历代翻译界的启发远超其他各种理论，时至今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笔者认为，“信”（faithfulness）就是译作要与原作的意旨一致；“达”（expressiveness）是要尽力通顺畅达；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再最大程度实现译作的雅致优美，是为“雅”（elegance）。
4.“五四”文学翻译，理论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翻译名家辈出，有许多同时也是声名显赫的文学家，如鲁迅、林语堂、瞿秋白等。翻译理论在此期间开始逐渐获得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鲁迅先生曾翻译过《毁灭》和《死魂灵》，对于翻译，他认为必须同时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这一观点，实质上与今天广为认可的“忠实和通顺”的标准是相一致的。鲁迅先生倾向于直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
5.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转型期：新中国的翻译理论，真正意义上应自1950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建设》后，才开始了系统而明确的体系建设，开始了“转型”，告别了过去的手工作业方式，“进入现代化”。
此后，傅雷提出“传神”论、钱钟书提出“化境”说，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内涵。傅雷从美学观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应达到像临摹画作一样的效果，应当“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则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是“化境”，则翻译也应同样力求进入此境，故而翻译一方面不能由于语言习惯的差异而显得牵强晦涩，同时又要能完全保存原先的风韵。“化境”说实现了翻译从美学向艺术的升华，其影响同样深远。
十年文革期间，国内的科研工作大多停滞，翻译也未能幸免。改革开放后，翻译界的认识水平也曾一度长期徘徊不前。得益于谭载喜等人于80年代后半期为翻译学的建立而疾呼奔走，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才又重新回归了译学界的视野。1990年《现代翻译理论》的发行，在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一致认为是现代翻译理论体系的开端，传统翻译理论至此完美终结。科学系统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开始登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三、理论建设的现状与不足
尽管中国的翻译理论得到现代化的建设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客观上，取得的成果和影响还远远不够，类似于泰勒的“翻译三原则”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翻译理论，目前还未在我国翻译界出现，坚持理论无用论的还大有人在。我国的译学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种种问题与不足：
四大差距。《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一书将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归结出具体四个差距。第一个差距是，迄今我国的译學研究仍失之零散，权威、公认的系统译学尚未形成；翻译理论的讨论高度和深度不足，依旧未能跳出针对“直译与意译”等具体问题的争论的窠臼，对翻译标准的界定依旧是不成体系的简单字词的概述，所谓“翻译标准新说”充其量只不过是“信达雅”理论的再解释。而在西方，众多系统完整的专著则早已出现。第二个差距就是我国的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所狭隘，翻译本身之外的问题，同样值得进一步探讨，跨学科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个差距就是我国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还没有出现，人才队伍还要大力培养。第四是指导思想有偏差，过分强调高大深，往往抱有一劳永逸的念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求过高且脱离实际。
三种误区。谢天振先生在《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中提出，从译学观念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目前在中国翻译学界存在着以下三个错误：一是误将对怎么译的研究当作了翻译理论的全部问题；二是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没有意义，不懂翻译理论照样能做好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也未必能做好翻译；三是在谈论翻译理论研究时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忽略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共通性。 以上的种种问题，导致了中国目前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出现了分离，距离二者的有机统一还要跨越很大一段路程。
从在象牙塔中展开的翻译教学实践方面来看，现有的翻译的教材有的本身就有很多谬误，给出的译例和参考答案也不够妥当，逻辑混乱、整体上矛盾；广泛开展的翻译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商场车站中各种错误百出的标语便是对此最直观的印证。象牙塔内外，都没有从翻译理论的发展受益太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2016）》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境内已有注册翻译公司多达7万家，大多数公司仍然在宣传中标榜“信达雅”的质量标准，直接以此中相关字眼来命名的亦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干脆就以此来命名自己的翻译公司。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生命力依旧顽强，其影响力至今仍蔚为可观，而对比之下，新的翻译理论在社会上渗透不足，翻译理论的作用似乎没有并得到彰显。
应当看到的是，眼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分离与脱节也应只是暂时的，其暂时的分离是为了能进行更充分、更高质量的翻译研究，其最终的结合统一才应当是长久的客观需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翻译理论给翻译实践提供足够的理论指导，反过来翻译实践给翻译理论提供足够的经验反馈。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翻译理论研究本身从广义上说也是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而翻译理论的嬗变与衍生则需要实践来印证，这种印证的本身也是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也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没有一种理论能与实践割裂联系而独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翻译理论无用论，其本身也是理论的一种，持这一观点的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是在遵循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翻译理论和标准，只不过是在践行理论而不自知罢了。
四、结语
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让实践与理论彼此促进，是翻译界必须考虑和努力的问题。早在1949年登载于《翻译》月刊上的《鲁迅与翻译》一文中，董秋斯先生便对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做出这样的评价：“虽然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这段话用来评论其他任何一位翻译大家的理论，相信也应该是一样合适的。在客观指出鲁迅等大家的译论的系统性有所欠缺的同时，董也明确指出了先辈的理论对后世译学建设的积极意义。尽管以上名家的种种观点，有的只是针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总结，是零散而片段的观点，“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谭载喜，1998：13），但这些经验之谈却是后来人不可多得的宝藏，是帮助建立从理论到方法到应用的完整全面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不该被忽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探讨研究应当从更加具体实际的角度出发，落实到具体的领域来谈二者的结合，这样才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实际意义，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罗进德，《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1951.
[3]桂乾元，《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0.
[4]谢天振，《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王立非，《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2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
[6]董秋斯，《鲁迅与翻译》，《翻譯》月刊，1949.
[7]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8]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国翻译》，1998（zg）：11-15.
[9]朱纯深，《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
[10]罗新璋，1983/84，《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88-604.
[11]王金岳，《当下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不离不弃抑或分道扬镳？》，《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7卷第2期，2010.3.
作者简介：徐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