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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搜集整理耀州窑窑址考古发掘与海内外公私藏瓷，发现该窑宋金时期青瓷装饰异常丰富，结合民间收藏的大量残瓷标本，显示该窑的造型和装饰纹饰丰富程度都在古代青瓷中堪称翘楚，飞仙、鲛人、蹴鞠、竹马、荡舟、道情文字等大量罕见装饰题材在耀州窑瓷器上陆续发现。
20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单位在整理宋代耀州窑瓷器纹样时，已经认为“装饰纹样的丰富多彩，是该窑场从唐代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到五代时进一步得到发展，进入北宋后更进入繁荣的发展期。从发掘出土和传世的耀瓷观察，仅北宋的装饰纹样就可达二百多种……而人物故事与佛道造像类相对比较要少一些”①。除了黄堡窑址考古发掘和馆藏文物，得益于近年来民间收藏和民办博物馆兴盛发展，民间收藏的大量古瓷残件、标本丰富了耀州窑宋金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反映出耀州窑青瓷刻印花装饰采用了大量的佛道教、神怪，乃至婴戏、游艺素材，为了解宋金宗教信仰、民俗、游艺等提供了大量鲜活图像。笔者先选取飞仙与装鬼人物两类耀州窑青瓷纹样，对其构图、寓意以及出现的社会背景等加以介绍，以期读者对耀州窑青瓷装饰的丰富程度窥见一斑。
一、曼妙飞仙
耀州窑有旧称“北宋青釉印花飞天图碗”，在黄堡窑址考古出土几种残件②（图1），这种飞仙人物一般以成对的飞翔女性形象出现（图2），但手中捧持的物品并不相同。虽在窑址考古中未获取比较完整的器物，但这种耀州窑人物纹碗在海内外收藏中见有多例，如1994年香港艺术馆举办的关氏藏宋代陶瓷展中展出1件（图3），高5.5、口径16.7厘米。大英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完整品（图4），陕西民间收藏品中也多次见有残片（图5）。
2008年耀州窑博物馆在西安民间征集到一件完整件（图6），高6.1、口径16.6、足径4.3厘米。圆唇，敞口，斜弧腹，圜底，圈足。满釉，足底刮釉，釉色青绿闪黄，釉面光洁。胎色灰白，质较细密。碗内印两飞仙及云纹，飞仙一手持内置仙草的花器，一手舞帶，遨游于云彩之上。外沿下方刻一周细线弦纹。
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图案中的这种装饰图案，皆认为是佛教人物飞天。但笔者考证认为，这种捧持仙草、花器和乐器的人物更可能是道家“飞仙”图案。佛教中的飞天梵名“键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在佛教壁画中常有出现，以敦煌莫高窟表现最为出色。飞天原是佛教中的形象，随着佛教发展逐渐中国化，佛教艺术的飞天与神仙道家的飞仙逐渐混为一体。宋米芾《画史》记载顾恺之画有《维摩天女飞仙》图，元汤垕《画鉴》记载陆探微绘制的《文殊降灵》图中有“四飞仙”，由这些文献可知宋元时期的佛教飞天也被当时人称作“飞仙”。
这类印花装饰在北宋耀州窑青釉碗内心的飞翔女性，头梳高髻、面庞丰满、手持仙草或花朵、花器等物品，与唐宋道教文物中的飞仙形象类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唐睿宗李旦书铭景云钟，系景云二年（711）为景龙观所铸，钟身分为上中下三段，饰有龙、凤、狮、牛、鹤等祥瑞动物及捧灵芝飞仙形象（图7），唐代铜镜中的飞仙人物镜（图8）人物形态与之类同，甚至宋代铜镜中有二飞仙镜（图9），也表现了两位飞仙手托宝盘，内装宝物。宋代耀瓷装饰纹样采用的飞仙多作美女形貌，也有仅着颈圈、手镯、身披飘帛的裸体飞翔童子形象可能为佛教飞天或化生童子。
北宋耀州窑青瓷上表现的飞仙均取空中飞舞姿势，手中都持有供奉物，有花枝或仙草、折枝花朵、盆花等，装饰彩带飘帛和大朵祥云，姿态轻盈自如。耀州窑飞仙图案的出现，是耀州窑制瓷工匠学习和借鉴佛道教的造像艺术，应用在瓷器装饰上的一种成功创造。这种飞仙装饰纹样，目前仅见于宋代耀瓷之上，在其他窑口的宋代古瓷纹样中尚未见到，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或稍晚时期的捧花器飞翔的人物纹滴水瓦也表现有同类纹饰（图10）。其他同时代窑口产品上仅见有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等半动物半人形象。
2009年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所在南郊木塔寺遗址发掘出一座地宫石门（图11），因地宫已被后代破坏并出土有明清瓷片，故初定为明清时期石门，笔者应邀往现场观摩，认为门檐雕刻的袒露上身的捧物飞天与北宋耀州窑青瓷图案近似，这种面容丰满的人物与五代一北宋时期石刻伎乐人物也相近，发掘单位仔细整理了地宫出土标本，发现其中有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片，遂将地宫及石门的时代确定为北宋时期，说明北宋时期佛道教飞天、飞仙形貌近似，佛教飞天多数上身袒露，还需结合捧物等确定其宗教属性。
二、掉刀装鬼
瑞士玫菌堂藏有一件图案特殊的耀州窑印花碗③，收录于图录时定名为“金或元耀州窑印花园魔鬼纹碗”（图12）。此碗出自苏富比伦敦2002年拍卖，口径17.5、高6.6厘米。这件碗表现了扎有篱笆的花园里立有太湖石，太湖石与篱笆花园在其他品种的耀州窑印花碗上都有表现，两个鬼怪形象均袒露上身，赤足，其一持斧，斧是宋代常见兵器，在宋陵、庐州宋墓石刻中多有表现（图13），另一左手持双刃兵器，其买此双刃兵器形如船桨，见于宋代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记载“本朝平戎万全阵法”中使用“掉刀二千八百八十”，“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明万历本《武经总要》收录的掉刀图可见其形制（图14）。宋代兵器中的掉刀亦称掉刀、悼刀，同样的掉刀在宋人李公麟画作《免胃图》和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金代砖雕竹马社火人物手持兵器均有反映（图15）。
这种表现鬼怪手持掉刀，其实并非神鬼，而是由人装扮。《东京梦华录》卷8，“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记载，“其社火呈露台之上”，表演“百戏”中有“……学像生、悼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④。此处的悼刀、装鬼，有些现代研究资料中也录为“掉刀装鬼”。
装鬼怪的行为今人很难理解，但在辽宋金时期却是北方民间流行的百戏或社火内容，形如骷髅的百戏人物则被称作“哑杂剧”，《东京梦华录》卷7记载“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这种形如骷髅的哑杂剧，河北宣化辽代7号墓前室南壁墓门上方绘制的五鬼图应为同一类表演（图16）。《宣化辽墓》考古发掘报告记述“画面由五个近似骷髅的蓝灰色鬼形躯体组成……总观全画面，似是一幅描写冥府捉鬼的鬼域图。有鬼官，第四人似为被捉对象，其余三人持刑具。这和墓主生前信仰死后斥鬼辟邪、保卫死者冥府安宁等有密切关系。”⑤墓主张文藻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改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其实此幅五鬼图很可能表现了百戏中的装鬼怪人物。持掉刀装鬼人物，在望野撰文介绍的一件河南金代白地黑花瓷枕（图17）上也有表现⑥，持掉刀童子眼部和嘴部用黑彩丑化，也是为了表现装鬼怪童子形象。 中国陶瓷馆2008年12月举办磁州窑系瓷器展览，展示的一件金代白地黑花大盘绘制形如骷髅的鬼怪作顶杆杂耍、持拍板奏乐场景（图18），这类应该都是表现了宋辽金时期百戏装神鬼的写实画面。《东京梦华录》卷8记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从磁州窑系绘制的装鬼神高杆杂技图，可以想见汴京杂技艺人高竿表演的实际场景。
宋人画作、壁画、陶塑玩具之上有表现骷髅幻戏（图19）及扮神鬼人物，表现了宋人对神鬼与死亡既畏惧又加以戏弄的态度。既在庙观中加以日常供奉，又在节日百戏、杂剧中加以扮演戏谑。
1999年1月，山西屯留县李高乡北部的宋村发现一座砖室墓⑦。该墓已多次被盗，随葬品尽失。墓内尚存壁画，并有纪年题记，为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工作站与长治市博物馆曾对该墓进行调查。在墓室南壁墓门的上方，绘有二幅对称的杂剧人物图（图20）。左侧画面绘6个人，均为男性。右起第一人头蒙巾，嘴涂黑，身着圆领短袍，手持轮形道具作奔跑状。第二人头戴蓝色风帽，身着圆领短袍，手捧一葫芦形道具。画上墨书“王贵”二字。第三人头扎2个抓髻，赤露上身及腿部，着棕色肚兜，脸施红粉，眉心涂白，八字眉，左手推一輪形道具，正在表演。第四人头扎双髻，八字眉，身着圆领长袍，手持拍板，神态滑稽。第五人头扎软巾，身着黄色圆领短袍，腰束蓝带，右手又腰，左手拂袖。第六人头扎双髻，身着赭色圆领短袍，面涂黑，浓眉短髭，手持一伞状物，作跑跳状。右侧一组绘六人，左起第一人与左侧画面右起第一人近同。第二人与左侧画面右起第二人近同，画上题榜“王贵”二字。第三人嘴涂黑，头戴软巾，身着圆领短袍，肩扛一个写有文字的方形道具，作奔走状。第四人头戴官帽，身着官袍，表情滑稽，右手摇扇，作奔跑状。第五人扮成女子，头蒙长巾，身着开衫襦裙，手执团扇，姿态优雅。第6人为男童，头扎双髻，身着黄色圆领短袍，手擎伞盖，紧跟在女子身后。该墓有多处墨书题记，其中北壁正中砌有门框……门左侧有墨书题记，为“元本住屯留县宋村宋三命场‘东至右基西口口山南至本村’鬼庙北至岭口劝人休毁坏‘坏者必定身亡且记耳’”。此处题记明确提到“南至本村鬼庙”，说明民间当时有立庙祀鬼的做法。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绘制扮演的鬼怪行列，显示这种装鬼怪的“哑杂剧”是宋辽金时期北方非常流行的社火内容。扮演掉刀装鬼的百戏、社火内容也被耀州窑引入瓷器装饰，这在宋金青瓷中也是目前仅见的装饰图案。而扮鬼童子的形象在此后的南越王博物馆收藏金磁州窑“张家造”款白地褐彩扮鬼摇扇娃娃图八角枕（图21）和河南禹州文管处收藏的金元白地黑花装鬼童子长方枕（图22）上都有鲜活描绘，后世民间信仰中的所谓“五鬼运财”“送另鬼”在宋金时期文物图像上都已初见端倪。
河北民间收藏的金三彩童子持掉刀枕（图23），高14.5、长25、宽13厘米，枕座塑造为侧卧男童，双臂相交，颈部带有如意形饰物，枕面作如意形并线刻莲塘游鸭图案，枕底部墨书有“大定廿五年四月廿七日置”等文字。童子右手横持一柄掉刀（掉刀），刀刃两侧装饰有卷叶纹，可知装饰华丽，并非买战兵器而是儿童玩具。该枕可为宋金时期童子持掉刀（掉刀）玩具的一则图像补充。
从以上介绍的飞仙与掉刀装鬼图瓷器可知，宋金时期耀州窑青瓷装饰题材的丰富性大大超出以往认识，大量表现祥瑞动物、植物、人物以及表现宗教、民俗、民间美术的内容被引入耀州窑青瓷装饰，显示了耀州窑匠师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结合当时流行的宗教、民俗，制作了大量带有民俗吉祥含义的瓷器，这些瓷器销售到全国乃至海外，扩大了耀州窑青瓷的影响，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
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第655页，图三三七。
③康蕊君《玫菌堂藏中国陶瓷》第三卷二册，第490～491页。
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⑥望野《河南中部逶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年2期。
⑦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3期。
（责任编辑：田红玉）
20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单位在整理宋代耀州窑瓷器纹样时，已经认为“装饰纹样的丰富多彩，是该窑场从唐代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到五代时进一步得到发展，进入北宋后更进入繁荣的发展期。从发掘出土和传世的耀瓷观察，仅北宋的装饰纹样就可达二百多种……而人物故事与佛道造像类相对比较要少一些”①。除了黄堡窑址考古发掘和馆藏文物，得益于近年来民间收藏和民办博物馆兴盛发展，民间收藏的大量古瓷残件、标本丰富了耀州窑宋金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反映出耀州窑青瓷刻印花装饰采用了大量的佛道教、神怪，乃至婴戏、游艺素材，为了解宋金宗教信仰、民俗、游艺等提供了大量鲜活图像。笔者先选取飞仙与装鬼人物两类耀州窑青瓷纹样，对其构图、寓意以及出现的社会背景等加以介绍，以期读者对耀州窑青瓷装饰的丰富程度窥见一斑。
一、曼妙飞仙
耀州窑有旧称“北宋青釉印花飞天图碗”，在黄堡窑址考古出土几种残件②（图1），这种飞仙人物一般以成对的飞翔女性形象出现（图2），但手中捧持的物品并不相同。虽在窑址考古中未获取比较完整的器物，但这种耀州窑人物纹碗在海内外收藏中见有多例，如1994年香港艺术馆举办的关氏藏宋代陶瓷展中展出1件（图3），高5.5、口径16.7厘米。大英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完整品（图4），陕西民间收藏品中也多次见有残片（图5）。
2008年耀州窑博物馆在西安民间征集到一件完整件（图6），高6.1、口径16.6、足径4.3厘米。圆唇，敞口，斜弧腹，圜底，圈足。满釉，足底刮釉，釉色青绿闪黄，釉面光洁。胎色灰白，质较细密。碗内印两飞仙及云纹，飞仙一手持内置仙草的花器，一手舞帶，遨游于云彩之上。外沿下方刻一周细线弦纹。
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图案中的这种装饰图案，皆认为是佛教人物飞天。但笔者考证认为，这种捧持仙草、花器和乐器的人物更可能是道家“飞仙”图案。佛教中的飞天梵名“键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在佛教壁画中常有出现，以敦煌莫高窟表现最为出色。飞天原是佛教中的形象，随着佛教发展逐渐中国化，佛教艺术的飞天与神仙道家的飞仙逐渐混为一体。宋米芾《画史》记载顾恺之画有《维摩天女飞仙》图，元汤垕《画鉴》记载陆探微绘制的《文殊降灵》图中有“四飞仙”，由这些文献可知宋元时期的佛教飞天也被当时人称作“飞仙”。
这类印花装饰在北宋耀州窑青釉碗内心的飞翔女性，头梳高髻、面庞丰满、手持仙草或花朵、花器等物品，与唐宋道教文物中的飞仙形象类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唐睿宗李旦书铭景云钟，系景云二年（711）为景龙观所铸，钟身分为上中下三段，饰有龙、凤、狮、牛、鹤等祥瑞动物及捧灵芝飞仙形象（图7），唐代铜镜中的飞仙人物镜（图8）人物形态与之类同，甚至宋代铜镜中有二飞仙镜（图9），也表现了两位飞仙手托宝盘，内装宝物。宋代耀瓷装饰纹样采用的飞仙多作美女形貌，也有仅着颈圈、手镯、身披飘帛的裸体飞翔童子形象可能为佛教飞天或化生童子。
北宋耀州窑青瓷上表现的飞仙均取空中飞舞姿势，手中都持有供奉物，有花枝或仙草、折枝花朵、盆花等，装饰彩带飘帛和大朵祥云，姿态轻盈自如。耀州窑飞仙图案的出现，是耀州窑制瓷工匠学习和借鉴佛道教的造像艺术，应用在瓷器装饰上的一种成功创造。这种飞仙装饰纹样，目前仅见于宋代耀瓷之上，在其他窑口的宋代古瓷纹样中尚未见到，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或稍晚时期的捧花器飞翔的人物纹滴水瓦也表现有同类纹饰（图10）。其他同时代窑口产品上仅见有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等半动物半人形象。
2009年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所在南郊木塔寺遗址发掘出一座地宫石门（图11），因地宫已被后代破坏并出土有明清瓷片，故初定为明清时期石门，笔者应邀往现场观摩，认为门檐雕刻的袒露上身的捧物飞天与北宋耀州窑青瓷图案近似，这种面容丰满的人物与五代一北宋时期石刻伎乐人物也相近，发掘单位仔细整理了地宫出土标本，发现其中有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片，遂将地宫及石门的时代确定为北宋时期，说明北宋时期佛道教飞天、飞仙形貌近似，佛教飞天多数上身袒露，还需结合捧物等确定其宗教属性。
二、掉刀装鬼
瑞士玫菌堂藏有一件图案特殊的耀州窑印花碗③，收录于图录时定名为“金或元耀州窑印花园魔鬼纹碗”（图12）。此碗出自苏富比伦敦2002年拍卖，口径17.5、高6.6厘米。这件碗表现了扎有篱笆的花园里立有太湖石，太湖石与篱笆花园在其他品种的耀州窑印花碗上都有表现，两个鬼怪形象均袒露上身，赤足，其一持斧，斧是宋代常见兵器，在宋陵、庐州宋墓石刻中多有表现（图13），另一左手持双刃兵器，其买此双刃兵器形如船桨，见于宋代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记载“本朝平戎万全阵法”中使用“掉刀二千八百八十”，“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明万历本《武经总要》收录的掉刀图可见其形制（图14）。宋代兵器中的掉刀亦称掉刀、悼刀，同样的掉刀在宋人李公麟画作《免胃图》和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金代砖雕竹马社火人物手持兵器均有反映（图15）。
这种表现鬼怪手持掉刀，其实并非神鬼，而是由人装扮。《东京梦华录》卷8，“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记载，“其社火呈露台之上”，表演“百戏”中有“……学像生、悼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④。此处的悼刀、装鬼，有些现代研究资料中也录为“掉刀装鬼”。
装鬼怪的行为今人很难理解，但在辽宋金时期却是北方民间流行的百戏或社火内容，形如骷髅的百戏人物则被称作“哑杂剧”，《东京梦华录》卷7记载“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这种形如骷髅的哑杂剧，河北宣化辽代7号墓前室南壁墓门上方绘制的五鬼图应为同一类表演（图16）。《宣化辽墓》考古发掘报告记述“画面由五个近似骷髅的蓝灰色鬼形躯体组成……总观全画面，似是一幅描写冥府捉鬼的鬼域图。有鬼官，第四人似为被捉对象，其余三人持刑具。这和墓主生前信仰死后斥鬼辟邪、保卫死者冥府安宁等有密切关系。”⑤墓主张文藻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改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其实此幅五鬼图很可能表现了百戏中的装鬼怪人物。持掉刀装鬼人物，在望野撰文介绍的一件河南金代白地黑花瓷枕（图17）上也有表现⑥，持掉刀童子眼部和嘴部用黑彩丑化，也是为了表现装鬼怪童子形象。 中国陶瓷馆2008年12月举办磁州窑系瓷器展览，展示的一件金代白地黑花大盘绘制形如骷髅的鬼怪作顶杆杂耍、持拍板奏乐场景（图18），这类应该都是表现了宋辽金时期百戏装神鬼的写实画面。《东京梦华录》卷8记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从磁州窑系绘制的装鬼神高杆杂技图，可以想见汴京杂技艺人高竿表演的实际场景。
宋人画作、壁画、陶塑玩具之上有表现骷髅幻戏（图19）及扮神鬼人物，表现了宋人对神鬼与死亡既畏惧又加以戏弄的态度。既在庙观中加以日常供奉，又在节日百戏、杂剧中加以扮演戏谑。
1999年1月，山西屯留县李高乡北部的宋村发现一座砖室墓⑦。该墓已多次被盗，随葬品尽失。墓内尚存壁画，并有纪年题记，为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工作站与长治市博物馆曾对该墓进行调查。在墓室南壁墓门的上方，绘有二幅对称的杂剧人物图（图20）。左侧画面绘6个人，均为男性。右起第一人头蒙巾，嘴涂黑，身着圆领短袍，手持轮形道具作奔跑状。第二人头戴蓝色风帽，身着圆领短袍，手捧一葫芦形道具。画上墨书“王贵”二字。第三人头扎2个抓髻，赤露上身及腿部，着棕色肚兜，脸施红粉，眉心涂白，八字眉，左手推一輪形道具，正在表演。第四人头扎双髻，八字眉，身着圆领长袍，手持拍板，神态滑稽。第五人头扎软巾，身着黄色圆领短袍，腰束蓝带，右手又腰，左手拂袖。第六人头扎双髻，身着赭色圆领短袍，面涂黑，浓眉短髭，手持一伞状物，作跑跳状。右侧一组绘六人，左起第一人与左侧画面右起第一人近同。第二人与左侧画面右起第二人近同，画上题榜“王贵”二字。第三人嘴涂黑，头戴软巾，身着圆领短袍，肩扛一个写有文字的方形道具，作奔走状。第四人头戴官帽，身着官袍，表情滑稽，右手摇扇，作奔跑状。第五人扮成女子，头蒙长巾，身着开衫襦裙，手执团扇，姿态优雅。第6人为男童，头扎双髻，身着黄色圆领短袍，手擎伞盖，紧跟在女子身后。该墓有多处墨书题记，其中北壁正中砌有门框……门左侧有墨书题记，为“元本住屯留县宋村宋三命场‘东至右基西口口山南至本村’鬼庙北至岭口劝人休毁坏‘坏者必定身亡且记耳’”。此处题记明确提到“南至本村鬼庙”，说明民间当时有立庙祀鬼的做法。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绘制扮演的鬼怪行列，显示这种装鬼怪的“哑杂剧”是宋辽金时期北方非常流行的社火内容。扮演掉刀装鬼的百戏、社火内容也被耀州窑引入瓷器装饰，这在宋金青瓷中也是目前仅见的装饰图案。而扮鬼童子的形象在此后的南越王博物馆收藏金磁州窑“张家造”款白地褐彩扮鬼摇扇娃娃图八角枕（图21）和河南禹州文管处收藏的金元白地黑花装鬼童子长方枕（图22）上都有鲜活描绘，后世民间信仰中的所谓“五鬼运财”“送另鬼”在宋金时期文物图像上都已初见端倪。
河北民间收藏的金三彩童子持掉刀枕（图23），高14.5、长25、宽13厘米，枕座塑造为侧卧男童，双臂相交，颈部带有如意形饰物，枕面作如意形并线刻莲塘游鸭图案，枕底部墨书有“大定廿五年四月廿七日置”等文字。童子右手横持一柄掉刀（掉刀），刀刃两侧装饰有卷叶纹，可知装饰华丽，并非买战兵器而是儿童玩具。该枕可为宋金时期童子持掉刀（掉刀）玩具的一则图像补充。
从以上介绍的飞仙与掉刀装鬼图瓷器可知，宋金时期耀州窑青瓷装饰题材的丰富性大大超出以往认识，大量表现祥瑞动物、植物、人物以及表现宗教、民俗、民间美术的内容被引入耀州窑青瓷装饰，显示了耀州窑匠师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结合当时流行的宗教、民俗，制作了大量带有民俗吉祥含义的瓷器，这些瓷器销售到全国乃至海外，扩大了耀州窑青瓷的影响，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
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第655页，图三三七。
③康蕊君《玫菌堂藏中国陶瓷》第三卷二册，第490～491页。
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⑥望野《河南中部逶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年2期。
⑦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3期。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