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传佛教观音菩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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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是我国汉传佛教中最为广大民众所信奉和崇拜的神祇。人们以其所具备的大慈大悲的性格特征,编撰了许多救苦救难的显化故事。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就描述了观音菩萨的多种变化形象,这些形象其实都是明代常见的神祇形象。本文簡要介绍如下。
  一、观音形象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被人尊崇的一位神祇。传说其能根据不同场合幻化出不同形象来解灾救难。世称其有三十二种应身和三十三种形象,即“三十二应”和“三十三观音”。所谓“三十二应”是指观世音菩萨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内根据众生种类和根性不同,而所示现之三十二种形相。所谓“三十三观音”是指观音菩萨在人道所显现的三十三种不同形象,这些形象只是以姿态、场景与所持法器来区别。
  明代以来观音菩萨的多种形象中以手持净瓶及杨柳枝者最为著名。明代时此类观音像尤为常见。首都博物馆藏有多件明代观音菩萨像,此类造像大同小异,其形象多为:头戴冠,冠的正中有一尊小化佛。坦胸、戴璎珞,着双领对开式袈裟,结跏跌端坐,左手于脐前托经瓶,右手拇指与食指于胸前拈一杨柳枝。如首都博物馆藏铜鎏金像(图1),高32.5厘米,冠顶罩巾。另有一尊头戴箍形冠的铜鎏金观音像,高53厘米(图2)。明代小说《西游记》中,观音菩萨以杨柳枝蘸甘露水医活五庄观的人参果树,其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应即来源与前述的这类持经瓶与杨柳枝的观音像。
  在明代,观音菩萨的形象除了这种造型外,还被创造出多种艺术形象。如首都博物馆藏石叟款仕女观音像(图3),其高14厘米,坐姿优雅,仪态安详静谧。衣纹流畅自然,衣服边缘錾花纹嵌细银丝。双手均为另外安装,可活动。铜质细腻光洁。背部有“石叟”款。石叟是明晚期著名的僧人雕塑大师和冶炼专家。目前已知的石叟款明代铜观音像有多尊,除首博这尊像外,在无锡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还各收藏有一尊立像。无锡博物院藏明“石叟”款铜观音(图4),高47.8、宽1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嵌银丝观音铜立像(图5),高49厘米,背部嵌银丝“金玉堂石叟”款。同时代的何朝宗是瓷塑大师,其创作的观音像(图6)也广受欢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明的观音像十分流行,并成为后世模仿的对象(图7)。
  北京西八里庄慈寿寺塔原名永安万寿塔,俗称八里庄塔或玲珑塔。明神宗万历帝之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崇信佛教,自诩为“九莲菩萨”。她命人在京城内外兴建修缮了许多佛寺,慈寿寺即为其中之一。寺及塔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六年(1578)建成。今仅存慈寿寺塔及塔北侧地面上矗立着的两方万历年间的石碑,一为“凭栏观音”像,一为“鱼篮观音”像。
  慈寿寺塔东北角石碑上刻“凭栏观音”像,描绘的是观音菩萨在池塘边凭栏观看池中盛开荷花的情景,画面左下角有一站在荷叶上礼拜菩萨的童子,菩萨身旁有山石和竹林,山石上站着一只鹦鹉(图8)。画面左上角有诏书并“大明万历丁亥年(1587)造”的汉文款识和慈圣皇太后玺印。此石刻在表现竹林、栏杆以及绝大部分的荷花与荷叶等背景时均以阴刻线雕出其轮廓造型,而在表现人物面部和身体裸露皮肤的部位,以及特定位置的荷花和盛放净瓶的敞口碗时均用减地法,即以阳文保留下五官及面部轮廓线条,而剔去其余部分并磨平。此种雕刻技法难度极高且用时较长,故而较为少见。无独有偶,在北京法源寺毗卢殿的檐廊东侧墙下也有一方采用此类技法雕刻的凭栏观音像石刻(图9)。其画面构图与慈寿寺石刻相似,而不同的是其画面左上角有一尊用阴线雕刻的在云中的护法神韦陀站像,且有题记:“钦依僧録司左觉仪通月号印空于/万历己丑八月廿八日刻石在圣安寺”及当时的石刻编号。万历己丑,即万历十七年(1589)。据题记内容可知其亦与万历帝有关。此类题材亦有纸本作品传世,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绢本设色莲池观音像(图10),可以弥补石刻及其拓片图案色彩单调的遗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收藏有一幅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九莲观音像拓片(图11),其画面构图与前述诸“凭栏观音”像或“莲池观音”像基本一致,但在莲池中对称设置了童子与龙女像而不同于前述诸图。据拓片上的文字“九莲观音”像可知,所谓“九莲菩萨”即“九莲观音”。
  慈寿寺塔石碑上“鱼篮观音像”则描绘的是:莲花池边的观音发髻绾作一窝丝,中横一柄竹节簪,一枚七宝珠梳插在迎面,右手提着以柳叶铺底的鱼篮,左手轻拈衣角,微微露出里面的七宝璎珞(图12)。“鱼篮观音”像又名“马郎妇观音”像。传说观音菩萨为教化众生化作一渔妇提篮卖鱼,但只卖放生者不卖做菜者。世人以渔妇貌美而多向其求婚,渔妇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学会背诵《普门品》《金刚经》和《法华经》等佛经为条件,选出一名叫马郎的青年。待结婚之日新娘突然死亡,并被埋葬。观音菩萨又化身为一老僧去点化马郎,并让其打开新娘之棺,只见棺中仅一副黄金锁子骨。马郎顿悟并塑了渔妇模样的菩萨像供奉,于是人们便称之为“鱼篮观音”。明代宋濂《鱼篮观音像赞》说:“陕右金沙滩上,有美艳女子,人挈篮鬻鱼,人争欲室之”万历皇帝之母慈圣皇大后李氏将鱼篮观音绘像勒石流传,由此鱼篮观音遂成为明清时期常见的一种观音造型。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尊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款的铜鱼篮观音像(图13),其高42、宽14.5厘米。观音束发,上身穿右祚衣,衣袖宽大,外覆披帛,下穿长裙,跣足直立在莲花座上。左手持一篮,篮内有鱼一尾。神情与衣饰类似一普通妇人莲座背后阴刻“嘉靖廿四年十二月造”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一尊通高90厘米的清代木雕鱼篮观音像(图14)此像面容慈爱,体形修长,左手持杨柳枝,右手提鱼篮,立于水浪中的龙背之上,线条优美流畅。在近代藏品中也不乏此类题材的艺术品。如福建博物院藏20世纪沈正镐制脱胎提篮观音像(图15),高75.5、底径37厘米,古铜色,观音面庞端压丰满,头梳高髻,含眸下视,肩披长带,身着通肩花边大衣,腰部束花结带,长裙及地,双手戴镯,右肘前曲、手提鱼蓝,左手收贴右腹下,赤足立于浪花翻卷的荷花座上。又如首都博物馆藏民国时期王叔日军绘绢本观音卅二像卷中也描绘有一尊鱼篮观音像(图16)。此卷纵25.5、横576厘米。其应是模仿安徽博物院藏明代观音变相雕版(图17)中的形象而来此套雕版共5块,另附后人题跋小板1块。其长51~78、宽24~25厘米。双面刻,每面3图,每版共6图,合计30图,未署名绘者和刻者。作者以高古游丝描绘制观音菩萨等人物形象,线条遒劲匀细、圆熟流畅。每图均有又字说明画意。此幅鱼篮观音像的题记为:“夜静水寒,金鳞不饵,此于何来,得自舟子。纵之可逝,操之可求,在一指间,其价难酬。”其意与前述传说相关。   在明代小说《西游记》第四十九回故事中,观音菩萨在通天河收服了金鱼精“灵感大王”。故事中观音菩萨自述:“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織个竹篮儿擒他。”这段故事就涉及到了凭栏观音和鱼篮观音。由于鱼篮观音像多将观音菩萨描绘为发髻未挽、衣服敞怀且赤露双足的普通渔妇形象,故明代小说《西游记》也采用了这一形象,但将其解释为“未梳妆”。可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以小说家所见的造像作为小说人物原型,并加以改造而塑造形成的。如第四十九回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在小说《西游记》的故事中观音菩萨多以“杨枝观音”形象出现。如:
  (第六回)老君道:“菩萨将甚兵器?怎么助他?”菩萨道:“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打那猴头……”老君道:“你这瓶是个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头,或撞着他的铁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动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
  (第二十六回)他又上前恳求,菩萨道:“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树灵苗。”行者道:“可曾经验过么?”……菩萨道:“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里,炙得焦干,送来还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
  二、观音菩萨的救难职能
  佛教认为观音菩萨能够解救“三灾八难”。所谓“三灾八难”在佛经上有确指的内容。“三灾”有大小之分,“大三灾”指水、火、风之灾,“小三灾”即饥谨、疾疫、刀兵之灾。据《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记载“八难”指的人们遇到的八种危险情况,分别是坠落难、临刑难、毒药难、恶兽难、毒虫难、雷雨难、刀兵难、贼劫难等。坠落难是指“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临刑难是指“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毒药难是指“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恶兽难是指“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毒虫难是指“蚖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燃)”,雷雨难是指“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刀兵难是指“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贼劫难是指“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当遇到这些危难时“念彼观音力”均能得到观音菩萨的救度。这实际是对古代人们所处的较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之描述。民间则多借以泛指多灾多难、灾祸接连不断。此信仰很早就出现并且广泛流传。如四川内江市东兴区清溪村普陀岩摩崖唐宋时期的石刻中就雕有观音菩萨解救“三灾八难”的窟龛(图18),此龛的中央雕一尊观音菩萨像(已残缺),其背光两侧分刻“八难”的图像。
  表现观音菩萨救八难内容的绘画作品直到清朝时仍有出现,例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水陆画(图19)中就有这一题材的表现。
  这些内容也被明代小说《西游记》所吸收并转化为多个故事。如在小说第十五回中,观音菩萨收服了小白龙并将其变作白龙马之后,赠送了孙悟空一样本事—三根救命毫毛。应是观音菩萨解救“三灾”的表现。
  菩萨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即变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
  为了帮助唐僧师徒化解取经途中的危险与困难,观音菩萨在此后的小说故事中又分别出现了8次。其分别是在黑风山收服黑熊怪(第十七回)、在五庄观医活人参果树(第二十六回)、在枯松涧火云洞收服红孩儿(第五十五回)、在通天河收服灵感大王金鱼精(第四十九回)、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降服蝎子精(第五十五回)、在落伽山辨别真假猴王(第五十七回)、在朱紫国麒麟山獬豸洞收服观音的坐骑金毛吼“赛太岁”(第七十一回)、在灭法国化身老妇人示警(第八十四回)等。若将这8次解救危难的情况相联系,其应是佛观音菩萨解救“八难”的表现。另外,小说中的猪八戒是知晓观音菩萨能解救“三灾八难”的。如:
  (第八回)木叉道:“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波物!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你也不认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萨,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么?”木叉道:“不是他是谁?”
  可见,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借鉴了佛教的“三灾八难”概念,但将8种灾难情景转R为8个具体故事,是改变了其原意和内容的文学性创作。
  三、观音的法器:净瓶
  净瓶是以陶瓷(图2。)或金属(图21)等制造而用来盛水供饮用或洗濯的容具,为佛教比丘十八物之一,又称水瓶或澡瓶。
  唐朝僧人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了净瓶的样式及其使用方法:“其作(净)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孑L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虫尘入,或可着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不仅是教义发生了中国化的变化,僧人的服装、器具等物品也都为了适应中国传统习惯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净瓶也不例外,其器形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分别向带流之壶和无流之瓶两个方向发生了演变。如北京顺义县城南关的净(定)光舍利塔出土的两种白瓷净瓶(图22)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与辽对峙的北宋也有同样的器物,如定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1969年河北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图23),其肩部安龙首形流,龙首高昂,张口露齿,二目圆睁。这种龙首形的流只适合做出水之用,而不适合用于向壶内添水,说明其功能是“壶流”而非添水口。无流净瓶的样式则有向丰肩、收腹方向的变化(图24)。
  自南北朝以来,各种质地的观音菩萨造像上常有净瓶伴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尊1958年出土于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的五代十国时期铜鎏金水月观音菩萨像(图25),其身旁的山石上就置有一净瓶。再如北京石景山法海寺大雄宝殿的太师壁阴面有一铺绘制于明代正统九年(1444)的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坐像。其中观音菩萨像位置居中(图26),菩萨的身旁就有一只置于透明琉璃盏中镶嵌宝石的净瓶,此瓶亦是无流样式。   明代小说《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多次持净瓶出现,如从大闹天宫故事中观音菩萨与太上老君的對话中可知其净瓶为瓷器并插有杨柳枝;在大闹五庄观故事中,观音菩萨以净瓶所盛之甘露水医治仙树;在收服红孩儿的故事中,观音菩萨以净瓶盛“一海水”之量的“甘露水浆”;在朱紫国治病降妖故事中,观音菩萨赶来降服其坐骑金毛吼时亦以瓶中甘露救火等。观音菩萨的这种形象与明代常见的观音菩萨像是一致的。
  (第六回)菩萨开口对老君说:“贫僧所举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圣围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决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萨将甚兵器?怎么助他?”菩萨道:“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打那猴头;即不能打死,也打个一跌,教二郎小圣好去拿他。”老君道:“你这瓶是个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头,或撞着他的铁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动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
  (第二十六回)他又-L前恳求,菩萨道:“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树灵苗”行者道:“可曾经验过么?”……菩萨吩咐大众:“看守林中,我去去来”遂手托净瓶,白鹦哥前边巧啭,孙大圣随后相从……菩萨将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树根之下,但看水出为度。
  (第四十二回)菩萨听说,心中大怒道:“那波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菩萨道:“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动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那菩萨走上前,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遂把净瓶扳倒,唿喇喇倾出水来,就如雷响。
  (第七十一回)只闻得半空中厉声高叫:“孙悟空!我来了也!”行者急回头上望,原来是观音菩萨,左手托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洒下甘露救火哩……那菩萨将柳枝连拂几点甘露,霎时间,烟火俱无,黄沙绝迹。行者叩头道:“不知大慈临凡,有失回避敢问菩萨何往?”菩萨道:“我特来收寻这个妖怪。”行者道:“这怪是何来历,敢劳金身下降收之?”菩萨道:“他是我跨的个金毛吼。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
  综上,本文认为小说家依据明代常见的观音菩萨像所塑造的形象特征,以及观音菩萨的宗教职能等内容而加以想象,创作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神话故事。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闫霞女士和安徽博物院吴艳女士,以及首都博物馆李兵女士、闫娟女士、李文琪女士、杨静兮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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