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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另给丁玲同志最早发表于《文化报》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丁玲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历经千难万险辗转来到了陕北地区保安。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填下了这首词。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为这首词所作的尾注都指出：“这首词最早发表在《新观察》1980年第7期。”
事实上，毛泽东这首词并不是最早发表于《新观察》杂志，而是早在1947年6月已公开发表于《文化报》。该报1947年6月1日出版的第5期，八开两面，第一面的左边上部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栏刊登了毛泽东的这首词，题为《毛泽东先生底一首词》(题中“底”即“的”)。
《文化报》是一张什么性质的报纸?它怎么会发表毛泽东的词呢?笔者了解到的大致情况如下：该报的创办人、主编是著名作家萧军。萧军1938年春到延安，不久随丁玲、聂绀弩去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短暂停留后去兰州，后赴成都从事各种形式的“救亡”工作。1940年6月再回延安，在延安呆了5年多，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张家口回到东北。1947年4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资助下，萧军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于同年5月4日创办了《文化报》。萧军同丁玲很熟悉，知道毛填词的原委，因此，在他所主编的《文化报》上发表毛词，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化报》在解放战争期间是东北地区一份颇有名气的报纸。这种名气，一方面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内容、风格受到群众喜爱，另一方面还因为它曾在1948年下半年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严厉批评。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生活报》， 以《文化报》犯有所谓“反苏”等政治错误为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萧军及其主编的《文化报》开展公开批判。1948年11月，《文化报》被迫停刊。不久萧军离开哈尔滨到了抚顺煤矿。也许由于战争年代的出版物不易保存，加之《文化报》是一份受过“批判”的报纸，因此，长时期里没有人记起和提到该报发表毛词一事。
(摘自《党的文献》2004．1 陈安吉 文)
父亲陈士榘“大火灭亲”
我父亲陈士榘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心目中都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文革”中，有人为了打倒父亲，周密地策划了一场阴谋：母汞是今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恐怖的非常岁月。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在延安江青怎么追毛主席，讲江青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于是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人。
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他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往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的面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的，手续始终没办。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因为这个，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 暗示可以把我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摘自《传记文学》2004．2陈人康文)
毛泽东亲笔批示办好省报
1958年1月2日下午，毛泽东飞临广西南宁。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于第二天下午专程到毛泽东住处去看望。
三人互致问候后，毛泽东拿出一张《广西日报》说：“报纸编得不够好。文字太长，标题不醒目，内容单调，形式呆板，缺乏生气，使人看起来缺少兴趣，新闻效果就不好了。地方报纸有些是办得比较好的，像河北的、山西的，还有浙江的，可以做参考。”说了《广西日报》后，才说其他的事。
限于毛泽东在南宁的消息要绝对保密，广西省委在向报社传达这一指示精神时，只以省委的名义自上而下打了招呼，没有直接说是主席的意见。报社负责人虽对此意见非常重视，表示虚心接受，力求改正，但不大可能一下子触动报社的全体同志，因此在报纸编辑上要马上有一个明显改进的效果需要一个过程。
12日上午，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这封信转到报社后，立即引起了极大重视。经过上上下下一夜的忙碌，报纸有了明显的改观。毛泽东第二天在接见刘建勋、韦国清时很高兴，说：“今天的《广西日报》进步了。不是很快改变了面貌吗?这很好嘛!”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2003．4霍泛文)
张爱萍请“老师”
蒋介石撤逃台湾前，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命令将舰船“搬空、运光、炸毁”，给共产党留下“一堆废铁”。1949年4月人民海军初建，张爱萍直接面对的问题是：这些舰船还能不能修好?怎样修好?什么时候才能修好?他一边召开党委会研究办法，一边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座谈、交流，征求他们的意见。
正在张爱萍苦无良策时，原在国民党海军内做过地下工作的金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说：“解决舰船修理和装备问题，有一个人离不了。”
张爱萍眼睛一亮：“什么人?坐下，赶快说。”金声介绍说：这个人叫曾国晟，原是国民党海军技术署少将署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造船专业，后来又到英国进修过一段，是个真正的造船专家。这个人热爱并熟悉舰船维修，有爱国心。国民党军撤逃时，桂永清极力想把他带走，他躲到乡下去了。
没过几天，张爱萍再次把金声召到办公室，问道：“曾国晟什么时候来上海，要不要派人去接一下?”
金声说：“昨天他已到上海了，现住在他一个亲戚家里，过两天我去找他。”
张爱萍当即说：“不要等两天了，现在我们就走，一起去看看他。”
于是，二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小胡同里七拐八拐，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曾国晟。
对张爱萍，曾国晟近期已从熟人那里有所了解，知道他是文人、儒将，待人热情，爱才如命。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刚刚到上海，堂堂军区海军司令员竟会亲自登门拜访。
张爱萍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来看看你，冒昧了，大家都欢迎你到海军工作，给我们当老师呵!”
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张爱萍还对人说， 当年他在原海军人员中拜了3位老师：军事训练方面是徐时辅，操舰、航海方面是卢振乾，造船方面是曾国晟。这话是真诚的。曾国晟到任后不久，被华东军区任命为军区海军后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人民海军有官兵无舰艇的局面很快得以初步扭转。
(摘自《军事史林》2004．3吴殿卿文)
粟裕建议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接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关于“乘胜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发出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此时，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而两大野战军会合以后的指挥问题，则成为中央军委面临的一个难题。
10月31日，粟裕在发给中央军委并报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在战役发起前夕，粟裕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他正确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而淮海战役的规模也将比原来设想的大。为适应客观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另一方面，在将要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中，由粟裕率领的华野为15个纵队，加上暂时归粟裕指挥的中野1个纵队共计16个纵队；由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为4个纵队。而且是中野配合华野作战。按照人民军队以往的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邓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粟裕的电报可谓来得恰逢其时，其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1948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淮海战役发起后，随着战役规模的日益扩大， 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6日决定：淮海战役“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摘自《军事历史》2004，1姜华峰文)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丁玲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历经千难万险辗转来到了陕北地区保安。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填下了这首词。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为这首词所作的尾注都指出：“这首词最早发表在《新观察》1980年第7期。”
事实上，毛泽东这首词并不是最早发表于《新观察》杂志，而是早在1947年6月已公开发表于《文化报》。该报1947年6月1日出版的第5期，八开两面，第一面的左边上部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栏刊登了毛泽东的这首词，题为《毛泽东先生底一首词》(题中“底”即“的”)。
《文化报》是一张什么性质的报纸?它怎么会发表毛泽东的词呢?笔者了解到的大致情况如下：该报的创办人、主编是著名作家萧军。萧军1938年春到延安，不久随丁玲、聂绀弩去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短暂停留后去兰州，后赴成都从事各种形式的“救亡”工作。1940年6月再回延安，在延安呆了5年多，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张家口回到东北。1947年4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资助下，萧军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于同年5月4日创办了《文化报》。萧军同丁玲很熟悉，知道毛填词的原委，因此，在他所主编的《文化报》上发表毛词，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化报》在解放战争期间是东北地区一份颇有名气的报纸。这种名气，一方面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内容、风格受到群众喜爱，另一方面还因为它曾在1948年下半年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严厉批评。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生活报》， 以《文化报》犯有所谓“反苏”等政治错误为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萧军及其主编的《文化报》开展公开批判。1948年11月，《文化报》被迫停刊。不久萧军离开哈尔滨到了抚顺煤矿。也许由于战争年代的出版物不易保存，加之《文化报》是一份受过“批判”的报纸，因此，长时期里没有人记起和提到该报发表毛词一事。
(摘自《党的文献》2004．1 陈安吉 文)
父亲陈士榘“大火灭亲”
我父亲陈士榘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心目中都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文革”中，有人为了打倒父亲，周密地策划了一场阴谋：母汞是今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恐怖的非常岁月。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在延安江青怎么追毛主席，讲江青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于是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人。
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他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往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的面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的，手续始终没办。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因为这个，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 暗示可以把我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摘自《传记文学》2004．2陈人康文)
毛泽东亲笔批示办好省报
1958年1月2日下午，毛泽东飞临广西南宁。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于第二天下午专程到毛泽东住处去看望。
三人互致问候后，毛泽东拿出一张《广西日报》说：“报纸编得不够好。文字太长，标题不醒目，内容单调，形式呆板，缺乏生气，使人看起来缺少兴趣，新闻效果就不好了。地方报纸有些是办得比较好的，像河北的、山西的，还有浙江的，可以做参考。”说了《广西日报》后，才说其他的事。
限于毛泽东在南宁的消息要绝对保密，广西省委在向报社传达这一指示精神时，只以省委的名义自上而下打了招呼，没有直接说是主席的意见。报社负责人虽对此意见非常重视，表示虚心接受，力求改正，但不大可能一下子触动报社的全体同志，因此在报纸编辑上要马上有一个明显改进的效果需要一个过程。
12日上午，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这封信转到报社后，立即引起了极大重视。经过上上下下一夜的忙碌，报纸有了明显的改观。毛泽东第二天在接见刘建勋、韦国清时很高兴，说：“今天的《广西日报》进步了。不是很快改变了面貌吗?这很好嘛!”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2003．4霍泛文)
张爱萍请“老师”
蒋介石撤逃台湾前，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命令将舰船“搬空、运光、炸毁”，给共产党留下“一堆废铁”。1949年4月人民海军初建，张爱萍直接面对的问题是：这些舰船还能不能修好?怎样修好?什么时候才能修好?他一边召开党委会研究办法，一边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座谈、交流，征求他们的意见。
正在张爱萍苦无良策时，原在国民党海军内做过地下工作的金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说：“解决舰船修理和装备问题，有一个人离不了。”
张爱萍眼睛一亮：“什么人?坐下，赶快说。”金声介绍说：这个人叫曾国晟，原是国民党海军技术署少将署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造船专业，后来又到英国进修过一段，是个真正的造船专家。这个人热爱并熟悉舰船维修，有爱国心。国民党军撤逃时，桂永清极力想把他带走，他躲到乡下去了。
没过几天，张爱萍再次把金声召到办公室，问道：“曾国晟什么时候来上海，要不要派人去接一下?”
金声说：“昨天他已到上海了，现住在他一个亲戚家里，过两天我去找他。”
张爱萍当即说：“不要等两天了，现在我们就走，一起去看看他。”
于是，二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小胡同里七拐八拐，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曾国晟。
对张爱萍，曾国晟近期已从熟人那里有所了解，知道他是文人、儒将，待人热情，爱才如命。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刚刚到上海，堂堂军区海军司令员竟会亲自登门拜访。
张爱萍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来看看你，冒昧了，大家都欢迎你到海军工作，给我们当老师呵!”
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张爱萍还对人说， 当年他在原海军人员中拜了3位老师：军事训练方面是徐时辅，操舰、航海方面是卢振乾，造船方面是曾国晟。这话是真诚的。曾国晟到任后不久，被华东军区任命为军区海军后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人民海军有官兵无舰艇的局面很快得以初步扭转。
(摘自《军事史林》2004．3吴殿卿文)
粟裕建议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接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关于“乘胜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发出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此时，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而两大野战军会合以后的指挥问题，则成为中央军委面临的一个难题。
10月31日，粟裕在发给中央军委并报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在战役发起前夕，粟裕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他正确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而淮海战役的规模也将比原来设想的大。为适应客观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另一方面，在将要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中，由粟裕率领的华野为15个纵队，加上暂时归粟裕指挥的中野1个纵队共计16个纵队；由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为4个纵队。而且是中野配合华野作战。按照人民军队以往的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邓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粟裕的电报可谓来得恰逢其时，其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1948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淮海战役发起后，随着战役规模的日益扩大， 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6日决定：淮海战役“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摘自《军事历史》2004，1姜华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