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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怀辛亥革命元勋熊秉坤
１９１１年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辛亥革命元勋熊秉坤的独子熊辉先生，谈起周恩来对他父亲及家人的深切关怀，如数家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我家，转告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之情，并让我家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父亲婉谢了迁移新居的建议。张省长无奈，只好派人将先父的住房予以修缮。
１９６１年辛亥革命５０周年，父亲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在一次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得知父亲也出席了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父亲一面。张立即禀告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此后，周总理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１９６４年，全国政协开会，组织上特许我陪父亲前往。那一晚，父亲喝醉了，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组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拉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诚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都没有，毫无架子可言……后来总理对我说：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张体学，方便一些。”
１９６９年５月３１日下午，父亲去世。第二天一大早，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传达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一、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三、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四、慰问家属，听取意见。自此以后，我当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一切丧事。
(摘自《文史精华》２００４．１ 刘力文)
陈毅：周总理比我棋高四着
１９５５年４月亚非会议后，在周恩来于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为陈毅和路易·艾黎临时“客串”了一次翻译。
路易·艾黎先问陈毅为什么靠墙站着而没有站在周总理身边。陈毅回答：“总理是主角，我是配角，应该站在边上。”路易·艾黎不同意：“如果说总理是第一主角，那你就是第二主角，怎么能说是配角呢?”陈毅摆手：“总理至少比我棋高四着，怎么能相提并论?”路易·艾黎笑着又问：“我知道‘棋高一着’是中国成语，却从来没听说过‘棋高四着’。你说‘四’是为了强调多呢，还是有什么典故?”
陈毅也笑着回答：“是有典故，不过今天来不及讲了。”路易·艾黎说：“我最喜欢听中国典故，今天能讲多少算多少，讲不完以后再找机会。”陈毅爽快地说：“好，先讲第一个。１９２９年红四军两位主要领导出现意见分歧，那时我年轻气盛，对两位的意见都只同意一部分而不是完全同意，实际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立场。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我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派我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和我长谈了几次，使我顿开茅塞。在他的指导下我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接毛主席回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
路易·艾黎说：“这是第一着，请说第二着。”陈毅接着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１９３９年２月恩来同志到新四军总部做了３个星期的工作。经过他的批评教育项英作了自我批评，同意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陈毅刚开始讲“第三着”，一位负责同志找我陪同的外宾谈一件具体事。等我翻译完再回来，“第三着”已经讲完，“第四着”也正接近尾声：“１９５５年我调来中央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更加认识到他比我高明很多。特别是在外事工作中，他是我党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我只是见习生。”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４ 齐锡玉 文)
张爱萍星夜登门求贤才
１９４９年４月，华东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后，面临着懂海军和有海军知识、技术的人才奇缺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主持开会研究并报华东局党委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招募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并成立“登记办事处”，专事应招人员的登记接待工作。
通告发出后，前来报到的人越来越多，但有一个与“登记办事处”比邻而居的人却一直没有露面。他就是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这引起了张爱萍的深思。
徐是湖北天门人，早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１９４３年赴美，后入美国斯沃思莫尔大学、安纳波利斯研究院学习。１９４６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和国民党军政界上层陈果夫、陈诚等人过从甚密，与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结拜过兄弟。通告发出后，张爱萍每天听汇报，了解情况，希望他能前来登记。一个月过去了， 却一直不见他的影子。张爱萍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这天晚上，张爱萍跨进了徐时辅的寓所。人未落坐，张爱萍便开诚布公说明了来意。徐时辅双手抱拳，诚惶诚恐，一迭声地说：“鄙人不才，劳司令大驾，罪过罪过!”
“海军初创，急需人才。如不能请您出山，那才是我的罪过。”
当晚，张爱萍与徐时辅在客厅里进行了倾心交谈。张爱萍说：“你上学学的是海军，毕业后干的是海军，还亲自将一艘４０００多吨的军舰横跨太平洋开回来，这都说明你的能力，说明你适合海军工作。至于经历如何，那已经是历史了，关键是今后怎么走。从另一角度看，有经历才有经验，经历也是财富……”徐时辅见张爱萍情真意切、推心置腹，也大胆坦诚地谈自己对组建海军的看法。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两人有问有答，越谈越热，一直到深夜。
此后，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的创建工作中，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摘自《军事史林》２００４．２ 吴殿卿 文)
“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刘少奇最先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东北及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企业中工人和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工会工作者大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影响了生产。
１９５０年夏，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会上提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应该有所不同。报告上报中央后，负责党中央经济建设和工会工作的刘少奇十分重视，开始着手解决这些矛盾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然而，当时党内对这类问题有不同意见。高岗就不同意邓子恢的观点，专门组织人撰写出反驳文章《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２日，高岗写了一封信，与该文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
高岗给毛泽东的信，未见毛泽东批示或圈阅。刘少奇在看到高岗的信及文章后，经过思考，撰写了那篇著名的读书笔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该题目为编入《刘少奇选集》时所加)，得出了与高岗的意见相反的结论，首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刘少奇在这篇笔记中，运用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的哲学思维方式，阐述了国营工厂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他针对高岗对邓子恢观点的批判，明确指出：这种矛盾是“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将一步一步地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一切新 的上层建筑。”这样，刘少奇将对国营工厂内部矛盾的理论探讨，又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从而完成了一次理论上的飞跃。
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５１年底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和１９５４年处理解决“高、饶反党集团事件”，两次党内斗争阻碍了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摘自《党的文献》２００３．６ 吕小蓟 文)
《欧阳海之歌》的三次修改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出版后，全国许多报刊纷纷连载，第一版就印了１５万册。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作品，印１５００万册也不多。”
江青看过这部小说后，通过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她的指示：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那个段落必须改。这段内容许多老同志都比较赞赏，陈毅、陶铸都认为很好，没有修改的必要。陶铸明确地告诉作家：“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尽管有陈毅、陶铸的肯定，迫于政治压力，金敬迈还是对小说作了修改。在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中，加进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又怕过于突出个人，又加上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的两段话，起到了平衡作用。作家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平衡不要紧，又被江青抓住了把柄。
１９６７年春天，江青把金敬迈召到京西宾馆训了一次话：一是说他小说结尾欧阳海牺牲前的那些情节，是苏修主义大毒草，影片《雁南飞》的翻版；二是责问谁指使他把“黑修养”里的两段话加上去的；三是作家由于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话，而且是同时引用，说他是在搞“两个司令部”。这可把金敬迈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次，他不仅删去了刘少奇的两段话，干脆把欧阳海牺牲前最后四秒钟的描写统统删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作家对全书再一次进行修改。他勾掉了“林副统帅”的名字，这一点作家是通情达理的。１９７１年的那个秋天，这位“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了。作家再一次对“最后的四秒钟”做了完全符合意愿的修改。令他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关心过他的刘少奇、陈毅、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已不在了。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１ 张骥良 文)
１９１１年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辛亥革命元勋熊秉坤的独子熊辉先生，谈起周恩来对他父亲及家人的深切关怀，如数家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我家，转告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之情，并让我家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父亲婉谢了迁移新居的建议。张省长无奈，只好派人将先父的住房予以修缮。
１９６１年辛亥革命５０周年，父亲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在一次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得知父亲也出席了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父亲一面。张立即禀告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此后，周总理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１９６４年，全国政协开会，组织上特许我陪父亲前往。那一晚，父亲喝醉了，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组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拉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诚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都没有，毫无架子可言……后来总理对我说：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张体学，方便一些。”
１９６９年５月３１日下午，父亲去世。第二天一大早，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传达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一、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三、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四、慰问家属，听取意见。自此以后，我当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一切丧事。
(摘自《文史精华》２００４．１ 刘力文)
陈毅：周总理比我棋高四着
１９５５年４月亚非会议后，在周恩来于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为陈毅和路易·艾黎临时“客串”了一次翻译。
路易·艾黎先问陈毅为什么靠墙站着而没有站在周总理身边。陈毅回答：“总理是主角，我是配角，应该站在边上。”路易·艾黎不同意：“如果说总理是第一主角，那你就是第二主角，怎么能说是配角呢?”陈毅摆手：“总理至少比我棋高四着，怎么能相提并论?”路易·艾黎笑着又问：“我知道‘棋高一着’是中国成语，却从来没听说过‘棋高四着’。你说‘四’是为了强调多呢，还是有什么典故?”
陈毅也笑着回答：“是有典故，不过今天来不及讲了。”路易·艾黎说：“我最喜欢听中国典故，今天能讲多少算多少，讲不完以后再找机会。”陈毅爽快地说：“好，先讲第一个。１９２９年红四军两位主要领导出现意见分歧，那时我年轻气盛，对两位的意见都只同意一部分而不是完全同意，实际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立场。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我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派我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和我长谈了几次，使我顿开茅塞。在他的指导下我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接毛主席回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
路易·艾黎说：“这是第一着，请说第二着。”陈毅接着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１９３９年２月恩来同志到新四军总部做了３个星期的工作。经过他的批评教育项英作了自我批评，同意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陈毅刚开始讲“第三着”，一位负责同志找我陪同的外宾谈一件具体事。等我翻译完再回来，“第三着”已经讲完，“第四着”也正接近尾声：“１９５５年我调来中央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更加认识到他比我高明很多。特别是在外事工作中，他是我党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我只是见习生。”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４ 齐锡玉 文)
张爱萍星夜登门求贤才
１９４９年４月，华东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后，面临着懂海军和有海军知识、技术的人才奇缺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主持开会研究并报华东局党委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招募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并成立“登记办事处”，专事应招人员的登记接待工作。
通告发出后，前来报到的人越来越多，但有一个与“登记办事处”比邻而居的人却一直没有露面。他就是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这引起了张爱萍的深思。
徐是湖北天门人，早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１９４３年赴美，后入美国斯沃思莫尔大学、安纳波利斯研究院学习。１９４６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和国民党军政界上层陈果夫、陈诚等人过从甚密，与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结拜过兄弟。通告发出后，张爱萍每天听汇报，了解情况，希望他能前来登记。一个月过去了， 却一直不见他的影子。张爱萍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这天晚上，张爱萍跨进了徐时辅的寓所。人未落坐，张爱萍便开诚布公说明了来意。徐时辅双手抱拳，诚惶诚恐，一迭声地说：“鄙人不才，劳司令大驾，罪过罪过!”
“海军初创，急需人才。如不能请您出山，那才是我的罪过。”
当晚，张爱萍与徐时辅在客厅里进行了倾心交谈。张爱萍说：“你上学学的是海军，毕业后干的是海军，还亲自将一艘４０００多吨的军舰横跨太平洋开回来，这都说明你的能力，说明你适合海军工作。至于经历如何，那已经是历史了，关键是今后怎么走。从另一角度看，有经历才有经验，经历也是财富……”徐时辅见张爱萍情真意切、推心置腹，也大胆坦诚地谈自己对组建海军的看法。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两人有问有答，越谈越热，一直到深夜。
此后，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的创建工作中，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摘自《军事史林》２００４．２ 吴殿卿 文)
“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刘少奇最先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东北及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企业中工人和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工会工作者大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影响了生产。
１９５０年夏，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会上提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应该有所不同。报告上报中央后，负责党中央经济建设和工会工作的刘少奇十分重视，开始着手解决这些矛盾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然而，当时党内对这类问题有不同意见。高岗就不同意邓子恢的观点，专门组织人撰写出反驳文章《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２日，高岗写了一封信，与该文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
高岗给毛泽东的信，未见毛泽东批示或圈阅。刘少奇在看到高岗的信及文章后，经过思考，撰写了那篇著名的读书笔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该题目为编入《刘少奇选集》时所加)，得出了与高岗的意见相反的结论，首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刘少奇在这篇笔记中，运用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的哲学思维方式，阐述了国营工厂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他针对高岗对邓子恢观点的批判，明确指出：这种矛盾是“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将一步一步地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一切新 的上层建筑。”这样，刘少奇将对国营工厂内部矛盾的理论探讨，又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从而完成了一次理论上的飞跃。
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５１年底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和１９５４年处理解决“高、饶反党集团事件”，两次党内斗争阻碍了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摘自《党的文献》２００３．６ 吕小蓟 文)
《欧阳海之歌》的三次修改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出版后，全国许多报刊纷纷连载，第一版就印了１５万册。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作品，印１５００万册也不多。”
江青看过这部小说后，通过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她的指示：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那个段落必须改。这段内容许多老同志都比较赞赏，陈毅、陶铸都认为很好，没有修改的必要。陶铸明确地告诉作家：“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尽管有陈毅、陶铸的肯定，迫于政治压力，金敬迈还是对小说作了修改。在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中，加进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又怕过于突出个人，又加上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的两段话，起到了平衡作用。作家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平衡不要紧，又被江青抓住了把柄。
１９６７年春天，江青把金敬迈召到京西宾馆训了一次话：一是说他小说结尾欧阳海牺牲前的那些情节，是苏修主义大毒草，影片《雁南飞》的翻版；二是责问谁指使他把“黑修养”里的两段话加上去的；三是作家由于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话，而且是同时引用，说他是在搞“两个司令部”。这可把金敬迈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次，他不仅删去了刘少奇的两段话，干脆把欧阳海牺牲前最后四秒钟的描写统统删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作家对全书再一次进行修改。他勾掉了“林副统帅”的名字，这一点作家是通情达理的。１９７１年的那个秋天，这位“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了。作家再一次对“最后的四秒钟”做了完全符合意愿的修改。令他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关心过他的刘少奇、陈毅、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已不在了。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１ 张骥良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