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振兴和中国的“双星计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空间局协调组实施的国际日地物理ＩＳＴＰ计划，是规模空前的国际合作计划。欧洲空间局当时向全世界几十个空间科学单位发出通告，希望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国家提出自己的合作方案，以期更广泛地开展此项目的合作研究，构架地球空间探测网络和范围。１９９１年２月，由中国空间物理学家刘振兴提出的合作方案得到了欧空局的通过。当时除了欧洲之外，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方案获得通过。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和欧空局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
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刘振兴发现ＩＳＴＰ计划中的４颗卫星在轨道分布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即这些卫星的远地点都较高，不能覆盖磁层空间暴的一些重要活动区。于是，刘振兴院士于１９９７年初提出了“中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简称“双星计划”)。它包括“探测一号”卫星和“探测二号”卫星。这两颗卫星运行在ＩＳＴＰ卫星尚未覆盖的近地磁层重要活动区，与欧空局的探测计划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地球空间的六点立体探测。刘振兴打了一个比喻：这就像下棋，位置非常关键。空着两个地方，你下上了这个棋子，这盘棋就活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欧空局正式签署了“双星计划”合作协议。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探测一号”卫星发射升空。“探测二号”卫星计划在今年７月２０日左右(按：已于７月２５日下午)发射升空。
“双星计划”中两颗卫星的探测仪器自始至终都是专门设计的，火箭发射系统也是根据科学目标的要求提出各种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来设计和研制的。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作为中国“双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刘振兴在某些重要指标上拥有否决权。
(摘编自《人物》２００４．４ 陈英华 文)
１９５８年中国农业“八字宪法”的诞生
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
农业“八字宪法”的雏形，见于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农业四十条》。其中提出的增产措施有：“(１)兴修水利，保持水土。(２)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３)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４)推广优良品种。(５)改良土壤。(６)扩大复种面积。(７)多种高产作物。(８)改进耕作方法。(９)消灭虫害和病害。(１０)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这些增产措施几经补充和修改，在１９５８年８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几个关于农业的文件中，就有了“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提法。１０月２７日，江苏等六省市、广东等七省区、内蒙古等五省区分别在南京、广州、呼和浩特召开农业协作会议。这些地方会议将农业增产措施都概括为“水、肥、土、种、密、害(除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所不同的是，南京会议将这八项措施称为“农业‘宪法’”，广州会议称为“八条宪法”，只有呼和浩特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八字‘宪法’”。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我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条宪法。”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１２月１０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
“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８０篇。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
(摘编自《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４．４ 郭圣福 文)
父亲胡耀邦推荐谭启龙入选九届中委
谭启龙伯伯作为红军中的后起之秀、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加过党的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实不多见。为何他未参加党的九大，反而被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呢?
据我所知，党的九大召开之前，经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放了张宗逊、范文澜和我的父亲胡耀邦少数几个八届中央委员。他们还参加了八届十三中全会。当然了，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准参会，当然要做许多自我批评，光自我批评还不够，还要自我无限上纲，最后还要批刘批邓!我父亲毫无例外地也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与喧闹的会议很不合拍。他对“文革”彻底的反思、认识和批判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这时的他还是想跟上“文革”的发展形势的，总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会由上边自己改正过来。最后他总是失望，但又不断存以希望。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的预选名单中有他，而他当然也盼望着能早日出来工作。他深知对广大干部来说，早日解放，出来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可贵，但又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形势。思考再三，他决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表白，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自己不要再作为候补中委的人选，提出可否换一个人。这人的经历应和自己相似，但对错误的认识要比自己好，并提出谭启龙同志的名字。此建议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以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谭伯伯被选入九届候补中委。这里要说明的是，谭伯伯对“文革”的认识，父亲也不了解。但他对谭伯伯有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谭伯伯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他希望像谭伯伯这样的老同志能多出来几个，再为人民做些工作，毕竟他当时只有５５岁。
谭启龙伯伯也确实是一个饱经考验，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主政青海和四川，义无反顾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１９８２年，时年６８岁的谭伯伯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１９８５年，他又主动卸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积极推动邓小平倡导的干部年轻化。为此，邓小平曾手书“人间重晚情”条幅相赠谭伯伯。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８ 胡德平 文)
“文革”中粟裕受命华东行
１９７５年初，正是“四人帮”猖狂活动、到处伸手，并力图插手军队之际。以叶剑英、邓小平为副主席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的阴谋十分警惕。他们委派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粟裕赴华东，公开目的是对南京军区几个部队作调查，实际上是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军队的动向，同时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
４月１７日晚，我跟随粟裕等人抵达合肥市。在合肥期间，粟裕利用正在召开的安徽省地委书记会议之便，召开了一次地委书记座谈会。座谈会上，许多地委书记问他：“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今后民兵工作怎么搞?”所谓“民兵指挥部”，是１９７５年初“四人帮”利用周恩来病重之机，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要各地建立的，其目的是阴谋建立第二武装。对此，粟裕早有察觉。他见会上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便即席讲道：“５０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听他这样一讲，与会的不少同志心里有了底，提高了对“四人帮”利用“民兵指挥部”搞阴谋的警惕性。
在南京，粟裕根据交谈对象在过去和“文革”中的表现，相机给一些人打了招呼，适当提醒他们对“四人帮”要注意。他的这些招呼，使许多人心里有了底。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北京开会，我去招待所看望他。他对我说：“幸亏你们那次去南京时粟裕同志在和我谈话中提醒我要注意‘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才使我头脑清醒，明确了方向，没有糊里糊涂地跟他们跑、犯错误。”
６月３日，粟裕从南通乘护卫舰抵达了当时“四人帮”活动的基地上海。一到上海，顿觉空气的紧张和压抑。在这里，粟裕提高了警惕，行动也异乎寻常。他除了在住所处理公务、接见来人和在院里散步外，一般不外出，有时突然出去却又不坐车。记得他去看望刚刚被解除隔离、处境依然十分艰难的陈丕显时，就是和夫人楚青一起步行前往的。
６月１４日，粟裕回到北京，随即将这次外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４个报告，并单独向叶剑英、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摘编自《军事历史》２００４．４ 朱楹 文)
我国首次核试验时的代号和暗语
１９６４年９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前方的科学家们在等候着中央的决策。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战略高度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自我国研制原子弹以来，许多国家的情报部门就一直在刺探有关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使用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飞机，在我国军事基地上空进行飞行侦察。因此，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要求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员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他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为了保密起见，他在专委会上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语和密码。”周恩来为自己取的代号为“五十一”，罗瑞卿为“六十一”，张爱萍为“七十一”。原子弹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语——“瓜熟了”。
随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派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张爱萍将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事向全体参加试爆人员作了传达，大家深受教育。参加这项工作的６０００多人，加上间接参加者有上万人，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泄露出去。
(摘编自《世纪》２００４．７ 汤兆云 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空间局协调组实施的国际日地物理ＩＳＴＰ计划，是规模空前的国际合作计划。欧洲空间局当时向全世界几十个空间科学单位发出通告，希望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国家提出自己的合作方案，以期更广泛地开展此项目的合作研究，构架地球空间探测网络和范围。１９９１年２月，由中国空间物理学家刘振兴提出的合作方案得到了欧空局的通过。当时除了欧洲之外，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方案获得通过。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和欧空局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
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刘振兴发现ＩＳＴＰ计划中的４颗卫星在轨道分布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即这些卫星的远地点都较高，不能覆盖磁层空间暴的一些重要活动区。于是，刘振兴院士于１９９７年初提出了“中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简称“双星计划”)。它包括“探测一号”卫星和“探测二号”卫星。这两颗卫星运行在ＩＳＴＰ卫星尚未覆盖的近地磁层重要活动区，与欧空局的探测计划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地球空间的六点立体探测。刘振兴打了一个比喻：这就像下棋，位置非常关键。空着两个地方，你下上了这个棋子，这盘棋就活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欧空局正式签署了“双星计划”合作协议。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探测一号”卫星发射升空。“探测二号”卫星计划在今年７月２０日左右(按：已于７月２５日下午)发射升空。
“双星计划”中两颗卫星的探测仪器自始至终都是专门设计的，火箭发射系统也是根据科学目标的要求提出各种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来设计和研制的。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作为中国“双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刘振兴在某些重要指标上拥有否决权。
(摘编自《人物》２００４．４ 陈英华 文)
１９５８年中国农业“八字宪法”的诞生
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
农业“八字宪法”的雏形，见于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农业四十条》。其中提出的增产措施有：“(１)兴修水利，保持水土。(２)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３)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４)推广优良品种。(５)改良土壤。(６)扩大复种面积。(７)多种高产作物。(８)改进耕作方法。(９)消灭虫害和病害。(１０)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这些增产措施几经补充和修改，在１９５８年８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几个关于农业的文件中，就有了“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提法。１０月２７日，江苏等六省市、广东等七省区、内蒙古等五省区分别在南京、广州、呼和浩特召开农业协作会议。这些地方会议将农业增产措施都概括为“水、肥、土、种、密、害(除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所不同的是，南京会议将这八项措施称为“农业‘宪法’”，广州会议称为“八条宪法”，只有呼和浩特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八字‘宪法’”。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我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条宪法。”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１２月１０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
“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８０篇。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
(摘编自《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４．４ 郭圣福 文)
父亲胡耀邦推荐谭启龙入选九届中委
谭启龙伯伯作为红军中的后起之秀、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加过党的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实不多见。为何他未参加党的九大，反而被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呢?
据我所知，党的九大召开之前，经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放了张宗逊、范文澜和我的父亲胡耀邦少数几个八届中央委员。他们还参加了八届十三中全会。当然了，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准参会，当然要做许多自我批评，光自我批评还不够，还要自我无限上纲，最后还要批刘批邓!我父亲毫无例外地也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与喧闹的会议很不合拍。他对“文革”彻底的反思、认识和批判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这时的他还是想跟上“文革”的发展形势的，总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会由上边自己改正过来。最后他总是失望，但又不断存以希望。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的预选名单中有他，而他当然也盼望着能早日出来工作。他深知对广大干部来说，早日解放，出来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可贵，但又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形势。思考再三，他决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表白，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自己不要再作为候补中委的人选，提出可否换一个人。这人的经历应和自己相似，但对错误的认识要比自己好，并提出谭启龙同志的名字。此建议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以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谭伯伯被选入九届候补中委。这里要说明的是，谭伯伯对“文革”的认识，父亲也不了解。但他对谭伯伯有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谭伯伯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他希望像谭伯伯这样的老同志能多出来几个，再为人民做些工作，毕竟他当时只有５５岁。
谭启龙伯伯也确实是一个饱经考验，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主政青海和四川，义无反顾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１９８２年，时年６８岁的谭伯伯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１９８５年，他又主动卸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积极推动邓小平倡导的干部年轻化。为此，邓小平曾手书“人间重晚情”条幅相赠谭伯伯。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８ 胡德平 文)
“文革”中粟裕受命华东行
１９７５年初，正是“四人帮”猖狂活动、到处伸手，并力图插手军队之际。以叶剑英、邓小平为副主席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的阴谋十分警惕。他们委派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粟裕赴华东，公开目的是对南京军区几个部队作调查，实际上是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军队的动向，同时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
４月１７日晚，我跟随粟裕等人抵达合肥市。在合肥期间，粟裕利用正在召开的安徽省地委书记会议之便，召开了一次地委书记座谈会。座谈会上，许多地委书记问他：“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今后民兵工作怎么搞?”所谓“民兵指挥部”，是１９７５年初“四人帮”利用周恩来病重之机，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要各地建立的，其目的是阴谋建立第二武装。对此，粟裕早有察觉。他见会上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便即席讲道：“５０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听他这样一讲，与会的不少同志心里有了底，提高了对“四人帮”利用“民兵指挥部”搞阴谋的警惕性。
在南京，粟裕根据交谈对象在过去和“文革”中的表现，相机给一些人打了招呼，适当提醒他们对“四人帮”要注意。他的这些招呼，使许多人心里有了底。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北京开会，我去招待所看望他。他对我说：“幸亏你们那次去南京时粟裕同志在和我谈话中提醒我要注意‘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才使我头脑清醒，明确了方向，没有糊里糊涂地跟他们跑、犯错误。”
６月３日，粟裕从南通乘护卫舰抵达了当时“四人帮”活动的基地上海。一到上海，顿觉空气的紧张和压抑。在这里，粟裕提高了警惕，行动也异乎寻常。他除了在住所处理公务、接见来人和在院里散步外，一般不外出，有时突然出去却又不坐车。记得他去看望刚刚被解除隔离、处境依然十分艰难的陈丕显时，就是和夫人楚青一起步行前往的。
６月１４日，粟裕回到北京，随即将这次外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４个报告，并单独向叶剑英、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摘编自《军事历史》２００４．４ 朱楹 文)
我国首次核试验时的代号和暗语
１９６４年９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前方的科学家们在等候着中央的决策。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战略高度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自我国研制原子弹以来，许多国家的情报部门就一直在刺探有关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使用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飞机，在我国军事基地上空进行飞行侦察。因此，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要求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员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他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为了保密起见，他在专委会上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语和密码。”周恩来为自己取的代号为“五十一”，罗瑞卿为“六十一”，张爱萍为“七十一”。原子弹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语——“瓜熟了”。
随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派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张爱萍将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事向全体参加试爆人员作了传达，大家深受教育。参加这项工作的６０００多人，加上间接参加者有上万人，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泄露出去。
(摘编自《世纪》２００４．７ 汤兆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