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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人因生活压力大，而导致理想被“剥夺”的情况相比，许多“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恰恰因为没有生活压力才导致理想“丧失”。对他们而言，大部分父母用打工的积蓄在家乡为他们建了婚房，让孩子出去打工，并不是企盼他们带回多少钱，而是希望他们“找个媳妇回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选的是“边干边玩”的活。
李海兵一名“90后”的表弟，就是边打工边到处旅游。李海兵是四川营山县人，今年29岁，目前，他在位于广州花都区的一间制衣厂上班。他周围就有不少像表弟一样的，有时候工资花光了，还要父母寄钱过来。
被卷入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没理想，只是理想起了变化。他们关心的只是现实，是钱、房子、女朋友这类话题，不大会去关心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包括政治。
但当然，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一样关心你。这一点，李海兵深有体会。多年来，李海兵一直反对从农村跑到县城买房。理由是：一是土地在农村，农民以农为业，在县城安家，来回耕地不方便。二是在县城住成本高，因为县城连喝水、吃菜都要花钱，而且还要交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等。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中，无论白领，还是农民工，大家都逃不掉了，都在社会飞速发展中被卷入了。
不过，现在的李海兵屈服了。“村里学校关了，也没有医院，好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全集中到县城去了。”李海兵说，送孩子到镇上读书，骑摩托车一个来回差不多两个小时，不跟风随大流能行吗？大家都被裹挟进去了。
李海兵所在的金凤村七组，原本有300多人，现在留守村里的只有10多个人。李海兵说，如果农村的教育、医疗以及交通等民生的公共服务得到完善和提升，很多村民是不愿意进城的。
在农村，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以“集中优质资源办学”的名义，按“小学进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学进县城”的思路，关停了很多教学点，公共设施也一直在向县城集中。随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被带离山村，带走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农民工的孩子以及农民工未知的未来。这也加速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吃了一辈子苦，农民们都担心孩子的教育被耽误，重复自己的命运。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中，无论白领，还是农民工，大家都逃不掉了，都在社会飞速发展中被卷入了。
逃不掉，就面对现实吧。问题是，不再回老家的农民工，如何在县城里生存下去？30、40岁的打工者，还可依靠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多打几年工，但他们终究都要面对自己老去后，怎么办的拷问。
梦想艰难
挣钱，回家做点小买卖—这是稍有理想的打工者，关于他们未来的重点思考。小部分人的目标是，做更大一点的生意，如创业等。不过，和过去相比，理想的实现越来越难了，因为情况已经起了大的变化。
一个十分清晰的现象是：如果时光退回到10年前，内地很多县城，除国营的百货大楼外，几乎没有一家超市。但变化如此神速，最近几年，随着一二线城市竞争的白热化，一些资本大鳄连一般的县城也不放过了。随着超市连锁在县城以及乡镇铺开，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的信心，再度遭到打击。因为一家超市崛起的背后，是以一连串中小店铺的倒掉为代价。 这是一个“快鱼吃慢鱼、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可对于“如果没生病，一年就只挣2万元”的农民工而言，拿什么资本去竞争呢？除继续帮大资本家打工，似乎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李海兵承认，他所在的工厂里，80%的工友都不愿继续打工，想自己做点事，很多人在年终的时候就说“明年不来了”。结果，春节后，几乎个个都回来，“没办法，没找到合适的渠道，弄不好，几年积累的血汗钱，连本都收不回”。
“早年，胆大一些的，都能挣到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想靠白手起家，几乎不可能”。甚至，稍稍露头，就被大资本家打得猝不及防，“大资本家甚至不需要创新，光是拷贝你，都能把你整死”。
陈跃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去年，他投资研发了一种新的空气压缩机，但刚推向市场试探时，就被人拷贝了，“你搞个方的，他们设计个圆的。”陈跃说，“我们刚露头，这些资本雄厚的企业，一下子偷学并向市场铺开了，结果变成是我们帮人家搞研发了。”
有点资本的陈跃尚且如此，农民工的命运又如何呢？
面对《南风窗》记者的问题，广西平果县雁山村那雷屯的陆世庆从村头数到村尾，结果发现，这几年村里每年涌向城市打工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回来创业的，“挣钱—回家起房子或进县城买房”，几乎成为打工的唯一“理想”。但当这一“理想”实现，新生代的农民工也迷失了。
他们玩什么
这也是“富二代”阶层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如果物质成为自己向上攀登的源动力时，在物欲得到满足后，动力也就终止了。徐灵（化名）是东莞本地人，现在是东莞某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属诸多“富二代”中的一名。徐的房子是父母留下的，车子是父母买的，她本人不需要再为买房买车而焦虑。她挣来的钱，都是自己花掉。“我的理想就是周游列国，像徐霞客一样。”徐灵告诉《南风窗》记者，“你不能说我没理想吧？”
和很多房奴、车奴相比，徐是“解放”的，她不需为生活焦虑不安。据徐介绍，东莞“富二代”主要是来自纯农民和官商阶层。有些农民早期起了几栋房子，主要靠收租过日子，加上村集体分红，日子过得衣食无忧。这些“富二代”，通常是被父母安排进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做临工，每个月大概就2000元—对他们而言，这点工资连油费都不够，他们只是想找份工，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嫁（娶）了。
“周末泡泡酒吧，一瓶酒就一两千块。”徐说，圈子的话题，主要是集中于“哪里新开了一家私房菜，哪里又推出新菜式”，这是很多女“富二代”的玩法。也是唯一被她们认为“还有理想”的象征。
“周末泡泡酒吧，一瓶酒就一两千块。”徐说，圈子的话题，主要是集中于“哪里新开了一家私房菜，哪里又推出新菜式”，边吃边玩边拍微信炫耀，有的喜欢玩猫玩狗，每天就像打理自己的孩子一样忙碌。这是很多女“富二代”的玩法。也是唯一被她们认为“还有理想”的象征。
男“富二代”们还玩石头、玩沉香，或玩书画收藏—一幅画或一块石头100多万元。这些玩腻了以后，有一些人又开始玩骑行，玩户外活动了。去年7月，徐灵去尼泊尔玩时，碰到东莞市沙田镇的一对夫妇，骑着摩托到尼泊尔玩。“我们平常就聊吃喝玩乐，只有疯子才去谈政治。”徐灵说，“毕竟，对当下，谁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至于网上或媒体对一些“富二代”的“控诉”，在徐灵看来，不过是在放大这些丑闻，她说，“我们东莞‘富二代’也被媒体称为只会收租的‘二世祖’呀。”网上充斥着网民对“富二代”的戾气，这也让他们缺少对社会和底层的关注热情。
不过，在一些较大的事件发生后，他们也会在和朋友吃饭喝茶时，不知不觉参与到对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评说。一番讨论后，对政治上的贪腐，他们和李海兵等生产线上的员工一样，出离了的愤怒。因此，对新一届政府从严治官和一系列的反腐举措，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表达出了很强的政治认同感—早该这么整了。
只是，他们对这样涉及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讨论，已越来越少了。当下，他们的理想，都具有浓郁的私人化，而不是社会的、民族的或大众的，理想在不同阶层身上，主要体现在对自身生活改善或寻找新的玩法上。
这，似乎在青年人群体中，无论他是农民工，还是“富二代”，越来越有“共识”。区别只在于，他们主动或被动去想、去玩的，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