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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湖北武汉开庭二审的存款被盗案中，主犯李志勇在2003到2009年间，以给中间拉款人及存款单位财务负责人高额好处费为诱饵，将存款单位资金“引存”到指定银行，随后对银行工作人员进行拉拢腐蚀贿赂，内外勾结，采取私刻存款单位公章、银行印鉴及更换客户银行预留印鉴卡，以及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等手段，将存款单位存入银行的资金转入自己控制的账户，涉及数家银行，总额超过5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过程中，银行“内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协助造假、盗划的客户经理和柜台工作人员，又有为违法犯罪活动“开绿灯”、“打掩护”的管理层人员，还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围人员。这些“内鬼”收取几万、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好处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犯罪网络。
高额佣金作饵 “灰金”网络用钱开道
东风公司亿元存款失踪案的操盘手李志勇，深谙金融系统回扣文化，用钱开道，编织起一张涵盖银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社会资金掮客的灰色金融网络，7年的时间盗用11家单位超5亿元存款，形成了稳固的闭环利益链条。截至2010年1月案发，仍有1.89亿元存款无法归还。
银行工作人员是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他们充当李志勇团伙在银行机构的“内应”，偷走印鉴，将存款转出。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件中，十多起存款失踪案都是银行内部人所为，他们监守自盗的动力是高额的好处费。在7年的时间里，李志勇发展了三个“盗款”通道，分别是工商银行湖北分行香港路分理处、建设银行湖北分行解放公园路支行和曜兴支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梨园支行。每个通道都有李志勇最核心的“内应”。
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金主”，拿到巨额好处费的财务人员，变相地成为这个网络的“保护伞”。以发生在2009年3月的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案件为例，李志勇通过中间人许诺给该公司财务总监代小勇高额佣金后，代小勇在其指定银行开户并存款1.1亿元，李志勇随即通过银行“内鬼”将钱全部转走。不到一个月，公司会计发现这笔存款不翼而飞，“闹了起来”，李志勇通过中间人找到代小勇，代小勇不仅没有继续追款，反倒“把会计叫了回去”。事后，代小勇获得650万元的好处费。
社会上的资金掮客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粘合剂，既能帮助李志勇找到金主，又能在网络露出破绽时“补位”，化险为夷。这些资金掮客动用自身的关系，一般可获得每个月2%的佣金，如果碰到危机公关，获得的佣金更高。为李志勇联系上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的中间人刘峰，因为成功为李志勇引存1.1亿元存款，又化解了危机，仅此业务就获得佣金3541万元。
银行管理失控 印鉴证书皆可伪造
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但其猖狂程度令人震惊，从公司公章、银行印鉴、存款证实书到对账单，无一不敢伪造，甚至敢假冒银行工作人员接待企业财务人员。在这过程中，银行监管漏洞、管理混乱等弊病暴露无余。
手段一是伪造、调换印鉴卡。这是犯罪嫌疑人最普遍的作案手法，几乎每一笔盗划都离不开这一步骤。在2009年挪用东风公司社保中心1亿元银行存款案件中，李志勇通过资金掮客说服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将1亿元存款转至中信银行武汉梨园支行，并安排客户经理潘晓翔上门办理开户手续。潘晓翔随后将盖有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预留印鉴卡交给李志勇，用私刻的印章伪造虚假开户资料。此后，潘晓翔用假资料、假印鉴控制东风公司开户、转账，轻松盗走1亿元存款。
手段二是伪造存款证实书。2007年3月，李志勇购买了虚假的空白存款证实书、私刻了建行某支行公章及柜台人员印章，在银行“内鬼”协助下伪造了东风公司社保办2000万元的存款证实书。随后，李志勇利用真实的存款证实书，在银行工作人员和东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配合下通过了银行的“核保”程序，并假冒东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伪造了《担保意向书》等资料，为自己的公司办理质押贷款1800万元。
手段三是假扮银行工作人员。2009年初，李志勇挪用了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在建设银行的1.1亿元巨额资金后，为掩盖犯罪事实，李志勇伙同保利公司财务总监找借口将名义上还有9000万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转至工商银行。根据保利公司财务人员梅园的证言，在工行某支行，“客户经理”李志勇从柜台出来，带她到会计柜台办理了开户手续。此后，李志勇为掩盖工行账户并无实际存款的事实，又先后两次假冒工行工作人员向保利公司提供了伪造的工行对账单。
潜规则变明规则 利益输送“心照不宣”
记者调查发现，腐败作为一种传染病进入金融领域，传染性大、破坏力强，与银行机构内部拼关系拉存款的文化一碰即和。可怕的是，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将拿佣金、收贿赂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商业规则，毫无罪恶感。
兼职充当资金掮客，牵线搭桥，提取佣金，是银行工作人员获取灰色收入的重要渠道。一种情况是帮忙拉存款，筹集资金。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除了一批敢于铤而走险的银行“内鬼”，还有不少银行工作人员乐于充当外围，收取中介费。他们在熟人圈子里面打打电话、拉拉关系，就可能得到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好处费。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行还有一种隐蔽的掮客形式，即是与小贷公司等民间金融组织勾结，通过欺骗企业还贷的形式，帮小贷公司介绍客户，让企业陷入高利贷之中。湖北一家菜籽油加工企业老板介绍，有些企业因为银行欺骗“续贷”，去借高息过桥资金，搞得资金链断裂，面临绝境。其实这背后是银行内部人员给小贷公司介绍客源，“其中的利益输送大家心知肚明。”
在放贷款时索贿是银行业内另一个腐败环节。多位人士表示，银行贷款各种费用加到一起利率约10%左右，而民间借贷平均利率40%，到年底的时候甚至可以高到80%，这增加了银行信贷人员的谈判砝码。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2008年，李志勇通过伪造存单，在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骗取了一笔7000万元的质押贷款。贷款过程中，支行副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客户经理、信贷员均接受了李志勇的好处费，其中支行副行长王彤两次以丈夫炒股亏损为由暗示李志勇，获得142万元现金和一辆价值23.4万元的小轿车。
加快利率市场化 铲除金融腐败土壤
专家表示，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反映出来的利益输送、内外勾结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过去式。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外部监督，银行机构对于工作人员道德风险的管控仍然停留在组织教育、内部约束层面，并未找到好的堵漏办法。
一方面现有的机制管不住银行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在该案中，经营稳健、风控严密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深陷其中，直到东风公司报警才揭开黑幕。据了解，案发半年前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经发现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只是让相关人员停职，并想办法将已是“空壳”的账户销户，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在存款利率管制、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我国银行机构之间虽然竞争激烈，但竞争的还不完全是服务水平、风控水平和定价优势，尤其在公司业务上往往靠拼关系、拼回扣，这种金融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存款被盗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往往接受了李志勇或其中间人的高额回扣，在各家银行利息类似的情况下，回扣、人情关系是他们选择存款银行的首要考虑因素。
有专家判断，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差居高不下，金融领域的腐败将呈现高发、频发态势。他建议在继续加强银行机构系统内部监管的基础上，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督，建立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
湖北社科院经济学所所长叶学平则建议，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不透明的议价空间。他说，利率管制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双轨制，有价差肯定就有寻租空间，要铲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土壤，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的竞争回归正轨，把精力集中到主业当中。
（《经济参考报》2015.4.15）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过程中，银行“内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协助造假、盗划的客户经理和柜台工作人员，又有为违法犯罪活动“开绿灯”、“打掩护”的管理层人员，还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围人员。这些“内鬼”收取几万、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好处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犯罪网络。
高额佣金作饵 “灰金”网络用钱开道
东风公司亿元存款失踪案的操盘手李志勇，深谙金融系统回扣文化，用钱开道，编织起一张涵盖银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社会资金掮客的灰色金融网络，7年的时间盗用11家单位超5亿元存款，形成了稳固的闭环利益链条。截至2010年1月案发，仍有1.89亿元存款无法归还。
银行工作人员是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他们充当李志勇团伙在银行机构的“内应”，偷走印鉴，将存款转出。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件中，十多起存款失踪案都是银行内部人所为，他们监守自盗的动力是高额的好处费。在7年的时间里，李志勇发展了三个“盗款”通道，分别是工商银行湖北分行香港路分理处、建设银行湖北分行解放公园路支行和曜兴支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梨园支行。每个通道都有李志勇最核心的“内应”。
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金主”，拿到巨额好处费的财务人员，变相地成为这个网络的“保护伞”。以发生在2009年3月的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案件为例，李志勇通过中间人许诺给该公司财务总监代小勇高额佣金后，代小勇在其指定银行开户并存款1.1亿元，李志勇随即通过银行“内鬼”将钱全部转走。不到一个月，公司会计发现这笔存款不翼而飞，“闹了起来”，李志勇通过中间人找到代小勇，代小勇不仅没有继续追款，反倒“把会计叫了回去”。事后，代小勇获得650万元的好处费。
社会上的资金掮客则是李志勇金融网络中的粘合剂，既能帮助李志勇找到金主，又能在网络露出破绽时“补位”，化险为夷。这些资金掮客动用自身的关系，一般可获得每个月2%的佣金，如果碰到危机公关，获得的佣金更高。为李志勇联系上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的中间人刘峰，因为成功为李志勇引存1.1亿元存款，又化解了危机，仅此业务就获得佣金3541万元。
银行管理失控 印鉴证书皆可伪造
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但其猖狂程度令人震惊，从公司公章、银行印鉴、存款证实书到对账单，无一不敢伪造，甚至敢假冒银行工作人员接待企业财务人员。在这过程中，银行监管漏洞、管理混乱等弊病暴露无余。
手段一是伪造、调换印鉴卡。这是犯罪嫌疑人最普遍的作案手法，几乎每一笔盗划都离不开这一步骤。在2009年挪用东风公司社保中心1亿元银行存款案件中，李志勇通过资金掮客说服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将1亿元存款转至中信银行武汉梨园支行，并安排客户经理潘晓翔上门办理开户手续。潘晓翔随后将盖有东风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预留印鉴卡交给李志勇，用私刻的印章伪造虚假开户资料。此后，潘晓翔用假资料、假印鉴控制东风公司开户、转账，轻松盗走1亿元存款。
手段二是伪造存款证实书。2007年3月，李志勇购买了虚假的空白存款证实书、私刻了建行某支行公章及柜台人员印章，在银行“内鬼”协助下伪造了东风公司社保办2000万元的存款证实书。随后，李志勇利用真实的存款证实书，在银行工作人员和东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配合下通过了银行的“核保”程序，并假冒东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伪造了《担保意向书》等资料，为自己的公司办理质押贷款1800万元。
手段三是假扮银行工作人员。2009年初，李志勇挪用了武汉保利博高华公司在建设银行的1.1亿元巨额资金后，为掩盖犯罪事实，李志勇伙同保利公司财务总监找借口将名义上还有9000万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转至工商银行。根据保利公司财务人员梅园的证言，在工行某支行，“客户经理”李志勇从柜台出来，带她到会计柜台办理了开户手续。此后，李志勇为掩盖工行账户并无实际存款的事实，又先后两次假冒工行工作人员向保利公司提供了伪造的工行对账单。
潜规则变明规则 利益输送“心照不宣”
记者调查发现，腐败作为一种传染病进入金融领域，传染性大、破坏力强，与银行机构内部拼关系拉存款的文化一碰即和。可怕的是，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将拿佣金、收贿赂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商业规则，毫无罪恶感。
兼职充当资金掮客，牵线搭桥，提取佣金，是银行工作人员获取灰色收入的重要渠道。一种情况是帮忙拉存款，筹集资金。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除了一批敢于铤而走险的银行“内鬼”，还有不少银行工作人员乐于充当外围，收取中介费。他们在熟人圈子里面打打电话、拉拉关系，就可能得到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好处费。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行还有一种隐蔽的掮客形式，即是与小贷公司等民间金融组织勾结，通过欺骗企业还贷的形式，帮小贷公司介绍客户，让企业陷入高利贷之中。湖北一家菜籽油加工企业老板介绍，有些企业因为银行欺骗“续贷”，去借高息过桥资金，搞得资金链断裂，面临绝境。其实这背后是银行内部人员给小贷公司介绍客源，“其中的利益输送大家心知肚明。”
在放贷款时索贿是银行业内另一个腐败环节。多位人士表示，银行贷款各种费用加到一起利率约10%左右，而民间借贷平均利率40%，到年底的时候甚至可以高到80%，这增加了银行信贷人员的谈判砝码。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2008年，李志勇通过伪造存单，在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骗取了一笔7000万元的质押贷款。贷款过程中，支行副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客户经理、信贷员均接受了李志勇的好处费，其中支行副行长王彤两次以丈夫炒股亏损为由暗示李志勇，获得142万元现金和一辆价值23.4万元的小轿车。
加快利率市场化 铲除金融腐败土壤
专家表示，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反映出来的利益输送、内外勾结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过去式。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外部监督，银行机构对于工作人员道德风险的管控仍然停留在组织教育、内部约束层面，并未找到好的堵漏办法。
一方面现有的机制管不住银行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在该案中，经营稳健、风控严密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深陷其中，直到东风公司报警才揭开黑幕。据了解，案发半年前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经发现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只是让相关人员停职，并想办法将已是“空壳”的账户销户，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在存款利率管制、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我国银行机构之间虽然竞争激烈，但竞争的还不完全是服务水平、风控水平和定价优势，尤其在公司业务上往往靠拼关系、拼回扣，这种金融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东风公司存款失踪系列案中，存款被盗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往往接受了李志勇或其中间人的高额回扣，在各家银行利息类似的情况下，回扣、人情关系是他们选择存款银行的首要考虑因素。
有专家判断，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差居高不下，金融领域的腐败将呈现高发、频发态势。他建议在继续加强银行机构系统内部监管的基础上，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督，建立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
湖北社科院经济学所所长叶学平则建议，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不透明的议价空间。他说，利率管制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双轨制，有价差肯定就有寻租空间，要铲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土壤，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的竞争回归正轨，把精力集中到主业当中。
（《经济参考报》2015.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