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八世纪的前半个多世纪中，强大的唐帝国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诗坛上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动人局面。而李白作为一代宗师更是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对于李白的诗歌，由于其积极浪漫主义的突出成就，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然而细一分析，他的大部分诗歌却饱含了救世悯民的忧患意识。本文试图以李白生平为线索，以其各个时期的不同诗作中看诗人不断加深的那种面临世事沧桑、对时局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一、蜀中游历期——对现实的直觉隐忧
李白从小胸怀大志，在26岁时离家远游，试图在漫游中树立声誉，扩大影响。争取得到荐举和识拔，有机会进入朝廷。在长期的漫游中，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这时的唐王朝在所谓“全盛”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他在这个时期的诗作多体验为一些诗颂大自然、表现真挚友情的诗篇，但也有抒写怀抱的七言古诗、作者寄情山水，却始终不忘关怀祖国和人们的命运，对酝酿着危机的社会现实存在着一种直觉的隐忧。但是这种忧患意识仅仅是从个人方面来说的，并未与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结合。
如在《登锦城散花楼》之中“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这里，诗人在为成都胜景所陶醉的时刻，也没有忘掉“忧”，这忧，正是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投在诗人心灵上的阴影。
二、长安时期——忧患意识的发展
长安三年，李白奉诏入京实际被放到了一个御用文人的位置上，所谓“供奉翰林”，也是“空有其名，而无所职”。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曾“敢进兴之言”，同唐玄宗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斗争，对那些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喜笑怒骂，：“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受到朝廷里腐朽势力的诬陷和攻击，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弊端由此可见，他的被挤出京，乃是爱好自由、藐视权贵的性格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冲突的必然结果，而李白也正因此而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了认识，他的诗歌列作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飞跃，他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发展，闪射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犀利光芒。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诗作是《古风》中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可能作于天宝初长安生活的后期，这类诗歌反映现实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并不算丰富和直接，但也有不少诗篇寄托国家危难、宦官专政、人民不幸的忧思，如第二十四首“大车扬飞坐”讽刺宦官和斗鸡者。诗中宦官和斗鸡者形象的背后，是唐玄宗的昏庸腐朽，骄奢淫逸，因此，写的是宦官和斗鸡者，而矛头所向则是唐玄宗的黑暗统治。所以诗的最后两句“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直接指出，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奸贤不辩，黑白不分，一片黑暗混乱，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这样的社会现实，使诗人不得不倾吐忧思，抒发悲愤。
又《古风》三十九，诗人通过对于严霜寒风等自然景物的描绘，影射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冷酷，用形象的比喻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政局不定，尖锐地指出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正在走着的穷途末路，警告那些炫赫一时的腐朽权贵，荣华富贵不过是浮云流水，不会长久下去，最终逃避不了败亡的历史命运，全诗激昂慷慨，寄托了诗人对时局的悲慨。
三、从出京到安史之乱时期——忧患意识的深层发展
盛唐时代赋予诗人时代自豪感，同时也使诗人们具有了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自信的力量，这使他们不仅在顺境中表现出超凡不俗的气度，也使他们在逆境中具有了顽强感人的生命力。李白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在开元盛世时期的才情与傲岸，更体现在身陷囹圄之苦遭受流放时对国家的深情与对理想的执着。李白胸怀“愿为辅弼”的政治理想，一心想建功立业，然而他却在59岁时遭受了被流放的命运。李白之所以会被流放，缘于他在安史之乱中从军入永王幕的经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安禄山的军队在两个月内攻陷了洛阳，并在洛阳建立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在唐玄宗逃亡成都的途中，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前往西北主持军政大局。同一时间，安禄山的军队攻陷长安，从此唐王朝的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
这段时期，随着唐王朝政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李白的诗歌列作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他对现实的批判扩大了范围，也更加有力，忧患意识也进一步深刻，在《梁甫吟》中他以自嘲的口吻写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为安定天下、治理社会而干一番事业的理想。
继《梁国吟》、《月下独酌》、《古风》三十九等诗作之后，李白继续写作了许多表现内心情感激荡的诗篇。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李白因看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等一系列的形象做比喻，深刻生动地反映了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统治。《梦游天姥吟留别》在梦幻中展现了美好的越中山水和光华灿烂的神仙境界，反衬出人间的污浊和对现实的黑暗，但他绝不妥协，绝不屈服，又表现了其斗争精神。
天宝五、六年间，统治集团当权派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李白对当时的险恶形势之险恶是有深切感受的，《梁甫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把对国事的关切，对朝政黑暗的批判，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怒，交织成一片倾泻而出。《远别离》更集中表现了诗人忧心如焚而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诗人创造性地借用屈原《九歌》篇中的意境，以速离惝恍的笔调抒发了不敢明言的悲愤，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焦虑。
安史之乱时期，李白诗作中表现的情感不似以往激烈，但他仍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唐王朝的政治危机还是有所感觉的。《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扶风豪土歌》、《猛虎行》、《北上行》、《古风》之十九等都反映了洛阳一带城池荡覆，生民涂炭的惨痛景象，表现了诗人的憂患意识。安史之乱中从军及流放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李白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与深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李白诗风演变的过程。面对社会危机，李白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热情地参与到社会动荡之中，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已经不局限于一己之感受，而具有了深广的时代感。他虽然没有以杜甫那样具体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人对安史之乱有史实般的认识，但是，从李白的诗风演变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诗仙”到“诗史”下凡的轨迹，看到了李白从对浪漫理想的关注走向关注现实的转变，从飘逸走向务实的思考。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白虽说生活在盛唐时代，但此时的唐王朝内中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李白晚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从此由盛转衰，李白颠沛流离的一生在他的诗作中都有所反映，这些诗歌凝聚着忧国忧民的深情，既有对统治者昏庸误国的批判，又有对自身不得志的悲愤，还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慷慨悲歌，豪迈奔放，由此表现了诗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救世忧国的情怀，也可以看出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
一、蜀中游历期——对现实的直觉隐忧
李白从小胸怀大志，在26岁时离家远游，试图在漫游中树立声誉，扩大影响。争取得到荐举和识拔，有机会进入朝廷。在长期的漫游中，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这时的唐王朝在所谓“全盛”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他在这个时期的诗作多体验为一些诗颂大自然、表现真挚友情的诗篇，但也有抒写怀抱的七言古诗、作者寄情山水，却始终不忘关怀祖国和人们的命运，对酝酿着危机的社会现实存在着一种直觉的隐忧。但是这种忧患意识仅仅是从个人方面来说的，并未与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结合。
如在《登锦城散花楼》之中“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这里，诗人在为成都胜景所陶醉的时刻，也没有忘掉“忧”，这忧，正是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投在诗人心灵上的阴影。
二、长安时期——忧患意识的发展
长安三年，李白奉诏入京实际被放到了一个御用文人的位置上，所谓“供奉翰林”，也是“空有其名，而无所职”。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曾“敢进兴之言”，同唐玄宗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斗争，对那些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喜笑怒骂，：“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受到朝廷里腐朽势力的诬陷和攻击，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弊端由此可见，他的被挤出京，乃是爱好自由、藐视权贵的性格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冲突的必然结果，而李白也正因此而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了认识，他的诗歌列作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飞跃，他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发展，闪射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犀利光芒。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诗作是《古风》中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可能作于天宝初长安生活的后期，这类诗歌反映现实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并不算丰富和直接，但也有不少诗篇寄托国家危难、宦官专政、人民不幸的忧思，如第二十四首“大车扬飞坐”讽刺宦官和斗鸡者。诗中宦官和斗鸡者形象的背后，是唐玄宗的昏庸腐朽，骄奢淫逸，因此，写的是宦官和斗鸡者，而矛头所向则是唐玄宗的黑暗统治。所以诗的最后两句“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直接指出，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奸贤不辩，黑白不分，一片黑暗混乱，政治腐败到了极点！这样的社会现实，使诗人不得不倾吐忧思，抒发悲愤。
又《古风》三十九，诗人通过对于严霜寒风等自然景物的描绘，影射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冷酷，用形象的比喻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政局不定，尖锐地指出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正在走着的穷途末路，警告那些炫赫一时的腐朽权贵，荣华富贵不过是浮云流水，不会长久下去，最终逃避不了败亡的历史命运，全诗激昂慷慨，寄托了诗人对时局的悲慨。
三、从出京到安史之乱时期——忧患意识的深层发展
盛唐时代赋予诗人时代自豪感，同时也使诗人们具有了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自信的力量，这使他们不仅在顺境中表现出超凡不俗的气度，也使他们在逆境中具有了顽强感人的生命力。李白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在开元盛世时期的才情与傲岸，更体现在身陷囹圄之苦遭受流放时对国家的深情与对理想的执着。李白胸怀“愿为辅弼”的政治理想，一心想建功立业，然而他却在59岁时遭受了被流放的命运。李白之所以会被流放，缘于他在安史之乱中从军入永王幕的经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安禄山的军队在两个月内攻陷了洛阳，并在洛阳建立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在唐玄宗逃亡成都的途中，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前往西北主持军政大局。同一时间，安禄山的军队攻陷长安，从此唐王朝的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
这段时期，随着唐王朝政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李白的诗歌列作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他对现实的批判扩大了范围，也更加有力，忧患意识也进一步深刻，在《梁甫吟》中他以自嘲的口吻写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为安定天下、治理社会而干一番事业的理想。
继《梁国吟》、《月下独酌》、《古风》三十九等诗作之后，李白继续写作了许多表现内心情感激荡的诗篇。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李白因看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等一系列的形象做比喻，深刻生动地反映了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统治。《梦游天姥吟留别》在梦幻中展现了美好的越中山水和光华灿烂的神仙境界，反衬出人间的污浊和对现实的黑暗，但他绝不妥协，绝不屈服，又表现了其斗争精神。
天宝五、六年间，统治集团当权派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李白对当时的险恶形势之险恶是有深切感受的，《梁甫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把对国事的关切，对朝政黑暗的批判，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怒，交织成一片倾泻而出。《远别离》更集中表现了诗人忧心如焚而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诗人创造性地借用屈原《九歌》篇中的意境，以速离惝恍的笔调抒发了不敢明言的悲愤，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焦虑。
安史之乱时期，李白诗作中表现的情感不似以往激烈，但他仍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唐王朝的政治危机还是有所感觉的。《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扶风豪土歌》、《猛虎行》、《北上行》、《古风》之十九等都反映了洛阳一带城池荡覆，生民涂炭的惨痛景象，表现了诗人的憂患意识。安史之乱中从军及流放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李白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与深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李白诗风演变的过程。面对社会危机，李白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热情地参与到社会动荡之中，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已经不局限于一己之感受，而具有了深广的时代感。他虽然没有以杜甫那样具体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人对安史之乱有史实般的认识，但是，从李白的诗风演变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诗仙”到“诗史”下凡的轨迹，看到了李白从对浪漫理想的关注走向关注现实的转变，从飘逸走向务实的思考。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白虽说生活在盛唐时代，但此时的唐王朝内中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李白晚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从此由盛转衰，李白颠沛流离的一生在他的诗作中都有所反映，这些诗歌凝聚着忧国忧民的深情，既有对统治者昏庸误国的批判，又有对自身不得志的悲愤，还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慷慨悲歌，豪迈奔放，由此表现了诗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救世忧国的情怀，也可以看出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