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卜力遇见了怎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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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的中国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接二连三的战事,中国均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中国国门对西方列强被迫打开,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的1900年代,现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光。10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百姓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持不同立场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遇见中国:卜力眼中的东方世界》作为回忆录,从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视角,记录一个别样的中国。
  图文并茂讲述晚清中国故事
  该书作者亨利 ·阿瑟·卜力(1840—1918),曾经是英国派驻香港的第十二任总督(任期1898— 1903年)。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他和晚清的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等一批重要人物均有交集。他最初上任时,并不受欢迎,与香港居民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冲突。然而此人对香港,也产生过某些积极影响,如抗击鼠疫、铺设电车轨道、兴建学校与码头等。他在任的5年间,走访了中国许多地区,对长江、珠江流域以及一些中国南方省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真实地进行记录。《遇见中国》这本书,就是他留下的文字踪迹。
  该书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书中一幅幅颇见艺术功力的水彩、素描插图,给该书增色不少。其插图作者莫蒂默·曼培斯(1855—1938)是英国著名画家,以插画见长,他曾在中国居住过,书中的老人、书生、儿童、风景无不栩栩如生、真实再现。
  《遇见中国》一书中,卜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农业劳动、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腻的描述,原本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他的笔下妙处横生。起初他看待中国,带有胜利者的优越感,不免傲慢和自负。但是真正深入中国真实生活中,他发现中国在现代工商业领域尽管和西方比起来是落后的,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一点也不落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逐渐地,他不再排斥中华文化,并且认为中国有着不可限量的發展后劲。他对中国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认为觉醒的中国,必将“加入世界商贸战场的激烈竞争,其商业潜能巨大,生产能力不可小看,将来一定能自给自足,并且把自己的商品送入遥远的国外市场”。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只要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以理性的思考取代死记硬背,“中国就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如今,卜力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
  然而,卜力毕竟是英国人,他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其骨子里认同的西方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国,他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认为“鸦片问题的恶劣后果通常被放大了”,这反映了当时西方列强对此类问题的普遍看法,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早就不是卜力笔下的那个中国。
  晚清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察
  其实西方人写晚清中国见闻之书,并不在少数,还有一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其作者观察中国的视角,和卜力基本类似。不同的是,卜力是英国的殖民者,而李希霍芬是德国的地质学家,是德国殖民者代言人。《遇见中国》分为七章,首先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速写”,然后对中国的婚嫁习俗、科举考试、农业渔业、城乡生活进行“写生”,最后对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道德、三教九流等进行议论。笔者认为,阅读这类西方人撰写的“中国之书”,可以换个角度认识历史,这对于拓宽我们的眼界,可以提供帮助。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家庭的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有句俗语叫“家和万事兴”。对于家庭的认识,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卜力在《遇见中国》的第一章中,对中国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他写道:“从普通百姓之家到王公贵族之殿,全部实现家长制。家庭有父母亲掌管,村庄由长辈管理,随后才是村长、地区由各种官吏管理。”在传统中国社会,其社会治理模式和今天有显著的不同,那就是父母、家族族长、乡绅等,在孔孟思想引导下,分文不收地履行社会治理的部分职能。在当时的乡土中国,这无疑是一种不算坏的社会治理方式。
  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尤其是有教养的家庭里,温良恭俭让的价值扎根人心,“礼”的观念无处不在。孩子对父母要保有虔诚之意,即便是年幼的小孩进入房间,要向父母行磕头礼。用餐之前,长辈不动筷子,晚辈不能轻举妄动。若餐间父亲问孩子问题,孩子在回答之前必须先站起来,然后恭敬作答。而对于孩子站、坐、走、说以及形体动作,都有严苛的礼仪要求。家庭里本来是放松的地方,然而父母和孩子对于各种礼仪,并不觉得是一种累赘。卜力作为英国人,完全看不明白:毕竟在西方家庭里,长辈和晚辈之间,没有这么多繁缛的礼仪客套,不但如此,孩子甚至在很多场合知乎父母其名。卜力深深感受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是底蕴深厚的文明国度。
  然而,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重男轻女现象和等级制度尤为明显,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父母的权力无限之大,甚至能决定孩子的生死。母亲杀死不孝之子不必担心法律的惩罚,但是如果孩子出于自卫杀害了父母,“他就会被凌迟或千刀万剐——这种恐怖刑罚是转呗背叛婚姻、杀害丈夫和父母的人设置的。”女性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地位不如男性,但是女子嫁人,尤其成为发妻或正妻之后,转身就成为整个家庭的控制者,甚至可以号令儿子的妻妾。她在家里可以独断专行。如果丈夫是官员,妻子则可以佩戴与丈夫官位品级相当的首饰或标志物。不仅家庭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皇太后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哪怕皇太后没有任何职权。对于中国女性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卜力有太多的疑惑,如民间有一个流行的风俗就是女人要“裹足”,美且名曰“三寸金莲”,整个社会以此为审美的风向标。越是大户人家的女子,越是要裹足,这样才体面无比。
  中国传统社会的审美与矛盾
  五千年来,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岁月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和观念系统,和其他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不同的是,中华文化一直在东亚大陆上,是一幅独立的文化图景,并不断向外界产生影响。作为中华文化而言,其载体主要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主要在书籍记载和民间口口相传中得以传播,而物质文化,则主要指那些建筑、器物以及看得见的载体。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很多文化变异乃至消亡了,而唯独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英国人卜力也好、德国人李希霍芬也罢,在他们看来都不可思议。在笔者看来,所谓的中华文化,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百姓的思想观念里。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只有接地气、进人心,才会永葆活力。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与西方迥异的审美品位,并在民间留下了难以数计的艺术“印迹”。这里说的“印迹”,并不是狭义的书画之作,而是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建筑、雕刻以及各种实用的物品。卜力去过北京,被紫禁城恢弘的建筑群落所深深震撼,也对布局巧妙的四合院赞不绝口。此外,对于街上装饰华丽的马车,乃至精良考究的棺材,也甚为欣赏。晚清金融动荡,很多官员并不热衷积蓄黄金白银,而钟情收购精美的瓷器,因为美轮美奂的瓷器,在市面上价格不会贬值。瓷器工艺品在某种程度上能充当货币,在卜力看来,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人的审美鉴赏力颇高,同时工艺品本身具有持久的艺术价值。简单地讲,工艺品在民间商品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当时即便在英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景象。
  《遇见中国》一书中,卜力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存在。比如农民生性勤劳勤俭,但是也爱玩各种赌博游戏,即便是斗蟋蟀的游戏也赌注惊人;广州的街道狭窄无比,可并未发生人车相撞的事故;乞丐尽管是社会最底层的谋生者,而丐帮首领却拥有和上层官僚同等的社会地位;中国人热衷戏剧,有名望的戏子尽管收入不菲,却无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中国建筑布局讲究对称布局,然而园林必定是曲径通幽。很多看上去针锋相对的现象和事物,在中国传统社会却能“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当时的卜力怎么也没有想到,传统的中国社会,在1900年代前后已经步入尾声,随后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整个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无论历史如何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不应该轻易舍弃,因为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卜力作为英国殖民者,在撰写《遇见中国》这本书时,内心境况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然而从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终将崛起,他是无法否认的。
  (作者简介:陈华文,湖北汉川人,博士,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大地文心》《最是书香》《家国书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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