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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一次。那是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当时我是“左倾青年”，本来是放暑假的吲暌了但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因为知快要解放，要保护校产。后来，又因为校方和三青团坚持如期放假，就打起了架，你看现在我的右眼框这里还是趴下去的，眉毛这块的骨头是当时被打折的。到了医院，别人喊我父亲来，我在病床上看到他，他的双眼都是眼泪。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这一次。我父亲，确实是个对社会了解不深的书呆子。
1958年的时候，我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小集团”，单位处理，要么劳教，要么回家自谋生路。我和我父亲商量，他却说：“我看劳教也没什么不太好反正就当是出门留洋几年。”解放前一般是结婚生孩子后，就送儿子去留洋，我那时也刚结婚，生了小孩，他以为劳教和留洋也差不多都是离家几年再回来。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父亲对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他不管我。因为我小时候与他有代沟，几乎相差两代人，他58岁才老年得子生了我。从年龄上讲，是我的爷爷辈儿。所以就对我管得不严我要读点什么课外书都可以，他也没什么引导，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学了数学，后来教数学，我的数学偏偏不好。他那时读《庄子》，读佛经，我也不看。有一次例外，那件事我现在再想起来，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正面。那年我差不多十岁在平江老家，父亲从长沙回来，看到我正在读《金瓶梅》，那种有插图的绣像本，那是我堂叔逗我看的，我并看不懂。父亲抓起了一根竹杠子就追着堂叔扛并没有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老家庭，其实很腐朽，但父亲早就跳出了那个老家庭，所以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个转变，我年轻时候思想左倾，但我后来为什么又成了右派。为什么呢7年轻时觉得国民党太腐败黑暗了感到不民主不自由，要反对它，就左倾了。把我划右派的理由，也是激昂地想要民主和自由。
我的《小西门集》的出版，最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时是南京的朱赢椿要给我设计那本书，帮我找出版社，结果换了好多家，耗了三年，都是因为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这是从1957年10月，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印的《继续揭露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个小册子原文照录。出版社的人跟我说，删几条，或者只保留一个目录，但我不肯，要全文照录，否则宁愿不出版。
于是这本书2011年5月才在岳麓书社出版。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我的一篇《“错就错在要思想”》，那是报社主持反右的一个人，当时对我说的原话：“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我后来常常对人说，其实划我做右派不冤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是那些观点，看法有变化，但方向不变。
也因为“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这些言论，我就成了“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公职”中，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的一个。1970年，我又被再判了10年徒刑，去茶陵江农场坐牢。
我在监狱里，主要呆在绘图室。但每年总有几次，监狱搞宣传时，我和朱正、俞润泉几个人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谈这些。监狱里面要谈话，谈得最多的是吃，再一个是谈性。有些话题呢，只能在我们之间谈。我们的苦恼，就是中国脱离了人类进步的正常道路，我们脱离了世界进步的正轨。世界进步了而我们停滞在后面，我们在1949年以前看过那个世界，1949年以后也看过一点，解放以前的报纸我也看过，解放后自己办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越办越没有味，那个时候我宁愿脱离湖南报。尽管党报的工作是很好我的级别也不很低，相当于省政府的科长。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当时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中国能够打破这种禁锢的政策，走向全球文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这样，就是和全人类一起走在这条大道上。“走向世界”丛书里我写的序论中，很多观点也是在这一段谈出来，但之前我们也都谈过，比如说觉得日本学欧美比我们要学得好。我编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特别偏爱这本“小书”。因为，这个画上有吴昌硕、俞曲园，后来有胡适、张大干和徐悲鸿的题词，这些书法本身就可以传世。还有“小书”里面的主角暴方子他是清朝一个很小的官，从九品的巡检，等于现在一个镇长，因为“做上”被免职，但并没有得罪百姓，他没米过年了老百姓就给他送米，送钱送肉，有几千人送。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对政府免他职的一种抗议。这说明在清朝，那时的老百姓谈不到什么民主观念，但至少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表示一点是非。你看现在撤了一个镇长或者县长，有没有老百姓给他去送米?不会有一个。
我对这些总是感兴趣。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像《念楼学短》和《学其短》，虽然是谈古文，包括我说过的一些话，都是“拆台”，要让人觉得，不民主自由是不完美，现在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要使读者尽量慢慢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力量很微薄，但做总比不做好。
对话
传统主流的叛逆者
记者：“走向世界”丛书里面，走得最远的是哪个?钟叔河：最高思想就是郭嵩焘，他们的很多言论超出同时代人，因此也不能被理解。左宗棠做事比郭嵩焘多，但千年以后，郭嵩焘的历史地位要比左宗棠高。但是，光靠走向世界的这些人是走不向世界的，这些人有局限，局限还很大，出路是在于走向世界这件事本身，他们走向世界有些是被动，有很多是被派出去，很少是主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出去就有作用。记者：现在你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世界里了吗?钟叔河：我认为这个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但是在这一代人手里没有希望，中国要走向世界是很难，我们现在远没有走向世界。我认为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因为非洲没有这么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又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中国的医药比其他民族的医药有效，保证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种群，再一个中国人的繁殖力也特别强。我绝对不是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人，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东西，它才能够保守。“保守”也不是个贬义词，它能够保住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别的价值观，像我在这种传统的主流里是一个叛逆者。
记者：作为《周作人全集》的编撰者，你个人如何评价他?
钟叔河：周作人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所有人都会有的缺点，他和日本人合作，不能说是他一个缺点，只能说本来有些事他可以不做，他身上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不是一种能抗拒强势的人。虽然，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有怨尤，有些文章也捎带骂了蒋介石，但他已经毫无危险了。他也骂过傅斯年，那时候胡适等人联名保周作人，傅斯年就是不肯签字，而且劝胡适不要介入。周作人虽然有点狭隘，多少有 些绍兴师爷的脾气，但是比鲁迅要好得多。解放以后，一直大手大脚用钱用惯了的他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靠卖旧书来维持生活。所以，许广平评价周作人没有用，很自私，一天到晚在家写文章，院子里花开花落都不知道，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
手记
大时代里守着“一”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他1949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他甚至对1949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碜。”“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惑”，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封上“大师”的头衔。不过在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2001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感失于2006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锺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锺书这种人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
1958年的时候，我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小集团”，单位处理，要么劳教，要么回家自谋生路。我和我父亲商量，他却说：“我看劳教也没什么不太好反正就当是出门留洋几年。”解放前一般是结婚生孩子后，就送儿子去留洋，我那时也刚结婚，生了小孩，他以为劳教和留洋也差不多都是离家几年再回来。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父亲对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他不管我。因为我小时候与他有代沟，几乎相差两代人，他58岁才老年得子生了我。从年龄上讲，是我的爷爷辈儿。所以就对我管得不严我要读点什么课外书都可以，他也没什么引导，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学了数学，后来教数学，我的数学偏偏不好。他那时读《庄子》，读佛经，我也不看。有一次例外，那件事我现在再想起来，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正面。那年我差不多十岁在平江老家，父亲从长沙回来，看到我正在读《金瓶梅》，那种有插图的绣像本，那是我堂叔逗我看的，我并看不懂。父亲抓起了一根竹杠子就追着堂叔扛并没有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老家庭，其实很腐朽，但父亲早就跳出了那个老家庭，所以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个转变，我年轻时候思想左倾，但我后来为什么又成了右派。为什么呢7年轻时觉得国民党太腐败黑暗了感到不民主不自由，要反对它，就左倾了。把我划右派的理由，也是激昂地想要民主和自由。
我的《小西门集》的出版，最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时是南京的朱赢椿要给我设计那本书，帮我找出版社，结果换了好多家，耗了三年，都是因为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这是从1957年10月，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印的《继续揭露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个小册子原文照录。出版社的人跟我说，删几条，或者只保留一个目录，但我不肯，要全文照录，否则宁愿不出版。
于是这本书2011年5月才在岳麓书社出版。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我的一篇《“错就错在要思想”》，那是报社主持反右的一个人，当时对我说的原话：“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我后来常常对人说，其实划我做右派不冤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是那些观点，看法有变化，但方向不变。
也因为“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这些言论，我就成了“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公职”中，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的一个。1970年，我又被再判了10年徒刑，去茶陵江农场坐牢。
我在监狱里，主要呆在绘图室。但每年总有几次，监狱搞宣传时，我和朱正、俞润泉几个人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谈这些。监狱里面要谈话，谈得最多的是吃，再一个是谈性。有些话题呢，只能在我们之间谈。我们的苦恼，就是中国脱离了人类进步的正常道路，我们脱离了世界进步的正轨。世界进步了而我们停滞在后面，我们在1949年以前看过那个世界，1949年以后也看过一点，解放以前的报纸我也看过，解放后自己办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越办越没有味，那个时候我宁愿脱离湖南报。尽管党报的工作是很好我的级别也不很低，相当于省政府的科长。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当时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中国能够打破这种禁锢的政策，走向全球文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这样，就是和全人类一起走在这条大道上。“走向世界”丛书里我写的序论中，很多观点也是在这一段谈出来，但之前我们也都谈过，比如说觉得日本学欧美比我们要学得好。我编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特别偏爱这本“小书”。因为，这个画上有吴昌硕、俞曲园，后来有胡适、张大干和徐悲鸿的题词，这些书法本身就可以传世。还有“小书”里面的主角暴方子他是清朝一个很小的官，从九品的巡检，等于现在一个镇长，因为“做上”被免职，但并没有得罪百姓，他没米过年了老百姓就给他送米，送钱送肉，有几千人送。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对政府免他职的一种抗议。这说明在清朝，那时的老百姓谈不到什么民主观念，但至少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表示一点是非。你看现在撤了一个镇长或者县长，有没有老百姓给他去送米?不会有一个。
我对这些总是感兴趣。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像《念楼学短》和《学其短》，虽然是谈古文，包括我说过的一些话，都是“拆台”，要让人觉得，不民主自由是不完美，现在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要使读者尽量慢慢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力量很微薄，但做总比不做好。
对话
传统主流的叛逆者
记者：“走向世界”丛书里面，走得最远的是哪个?钟叔河：最高思想就是郭嵩焘，他们的很多言论超出同时代人，因此也不能被理解。左宗棠做事比郭嵩焘多，但千年以后，郭嵩焘的历史地位要比左宗棠高。但是，光靠走向世界的这些人是走不向世界的，这些人有局限，局限还很大，出路是在于走向世界这件事本身，他们走向世界有些是被动，有很多是被派出去，很少是主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出去就有作用。记者：现在你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世界里了吗?钟叔河：我认为这个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但是在这一代人手里没有希望，中国要走向世界是很难，我们现在远没有走向世界。我认为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因为非洲没有这么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又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中国的医药比其他民族的医药有效，保证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种群，再一个中国人的繁殖力也特别强。我绝对不是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人，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东西，它才能够保守。“保守”也不是个贬义词，它能够保住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别的价值观，像我在这种传统的主流里是一个叛逆者。
记者：作为《周作人全集》的编撰者，你个人如何评价他?
钟叔河：周作人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所有人都会有的缺点，他和日本人合作，不能说是他一个缺点，只能说本来有些事他可以不做，他身上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不是一种能抗拒强势的人。虽然，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有怨尤，有些文章也捎带骂了蒋介石，但他已经毫无危险了。他也骂过傅斯年，那时候胡适等人联名保周作人，傅斯年就是不肯签字，而且劝胡适不要介入。周作人虽然有点狭隘，多少有 些绍兴师爷的脾气，但是比鲁迅要好得多。解放以后，一直大手大脚用钱用惯了的他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靠卖旧书来维持生活。所以，许广平评价周作人没有用，很自私，一天到晚在家写文章，院子里花开花落都不知道，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
手记
大时代里守着“一”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他1949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他甚至对1949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碜。”“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惑”，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封上“大师”的头衔。不过在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2001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感失于2006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锺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锺书这种人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