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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季羡林、周一良等甄选，推出了北大学生应读的30本书书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记》《红楼梦》，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单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于20世纪的只有梁启超、鲁迅、冯友兰、瞿同祖四人，而瞿同祖是当时唯一尚健在的作者，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完成的。
1965年，瞿同祖学术声誉正隆，他辞去海外教职，辗转回到大陆。等待他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此后，在长达40余年的岁月里，瞿同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及社会生活领域，均保持了缄默状态。瞿同祖的学术生涯在盛年时被腰斩。当他在湖南长沙无所事事之际，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参与的“中国史研究计划”仍在结出硕果，其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结构》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国水利工程的文化意义著称，同时兼任“中国史研究计划”的总监，他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
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根据他的遗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奉献——因为瞿同祖从小就在协和医院看诊，这里有他一生的详尽病历，其样本因而有了特殊的科研价值。
世家
“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向记者描述。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长沙。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事情虽败，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
瞿同祖是其嫡孙，瞿鸿禨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
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佶屈聱牙”。
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
瞿同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
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县的農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
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后者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
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归来
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但瞿同祖谢绝了。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荣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边。
早在1949年冬天，赵曾玖便携一双小儿女回到了中国大陆。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65年，瞿同祖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浪漫情致：文化革命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
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
接待他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却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在这个过程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瞿同祖除了参加政治学习，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务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瞿同祖回国10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淡出
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婚40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十年浩劫”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而此后的日子里，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个持续经年的疑问。在一次访谈中，他终于爆发了，“有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此时，瞿同祖已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地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10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瞿同祖再无著述。瞿同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向记者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为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2007年3月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责编：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