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总结出了“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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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起主题班会,我们都不陌生,但是在30年前,主题班会还是一个新事物。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总结出了主题班会这种教育形式,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开主题班会的?
  滕云奎: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社会。一方面,高考恢复了,学生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如饥似渴地读书,对未来充满憧憬;另一方面,社会急剧变化,让刚刚走过“文革”岁月,思想有些被扭曲了的青少年,很不适应,他们感到彷徨、苦闷和怀疑。实际上,学校一些老师也很迷惘,对如何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也很困惑。这就是当时的大的教育背景。
  那时我正在丰台五中任副校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走老路,要么创新路,我选择的是后者。在1979年,我在全校开展了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然后以班为单位进行总结。各班进行的总结活动我就叫它“主题班会”。
  
  :当时您是怎样设计主题班会的呢?
  滕云奎:我当时设计主题班会,主要有这样几个理念:
  第一,主题班会要坚持“教育集体,集体教育”。先是“教育集体”,就是主题班会要面向集体,解决集体倾向性的问题;然后是“集体教育”,就是由集体解决个别学生的问题。
  第二,主题班会要“贯穿教育全过程”。在开主题班会之前,要有个很长的准备时间。针对“主题”,课上老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课后老师要找学生聊天、谈话。除此以外,学校也要统一讲,提高学生认识;老师也要安排学生读书、看报,进行学习,引导学生思考。
  第三,主题班会要“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开展自我教育”。老师更多的是做“导演”,为学生搭建自我认识的平台,引导学生自己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
  
  :主题班会是要有“主题”的,那次主题班会的主题是什么?
  滕云奎:叫“乘时代列车前进: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我希望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对人生意义进行思考,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这次主题班会和我们现在开的一样吗?
  滕云奎:不完全一样。当时我开这次主题班会,准备时间很长,一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这次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我都基本解决了。然后,我才以班为单位,让学生把这段时间的认识“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出来,这就是主题班会了。主题班会由班长负责组织,学生进行发言,谈体会。老师也参加,但老师更多的是做局外人,只是在最后总结几句。
  
  :这一次主题班会效果怎么样?
  滕云奎:通过一件事儿就能看出这次主题班会的效果来。在班里,有一个学生文具盒丢了。当时文具盒还是很珍贵的。我们也没有追查是谁偷的,但在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中,一个学生主动找到老师,承认是自己“拿”了同学的文具盒。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们肯定了他的做法,也没有特别批评他。我们还给其他同学做工作,不要歧视这个同学,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样的。后来在主题班会上,这个学生主动解剖自己的思想,同学们对他给予了肯定,同意他“乘上时代列车”,这让他非常感动。
  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周正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觉得不错,于是在这次活动后,他把我们一个班拉到市电教馆,把这次主题班会录像。录像后,主题班会活动就在北京市逐步推广开了。
  
  :这之后,您也一直在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吗?
  滕云奎:1980年,我就被调到丰台区教育局了,任中教科副科长。不在学校了,主题班会我也就不直接开展了,但我还是指导学校开展了几次。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北京十二中张永启老师班开的“多难兴邦”主题班会。经过“文革”的冲击,很多青少年对政治冷漠,不关心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现象很令人担忧。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和张永启老师一起研究确定了“多难兴邦”这个主题。这次主题班会在开前也准备了一两个月,开后效果也是不错的。
  
  :当时您开主题班会,一准备就是一两个月,这样一学期也就能开两三次主题班会。我们现在主题班会比你那时候开得可频繁多了。
  滕云奎:我觉得主题班会不是开得越多越好,甚至可以说,开得越多越糟糕。开主题班会关键是看效果。
  
  :在您看来,怎么才算一堂成功的主题班会?
  滕云奎:我觉得至少要看这样几方面:
  第一,选题是否恰当。主题班会面对的是全体学生,所以一定要选择倾向性的问题。
  第二,学生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学生自我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针对的问题是否得到基本解决。百分之百解决问题不现实,但至少要百分之六七十解决。
  
  :一转眼,您已经退休十余年了。您当年提出的主题班会已经是各学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形式了,您为中国教育做出了贡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滕云奎:别客气。我说的都是当年的情况和我当时的体会。主题班会是种好形式,希望各学校主题班会开展得越来越好。
  
  责任编辑/张红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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