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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鸿章,字少荃,道光三年(1823)2月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在翰林院的大考中屈居第二。光绪二十七年(1901)11月7日,病逝于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享年七十又八。人说“盖棺论定”,然我已作古百余年矣,国人对我的评价依然是言必称“卖国贼”,似乎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屈辱与不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在大清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在生前死后招致如此猛烈而持久的抨击。国人啊,你们为什么一向都将我从清朝即将灭亡之前所经历的一切内忧外患中孤立出来呢?今天,请让我一吐为快,将生前所作所为告诸于众,千秋功罪,就让历史去评说。
一、与农民军作战,功耶?过耶?
咸丰三年(1853),我在籍办团练(地方武装)与太平军作战,屡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咸丰十一年(1861),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向上海压缩,上海的商人官绅愿每月出60万两银饷以求曾国藩湘军的保护,没人愿去,但我愿去,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了11个营的淮军。同治元年(1862)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进行大穿越,进至上海,在虹桥,我亲率3000淮军与10万太平军交战,竟以少胜多,杀得太平军“尸积如山”,淮军名声鹊起。攻陷苏州、常州后,同年11月,我升任江苏巡抚。同治三年(1864)7月,当太平军都城被攻克后,我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爵,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1865),我又担任两江总督,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大权,同捻军作战。人说,你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义,就是大大的不是,就是千古罪人。国人啊,我乃一朝廷命官,一封疆大吏,面对浩荡皇恩,我能坐视其灭亡而不顾吗?很多时候,我也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啊!
二、兴办洋务,功耶?过耶?
同治九年(1870),我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握军权与外交大权。为挽救大清的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主要有:(1)上海的三所洋炮局。同治元年(1862),我在上海买下洋人的机器设备所设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军事工业。(2)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沪局)。同治四年(1865),我与曾国藩创办的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这是洋务派开办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生产枪支、大炮、弹药、钢铁及轮船。(3)金陵机器局(宁局),同治四年(1865),我将英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加以扩充后改名为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淮军与北洋三省(直隶、奉天、山东)。
民用工业主要有:(1)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我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光绪三年(1877)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它一直运营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2)开平矿务局(唐山)。光绪四年(1878)创办,所产原煤除按市价供应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外,还占领了天津市场,抵制了洋煤的输入。(3)创建漠河金矿,光绪十四年(1888)。(4)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二年(1876),我派郑观应等筹办。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近代化棉纺织厂。(5)天津电报总局,光绪六年(1880)设立。光绪五年(1879),由我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至天津之间开通。光绪七年(1881),电线架到上海,光绪十年(1884),线路通至广州,总局迁往上海。此后,线路不断延伸,逐渐通达全国各重要城市。
由于我的支持与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津榆铁路——唐山至山海关,276公里),第一座钢铁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座矿务局(开平矿务局),第一所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第一所近代化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舰队),第二所外国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即上海同文馆),第二所近代化军校(天津武备学堂)……
我为大清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我身后的国人今天都一直在受益。
三、签不平等条约,功耶?过耶?
我曾代表清政府参与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如光绪二年(1876)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的《中法新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辛丑条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不想多说,只说说两次危急时刻,国人谓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吧。
先说《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廷令我去日本议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我深知,如果采取强硬的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中国的实际军力而言,结果只能是东北被全面占领;如果答应日本的条件,中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相权,我只能取其轻。
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回国的我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我办事不力,官员说我丧权辱国,民间暗示我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我以雪“心头奇耻大辱”。被革职后的我不禁想起了全体军机大臣奏折中的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再说《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老佛爷带光绪帝逃往西安,时任两广总督的我被重新调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要求我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有人说:“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起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信哉此言?!
10月11日,77岁的我到达北京,开始了与联军噩梦般的“议和谈判”。我意识到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能力;一旦战火再起,国家秩序将无法恢复,朝廷的职能将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百姓和国家只能被拖入日甚一日的战乱,于是我“妥协”了。可我没想到,老佛爷看了11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其中没有一条涉及她,各国并没有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她满意地批准了这个条约,并给我回电:“所有十二款,应既照允”。
光绪二十七年(1901)1月15日,我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却每一次都要讨伐我不能维护国家权益,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几何?“千夫所指”的我吐血了。9月7日,我在回到北京贤良寺住所后,再次大口吐血,两个月后的11月7日,命归西天,终年78岁。
此外,我还参与反对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还有人说我在洋务运动中中饱私囊。呜呼,“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谁自己计较得了是美名还是骂名?
我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我每一次“出场”无不在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要我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最难堪”的事。然西方舆论对我评价颇高,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国人对我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因为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但正如梁启超所言,国人在对我咒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梁启超还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呜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梁启超也。千秋功罪,让千秋万代人评说去吧!我的灵魂依然在天国安息。
(责任编辑 庞丹丹)
一、与农民军作战,功耶?过耶?
咸丰三年(1853),我在籍办团练(地方武装)与太平军作战,屡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咸丰十一年(1861),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向上海压缩,上海的商人官绅愿每月出60万两银饷以求曾国藩湘军的保护,没人愿去,但我愿去,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了11个营的淮军。同治元年(1862)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进行大穿越,进至上海,在虹桥,我亲率3000淮军与10万太平军交战,竟以少胜多,杀得太平军“尸积如山”,淮军名声鹊起。攻陷苏州、常州后,同年11月,我升任江苏巡抚。同治三年(1864)7月,当太平军都城被攻克后,我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爵,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1865),我又担任两江总督,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大权,同捻军作战。人说,你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义,就是大大的不是,就是千古罪人。国人啊,我乃一朝廷命官,一封疆大吏,面对浩荡皇恩,我能坐视其灭亡而不顾吗?很多时候,我也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啊!
二、兴办洋务,功耶?过耶?
同治九年(1870),我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握军权与外交大权。为挽救大清的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主要有:(1)上海的三所洋炮局。同治元年(1862),我在上海买下洋人的机器设备所设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军事工业。(2)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沪局)。同治四年(1865),我与曾国藩创办的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这是洋务派开办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生产枪支、大炮、弹药、钢铁及轮船。(3)金陵机器局(宁局),同治四年(1865),我将英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加以扩充后改名为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淮军与北洋三省(直隶、奉天、山东)。
民用工业主要有:(1)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我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光绪三年(1877)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它一直运营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2)开平矿务局(唐山)。光绪四年(1878)创办,所产原煤除按市价供应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外,还占领了天津市场,抵制了洋煤的输入。(3)创建漠河金矿,光绪十四年(1888)。(4)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二年(1876),我派郑观应等筹办。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近代化棉纺织厂。(5)天津电报总局,光绪六年(1880)设立。光绪五年(1879),由我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至天津之间开通。光绪七年(1881),电线架到上海,光绪十年(1884),线路通至广州,总局迁往上海。此后,线路不断延伸,逐渐通达全国各重要城市。
由于我的支持与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津榆铁路——唐山至山海关,276公里),第一座钢铁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座矿务局(开平矿务局),第一所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第一所近代化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舰队),第二所外国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即上海同文馆),第二所近代化军校(天津武备学堂)……
我为大清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我身后的国人今天都一直在受益。
三、签不平等条约,功耶?过耶?
我曾代表清政府参与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如光绪二年(1876)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的《中法新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辛丑条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不想多说,只说说两次危急时刻,国人谓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吧。
先说《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廷令我去日本议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我深知,如果采取强硬的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中国的实际军力而言,结果只能是东北被全面占领;如果答应日本的条件,中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相权,我只能取其轻。
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回国的我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我办事不力,官员说我丧权辱国,民间暗示我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我以雪“心头奇耻大辱”。被革职后的我不禁想起了全体军机大臣奏折中的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再说《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老佛爷带光绪帝逃往西安,时任两广总督的我被重新调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要求我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有人说:“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起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信哉此言?!
10月11日,77岁的我到达北京,开始了与联军噩梦般的“议和谈判”。我意识到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能力;一旦战火再起,国家秩序将无法恢复,朝廷的职能将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百姓和国家只能被拖入日甚一日的战乱,于是我“妥协”了。可我没想到,老佛爷看了11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其中没有一条涉及她,各国并没有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她满意地批准了这个条约,并给我回电:“所有十二款,应既照允”。
光绪二十七年(1901)1月15日,我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却每一次都要讨伐我不能维护国家权益,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几何?“千夫所指”的我吐血了。9月7日,我在回到北京贤良寺住所后,再次大口吐血,两个月后的11月7日,命归西天,终年78岁。
此外,我还参与反对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还有人说我在洋务运动中中饱私囊。呜呼,“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谁自己计较得了是美名还是骂名?
我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我每一次“出场”无不在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要我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最难堪”的事。然西方舆论对我评价颇高,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国人对我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因为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但正如梁启超所言,国人在对我咒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梁启超还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呜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梁启超也。千秋功罪,让千秋万代人评说去吧!我的灵魂依然在天国安息。
(责任编辑 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