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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些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文中具体写了四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
事件一：主动关心“我”的学习，认真为“我”改讲义。
原文：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这些事情表现了藤野先生自始至终认真负责的精神。
事件二：为“我”改正解剖图。
原文：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这里体现了藤野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在藤野先生亲切和蔼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尊重学生——“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些，”也尊重科学——“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我们没法改变它。”
事件三：关心“我”的解剖实习。
原文：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个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藤野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一直惦记我的解剖实习，“我”考试及格了，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事件四：向“我”了解中国女人裹脚。
原文：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件事表现藤野先生对骨学的兴趣和求实的科学精神。
这篇课文是回忆性散文。1926年8月底，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这篇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生活的文章，就是在这时期写的。
二
早年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 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担任过内阁中书。但是，从鲁迅13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4人。那一年，他15岁。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和冷遇。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以至欺侮。他和弟弟们到外婆家避难，大舅父家的人竟称 他们是“乞食者”。本家各房聚议分家时，竟公然欺负，要将坏房子分给他们。从《琐记》（见《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这些，本也是惯常现象，中国向来不乏势利小人，只是少年鲁迅比一般孩子过早地感受了这一点，在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打下了过深的烙印。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对社会阴暗的感受。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铁路学堂，与陈衡恪结交，1901年毕业，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在南京，他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读严复的《天演论》，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眼界大开，心情也好一点。但这时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并辱骂他。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这件事也给他很大的刺激，二十多年后写《杂忆》（见《坟》），在谈复仇问题时还提到过。矿路学堂毕业后，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選择了国外留学，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在日本，他又继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歧视。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在他《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三章“离乡者的悲哀”中这样说：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鲁迅选择学医是目的很简单，“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序》）。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仙臺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骂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三
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能以公正之心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而且给予了极大的关心、鼓励和真诚的帮助，等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尤其难能可贵。所以，“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藤野先生》）
从十五岁开始，鲁迅先生从一个“少爷”一下子成了靠典当维持生计的“乞食者”。往往肉体上的痛苦那里比得上精神上的打击，纵然自己有颗“改造”之心，那也不能说明自己不需要来自外在的尊重与鼓励呀。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单说藤野先生给他改“讲义”，竟让鲁迅“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今天我们读《藤野先生》 中的这段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鲁迅所说的“讲义”，实际上是课堂笔记而不是作业。──别说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学，教师也没有给学生“ 添改”课堂笔记的义务。（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认真，不是只改一处或几处，而是“从头到末”；“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4）绝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藤野先生这样做，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还招来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解剖实习时，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还特别加以关照。得知鲁迅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为什么“竟没有说”？答案只有一个：他尊重鲁迅的人生选择。后来他把鲁迅请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背面写着“惜别”二字（实际是“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8个字）。这不正是鲁迅先生已经失去了多年并且一直渴慕的“理解与尊重”吗？
写到这里，藤野先生的 “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之品质确实可敬，但还不能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的“伟大”（“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真正让鲁迅先生感激，给鲁迅先生鼓励，让鲁迅先生觉得伟大的应该是藤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理解与尊重”。或者，后者对与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先生而言更为重要吧。
也许，我们更应该把这份“尊重”贯穿到文章主旨和整个教学活动中去，这样我们的“航向”也许会更全面准确点。
这些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文中具体写了四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
事件一：主动关心“我”的学习，认真为“我”改讲义。
原文：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这些事情表现了藤野先生自始至终认真负责的精神。
事件二：为“我”改正解剖图。
原文：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这里体现了藤野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在藤野先生亲切和蔼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尊重学生——“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些，”也尊重科学——“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我们没法改变它。”
事件三：关心“我”的解剖实习。
原文：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个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藤野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一直惦记我的解剖实习，“我”考试及格了，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事件四：向“我”了解中国女人裹脚。
原文：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件事表现藤野先生对骨学的兴趣和求实的科学精神。
这篇课文是回忆性散文。1926年8月底，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这篇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生活的文章，就是在这时期写的。
二
早年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 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担任过内阁中书。但是，从鲁迅13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4人。那一年，他15岁。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和冷遇。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以至欺侮。他和弟弟们到外婆家避难，大舅父家的人竟称 他们是“乞食者”。本家各房聚议分家时，竟公然欺负，要将坏房子分给他们。从《琐记》（见《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这些，本也是惯常现象，中国向来不乏势利小人，只是少年鲁迅比一般孩子过早地感受了这一点，在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打下了过深的烙印。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对社会阴暗的感受。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铁路学堂，与陈衡恪结交，1901年毕业，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在南京，他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读严复的《天演论》，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眼界大开，心情也好一点。但这时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并辱骂他。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这件事也给他很大的刺激，二十多年后写《杂忆》（见《坟》），在谈复仇问题时还提到过。矿路学堂毕业后，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選择了国外留学，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在日本，他又继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歧视。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在他《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三章“离乡者的悲哀”中这样说：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鲁迅选择学医是目的很简单，“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序》）。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仙臺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骂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三
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能以公正之心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而且给予了极大的关心、鼓励和真诚的帮助，等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尤其难能可贵。所以，“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藤野先生》）
从十五岁开始，鲁迅先生从一个“少爷”一下子成了靠典当维持生计的“乞食者”。往往肉体上的痛苦那里比得上精神上的打击，纵然自己有颗“改造”之心，那也不能说明自己不需要来自外在的尊重与鼓励呀。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单说藤野先生给他改“讲义”，竟让鲁迅“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今天我们读《藤野先生》 中的这段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鲁迅所说的“讲义”，实际上是课堂笔记而不是作业。──别说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学，教师也没有给学生“ 添改”课堂笔记的义务。（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认真，不是只改一处或几处，而是“从头到末”；“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4）绝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藤野先生这样做，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还招来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解剖实习时，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还特别加以关照。得知鲁迅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为什么“竟没有说”？答案只有一个：他尊重鲁迅的人生选择。后来他把鲁迅请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背面写着“惜别”二字（实际是“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8个字）。这不正是鲁迅先生已经失去了多年并且一直渴慕的“理解与尊重”吗？
写到这里，藤野先生的 “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之品质确实可敬，但还不能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的“伟大”（“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真正让鲁迅先生感激，给鲁迅先生鼓励，让鲁迅先生觉得伟大的应该是藤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理解与尊重”。或者，后者对与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先生而言更为重要吧。
也许，我们更应该把这份“尊重”贯穿到文章主旨和整个教学活动中去，这样我们的“航向”也许会更全面准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