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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卜巧莹和黄春梅怎么也想不到，她们能在一个晚上同时见到美国电视新闻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汤姆·贝塔格和特德·科佩尔。
那是2007年10月9日晚上22点45分，来自纽约的68岁的科佩尔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与先期到达重庆的贝塔格会合。两位新闻学院的学生后来在给院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当我忐忑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满是皱纹的手，几乎颤抖地说‘欢迎来到重庆’时，他冲着身旁的翻译撇了撇嘴，挑着眉头问：‘我们到重庆了吗?这里不是上海了吗?’翻译忙解释：‘特德·科佩尔先生在开玩笑。’在场的人都笑了，紧张和局促顿时烟消云散。”更让两位学生难忘的是，科佩尔愉快地接受了她们的专访。
作为前美国广播公司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科佩尔于2005年加盟美国探索频道，此次来到重庆，科佩尔将率领他的制作团队，拍摄一部深度反映中美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纪录片。
此时，重庆刚刚度过他直辖10周年的生日，而中国，也已进入2008北京奥运会准备工作的冲刺阶段。他们都急切地期待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那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科佩尔和他的制作团队在重庆发现了什么?
两江汇聚之地
科佩尔团队在重庆采访期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当地新闻媒体的记者，乃至一些普通采访对象，都几乎提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重庆?”
2007年10月1日上午，当我第一次见到科佩尔团队的执行制片人贝塔格先生的时候，他带领摄制小组正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摄两江汇聚的景色。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水在清晨阳光的映射下格外醒目。
朝天门斜对过去、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嘴一边，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的重庆大剧院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这座由德国人设计、计划2008年底竣工的庞大建筑立志成为长江边上的“悉尼歌剧院”；两江汇合处长江一侧下行约两公里，主跨552米，号称“世界第一拱桥”的朝天门长江大桥接近合拢。
“这是一座正处在全面建设阶段的城市，大桥、大剧院，大住宅区。”贝塔格说，“关键在于，这里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恰恰是中国和美国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是的，全球化背景下，又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人完全隔离开的呢?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联系的存在，以及这些联系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科佩尔讲述的故事没有从朝天门开始，而是始于美国密苏里州Rolla镇一群中年失业蓝领，始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墨西哥采棉工人，始于中国重庆一群正在上英语课的小学生。Rolla镇失业蓝领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小型风冷四冲程汽油机生产商百力通公司(Briggs & Stratton)设在当地的一家工厂2007年搬迁到了重庆；北卡罗来纳州的墨西哥采棉工人采摘的棉花出口到中国，，然后被生产成衣服销往美国；重庆的那些小学生呢，再过十几年，他们就会加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当中。科佩尔讲述说：“一个失业的美国工人，一群中国孩子，墨西哥移民工人，他们互不相识，他们甚至可能互不关心，但是，正如你们看到的，他们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标志在这个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城市里随处可见：麦当劳、肯德基、长安福特、伊森艾伦……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沃尔玛。科佩尔说：“看了我们在重庆拍摄的一切，你可能就会开始明白，如果从此失去对方，为什么中国和美国都会处境艰难。”
他用一贯平静的语气对美国观众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之间经济发展的未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现实，让我们适应它吧。”
在科佩尔看来，廉价而且可靠的劳动力，现在依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最突出的贡献。这部分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正因为廉价的劳动力，百力通关闭了在密苏里Rolla镇的工厂，在距离上海西南方向1500多公里处的重庆建立了新的生产线。根据探索频道调查的数据，尽管百力通在美国保留了90％的生产能力，但其在重庆设立的工厂就足以使其在全球市场上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
中国劳动力到底有多廉价?美国家具制造商伊森艾伦的一名年轻质检员每小时的报酬是20美元(约合人民币140元)，而重庆北部新区一家DVD播放机生产厂家的一个年轻中国质检员，要挣到这20美元，却必须工作整整5天。对了，这些DVD播放机，被沃尔玛买走，销售到美国市场。这符合沃尔玛的理念：买得便宜，就卖得便宜。
当不少美国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的时候，科佩尔却注意到，不管是生产性企业百力通和伊森艾伦，还是连锁零售商沃尔玛，投资中国都赚到了真金白银。
从“毛主义”到“我主义”
科佩尔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69年，当时他仅仅走到了香港与大陆边界处，站在香港一侧，拍摄了一些电视画面。1972年，他随同尼克松访华，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采访到了周恩来。此时，他已经成为美国广播公司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
在科佩尔的记忆中，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在学习并追随“毛泽东思想”，而2007年底在重庆一个名为“知青山庄”的农家乐里，科佩尔看到另外一番景象：红卫兵的装束、红宝书、“忠”字舞……来到山庄的人一番觥筹交错之后，开始欣赏“文革”歌舞表演，“文革”时代的一切成了人们娱乐的符号。人们纵情歌舞，欢声笑语，似乎那个时代不再是噩梦，而是值得回味的“美好岁月”。
难道中国人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的痛苦和酸楚了吗?面对科佩尔的疑问，年近七旬、经历过“文革”苦难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首先，知青时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它同时也带给人们很好的人生经历；其次，今天的全球化竞争来得如此激烈，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所有人，包括我，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当人们怀念过去的那段时光时，尽管日子艰难，但你可以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没有今天的压力，可以整天唱歌跳舞，你就会意识到过去的生活简单快乐。”
对这样的回答，科佩尔并不满意，他质疑道：“到底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但时代确实在变。即使在重庆这样一个中国的西部城市，你只要有钱，就能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在重庆繁华街市的背后，你能看到贫穷鲜明的面孔，然而即使是这贫穷，也远比那个时代要好。科佩尔感叹：“谁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呢?是政府。”
不错，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了30年前开始的那场改革，是政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大大提升，是政府确保社会稳定，以经 济建设和发展为最高目标。科佩尔发现，普通中国人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讨论什么主义，在一个“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的时代，我即是中心。
科佩尔采访了年轻的重庆时尚摄影师陈庆。他英文名叫Allen，是一名“海归”，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说着流利的英语，现在重庆经营着一家收入颇丰的时尚摄影公司。Allen不久前加入了基督教，他说，这使他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科佩尔发现，Allen的摄影公司惟一目的就是为客户和自己挣钱。他对身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兴趣，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他问：“你似乎对这些毫不关心，不是吗?”
Allen回答：“不太关心那些，我不关心。”
科佩尔问：“为什么呢?”
Allen说：“政府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真的相信中国政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我不认为人们到街上抗议或静坐示威是明智的。我不认为那是最好的方式。对我来说，那样做不明智。”
现在是最好的日子
官方权威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两亿多，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惟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世界银行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贫困人口将呈增加趋势。
48岁的陈杰明是广安领水县的农民，1980年代中期离开自己生活的大步口村(音译)来到重庆，一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带作“棒棒”——靠帮人挑货物谋生。几年后他的妻子也来到重庆，在附近的一所医院找到了做清洁和为病人做护理的工作。
和其他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比，陈杰明并不算成功。但即便是这样，这位小学都没有读完的农民却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保证了儿子读上大学，他的女儿则正在准备参加高考。陈杰明对采访他的美国探索频道的记者说，他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读大学，读完大学找个体面的工作。而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变成现实。
然而，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呢?科佩尔锲而不舍地和几乎所有采访过的人谈论着另外一些“敏感”话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等等。
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的一处高档商场，科佩尔发现，那里销售的一根皮带的价格高达6700元人民币，相当于陈杰明夫妇一年的食物、衣着和住宿所需的开销。有人会买如此昂贵的皮带吗?科佩尔和一位衣着时髦的女顾客攀谈起来。“即使在美国，恐怕也没有人会花那么多钱来买一根皮带。在这里，谁会买这样的皮带?”科佩尔问。女顾客笑着回答：“喜欢牌子的人啥。我们就喜欢在这里买。这里的质量好，到这里来购物的人都不会考虑价格。”科佩尔又问：“能允许我问问你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吗?”“房地产开发。”
就在科佩尔团队在重庆拍摄采访期间，重庆发生了直辖10年来涉及官员和开发商人数最多的一起“规划窝案”，多名厅级官员因收受房地产商巨额贿赂被查处判刑。涉案的数名高官均被判刑，但十数家房产企业的老板却似乎没有人因为行贿而受到刑事处罚。
中共重庆市纪委副书记吕天庆解释说：“我们要考虑重庆的整个发展，同时也要考虑这部分人的出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尤其是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他说：“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到一家公司，尤其是私有企业，你就应该考虑他们为什么会行贿。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的做法。”
按照科佩尔的理解，这是一种双重标准。但在福布斯亿万富翁榜上有名的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看来，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支持商业(pro-business)的政府。他说：“哪个国家会在其《宪法》中把经济建设放在整个国家的首位?那就是中国。”
1984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展业务的罗康瑞5年前与重庆市渝中区政府签署协议，开发渝中区化龙桥片区，预计总投资达100亿元人民币，名为“重庆天地”。用当地政府官员的话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外驻渝人士、商界及企业管理和贸易等人士的聚集地。
是的，一切都在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无可争议。在距离重庆打通镇1个多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村子里，科佩尔拜访了一位已经93岁高龄的老太太。科佩尔说：“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经历过很多事情。”他问老人，“哪段时间是你在中国过得最好的日子?”老太太用当地方言清楚地回答说：“现在，我们有衣穿，我们有饭吃。现在是最好的日子。”
今年7月9日至12日，2008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一个月，美国探索频道连续4个晚上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科佩尔团队历时9个月制作而成的纪录片。在全世界聚焦北京的时候，科佩尔团队的纪录片把美国观众带到了一个远比北京，上海陌生，但却更加中国的城市——重庆。
(注：本文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作为助理制片人，参与了科佩尔制作团队在重庆的采访工作)
那是2007年10月9日晚上22点45分，来自纽约的68岁的科佩尔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与先期到达重庆的贝塔格会合。两位新闻学院的学生后来在给院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当我忐忑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满是皱纹的手，几乎颤抖地说‘欢迎来到重庆’时，他冲着身旁的翻译撇了撇嘴，挑着眉头问：‘我们到重庆了吗?这里不是上海了吗?’翻译忙解释：‘特德·科佩尔先生在开玩笑。’在场的人都笑了，紧张和局促顿时烟消云散。”更让两位学生难忘的是，科佩尔愉快地接受了她们的专访。
作为前美国广播公司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科佩尔于2005年加盟美国探索频道，此次来到重庆，科佩尔将率领他的制作团队，拍摄一部深度反映中美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纪录片。
此时，重庆刚刚度过他直辖10周年的生日，而中国，也已进入2008北京奥运会准备工作的冲刺阶段。他们都急切地期待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那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科佩尔和他的制作团队在重庆发现了什么?
两江汇聚之地
科佩尔团队在重庆采访期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当地新闻媒体的记者，乃至一些普通采访对象，都几乎提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重庆?”
2007年10月1日上午，当我第一次见到科佩尔团队的执行制片人贝塔格先生的时候，他带领摄制小组正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摄两江汇聚的景色。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水在清晨阳光的映射下格外醒目。
朝天门斜对过去、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嘴一边，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的重庆大剧院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这座由德国人设计、计划2008年底竣工的庞大建筑立志成为长江边上的“悉尼歌剧院”；两江汇合处长江一侧下行约两公里，主跨552米，号称“世界第一拱桥”的朝天门长江大桥接近合拢。
“这是一座正处在全面建设阶段的城市，大桥、大剧院，大住宅区。”贝塔格说，“关键在于，这里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恰恰是中国和美国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是的，全球化背景下，又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人完全隔离开的呢?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联系的存在，以及这些联系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科佩尔讲述的故事没有从朝天门开始，而是始于美国密苏里州Rolla镇一群中年失业蓝领，始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墨西哥采棉工人，始于中国重庆一群正在上英语课的小学生。Rolla镇失业蓝领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小型风冷四冲程汽油机生产商百力通公司(Briggs & Stratton)设在当地的一家工厂2007年搬迁到了重庆；北卡罗来纳州的墨西哥采棉工人采摘的棉花出口到中国，，然后被生产成衣服销往美国；重庆的那些小学生呢，再过十几年，他们就会加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当中。科佩尔讲述说：“一个失业的美国工人，一群中国孩子，墨西哥移民工人，他们互不相识，他们甚至可能互不关心，但是，正如你们看到的，他们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标志在这个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城市里随处可见：麦当劳、肯德基、长安福特、伊森艾伦……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沃尔玛。科佩尔说：“看了我们在重庆拍摄的一切，你可能就会开始明白，如果从此失去对方，为什么中国和美国都会处境艰难。”
他用一贯平静的语气对美国观众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之间经济发展的未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现实，让我们适应它吧。”
在科佩尔看来，廉价而且可靠的劳动力，现在依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最突出的贡献。这部分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正因为廉价的劳动力，百力通关闭了在密苏里Rolla镇的工厂，在距离上海西南方向1500多公里处的重庆建立了新的生产线。根据探索频道调查的数据，尽管百力通在美国保留了90％的生产能力，但其在重庆设立的工厂就足以使其在全球市场上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
中国劳动力到底有多廉价?美国家具制造商伊森艾伦的一名年轻质检员每小时的报酬是20美元(约合人民币140元)，而重庆北部新区一家DVD播放机生产厂家的一个年轻中国质检员，要挣到这20美元，却必须工作整整5天。对了，这些DVD播放机，被沃尔玛买走，销售到美国市场。这符合沃尔玛的理念：买得便宜，就卖得便宜。
当不少美国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的时候，科佩尔却注意到，不管是生产性企业百力通和伊森艾伦，还是连锁零售商沃尔玛，投资中国都赚到了真金白银。
从“毛主义”到“我主义”
科佩尔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69年，当时他仅仅走到了香港与大陆边界处，站在香港一侧，拍摄了一些电视画面。1972年，他随同尼克松访华，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采访到了周恩来。此时，他已经成为美国广播公司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
在科佩尔的记忆中，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在学习并追随“毛泽东思想”，而2007年底在重庆一个名为“知青山庄”的农家乐里，科佩尔看到另外一番景象：红卫兵的装束、红宝书、“忠”字舞……来到山庄的人一番觥筹交错之后，开始欣赏“文革”歌舞表演，“文革”时代的一切成了人们娱乐的符号。人们纵情歌舞，欢声笑语，似乎那个时代不再是噩梦，而是值得回味的“美好岁月”。
难道中国人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的痛苦和酸楚了吗?面对科佩尔的疑问，年近七旬、经历过“文革”苦难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首先，知青时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它同时也带给人们很好的人生经历；其次，今天的全球化竞争来得如此激烈，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所有人，包括我，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当人们怀念过去的那段时光时，尽管日子艰难，但你可以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没有今天的压力，可以整天唱歌跳舞，你就会意识到过去的生活简单快乐。”
对这样的回答，科佩尔并不满意，他质疑道：“到底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但时代确实在变。即使在重庆这样一个中国的西部城市，你只要有钱，就能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在重庆繁华街市的背后，你能看到贫穷鲜明的面孔，然而即使是这贫穷，也远比那个时代要好。科佩尔感叹：“谁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呢?是政府。”
不错，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了30年前开始的那场改革，是政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大大提升，是政府确保社会稳定，以经 济建设和发展为最高目标。科佩尔发现，普通中国人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讨论什么主义，在一个“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的时代，我即是中心。
科佩尔采访了年轻的重庆时尚摄影师陈庆。他英文名叫Allen，是一名“海归”，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说着流利的英语，现在重庆经营着一家收入颇丰的时尚摄影公司。Allen不久前加入了基督教，他说，这使他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科佩尔发现，Allen的摄影公司惟一目的就是为客户和自己挣钱。他对身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兴趣，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他问：“你似乎对这些毫不关心，不是吗?”
Allen回答：“不太关心那些，我不关心。”
科佩尔问：“为什么呢?”
Allen说：“政府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真的相信中国政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我不认为人们到街上抗议或静坐示威是明智的。我不认为那是最好的方式。对我来说，那样做不明智。”
现在是最好的日子
官方权威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两亿多，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惟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世界银行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贫困人口将呈增加趋势。
48岁的陈杰明是广安领水县的农民，1980年代中期离开自己生活的大步口村(音译)来到重庆，一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带作“棒棒”——靠帮人挑货物谋生。几年后他的妻子也来到重庆，在附近的一所医院找到了做清洁和为病人做护理的工作。
和其他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比，陈杰明并不算成功。但即便是这样，这位小学都没有读完的农民却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保证了儿子读上大学，他的女儿则正在准备参加高考。陈杰明对采访他的美国探索频道的记者说，他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读大学，读完大学找个体面的工作。而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变成现实。
然而，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呢?科佩尔锲而不舍地和几乎所有采访过的人谈论着另外一些“敏感”话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等等。
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的一处高档商场，科佩尔发现，那里销售的一根皮带的价格高达6700元人民币，相当于陈杰明夫妇一年的食物、衣着和住宿所需的开销。有人会买如此昂贵的皮带吗?科佩尔和一位衣着时髦的女顾客攀谈起来。“即使在美国，恐怕也没有人会花那么多钱来买一根皮带。在这里，谁会买这样的皮带?”科佩尔问。女顾客笑着回答：“喜欢牌子的人啥。我们就喜欢在这里买。这里的质量好，到这里来购物的人都不会考虑价格。”科佩尔又问：“能允许我问问你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吗?”“房地产开发。”
就在科佩尔团队在重庆拍摄采访期间，重庆发生了直辖10年来涉及官员和开发商人数最多的一起“规划窝案”，多名厅级官员因收受房地产商巨额贿赂被查处判刑。涉案的数名高官均被判刑，但十数家房产企业的老板却似乎没有人因为行贿而受到刑事处罚。
中共重庆市纪委副书记吕天庆解释说：“我们要考虑重庆的整个发展，同时也要考虑这部分人的出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尤其是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他说：“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到一家公司，尤其是私有企业，你就应该考虑他们为什么会行贿。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的做法。”
按照科佩尔的理解，这是一种双重标准。但在福布斯亿万富翁榜上有名的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看来，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支持商业(pro-business)的政府。他说：“哪个国家会在其《宪法》中把经济建设放在整个国家的首位?那就是中国。”
1984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展业务的罗康瑞5年前与重庆市渝中区政府签署协议，开发渝中区化龙桥片区，预计总投资达100亿元人民币，名为“重庆天地”。用当地政府官员的话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外驻渝人士、商界及企业管理和贸易等人士的聚集地。
是的，一切都在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无可争议。在距离重庆打通镇1个多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村子里，科佩尔拜访了一位已经93岁高龄的老太太。科佩尔说：“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经历过很多事情。”他问老人，“哪段时间是你在中国过得最好的日子?”老太太用当地方言清楚地回答说：“现在，我们有衣穿，我们有饭吃。现在是最好的日子。”
今年7月9日至12日，2008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一个月，美国探索频道连续4个晚上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科佩尔团队历时9个月制作而成的纪录片。在全世界聚焦北京的时候，科佩尔团队的纪录片把美国观众带到了一个远比北京，上海陌生，但却更加中国的城市——重庆。
(注：本文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作为助理制片人，参与了科佩尔制作团队在重庆的采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