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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的总后方，在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同时，科教文化及相关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一直影响至今。
重庆，一座被川江天险切割，屹立于青藏高原余脉之间的城市。这座码头城市曾因“马关条约”开埠，成为西南一隅首个接收到新文化的地方，因其经济质的飞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迁都，抗日战争使重庆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远东地区指挥中心，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齐名。同时也使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入。这不仅给重庆的制造业带来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也因全国知名大专院校和无数文化人士的涌入，给重庆的科教文化及相关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
抗战前的重庆“洋文化”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抗日战争让重庆的文化产业发了“国难财”。但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便开始零星地接收“洋文化”，在国民政府迁都以前，重庆已存在为数不多具有小资情调的西餐厅、咖啡厅。《重庆商报》于2010年3月13日曾就此采访老诗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牛翁老先生，据他介绍，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重庆城里出现了两家有名的西餐厅，一家为“涨秋西餐厅”，一为“祺春西餐厅”。祺春西餐厅与涨秋西餐厅均开设于现名人民公园的中山公园内，所经营的内容均为西洋式的饭食、糕点，外加咖啡、冷饮之类。除此之外“祺春”还兼营澡堂浴池，名之曰“祺春浴室”。由于重庆夏季酷热难耐，不少有钱人通常爱到“祺春”或“涨秋”小憩一坐，喝一杯咖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太安门、太平门、白象街、商业场一带，重庆城最为繁华之区，更成为这些现代产品的聚集地。西大街、西三街处的“华盛百货大楼”、“恒孚百货大楼”人气很旺。由上海人与重庆人合办的“沙利文西餐厅”也于那时紧挨中山公园大门旁开业。抗战前夕，由白俄女人经营的“黛吉咖啡厅”选址重庆上半城会仙桥，尽管另辟蹊径，也生意兴隆。
在抗战之前，重庆的科教产业亦有所发展。1929年，“重庆王”刘湘建立重庆大学，任重大首任校长，短短几年间便迅猛发展，学校享有“嘉陵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文与科学相济而衍重大”的美誉。1934年3月13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沙坪坝视察重庆大学后赞叹学校“颇有蒸蒸日上之势”。
上述新生事物，也为重庆的文化产业在民国政府迁都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百家争鸣”中的“一枝独秀”
1937年，抗日战争因卢沟桥事变全面爆发，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据统计，当时涌入重庆的中外名家不计其数，其中包括老舍、巴金、曹禺、朱自清、徐悲鸿等。不少名作均创作于重庆，譬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张恨水的《纸醉金迷》、梁实秋的《雅舍》等。此外，《中央日报》、《大公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一大批报刊杂志也迁入或创办于重庆。这些文艺作品在重庆发表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获得空前发展的，当属戏剧产业。资料显示，抗战爆发不久，重庆本埠就产生了第一个业余演剧团——怒吼剧社，成立不久即举行第一次公演《保卫卢沟桥》。1937年至1939年，在渝公演的话剧无以计数，其中包括《卢沟桥之战》、《八百壮士》、《怒吼吧！中国》、《残雾》等爱国剧。资料显示，于1939年公映的《一念间》曾连演7场，场面火爆，共得票款7000余元。这些爱国剧不仅带火了重庆的戏剧市场，还为抗战募得大量捐款。
除了爱国剧，偏文艺的戏剧种类也颇受欢迎。《家》、《北京人》、《雾重庆》、《结婚进行时》等名剧无不首演于重庆，并大获成功。据亲历者口述，抗战时期的重庆，观看话剧成为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资料显示，由曹禺改编自巴金原著的话剧《家》曾连续演出80场，观众接近8万人，占了全重庆市人口近十分之一。戏剧产业，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可谓名利双收。
科教产业大发展
抗战西迁，也为重庆科教产业带来了跨越式发展。资料显示，从1938年开始，内迁四川的大学有52所，占所有内迁大学70%左右，其中迁入重庆的占四川总数近50%，包括复旦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大专院校。而重庆本土的重庆大学也因抗战而得到了巨大改变。1942年，重庆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蒋介石曾表示出将重庆大学建立成中国 “剑桥”的愿望。直至1949年，重庆大学已发展为一所拥有理、工、文、商、法、医6个学院，21个系科，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综合性大学。关于重庆大学的办学能力，从始于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时期，重庆大学所分割并建立新学院的院系，即可窥得一二：在1952年至1956年间，重大医学院、理学院和化学化工系调入了现在仍有显著名气和地位的四川大学，而重大法学院组成了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调入了了西南财经大学，此外，重大无线电系电报电话专业与天津大学两个专业组成了现今的北京邮电大学。
大轰炸下的“小资情调”
由于政界、商界、文化界人物汇聚于陪都，也造成咖啡文化、酒吧文化等具象的新文化形态的发展壮大。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抗日名将——“哈儿师长”范绍增建立的“范庄”。据称，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本来主要是用于范绍增四十几位姨太太居住。抗战爆发后，范绍增腾出范庄，作为中央政要的娱乐场所。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均在其官邸居住过，故名声大震。
茶舍、西餐、咖啡也逐渐被当地更多的老百姓接受并欢迎。名声最响的咖啡厅是田常松、田常柏两兄弟经营的心心咖啡厅。资料显示，当年“心心”经营咖啡、可可、牛奶、红茶、奶茶、柠檬茶等饮品，还有各具特色的冰淇淋、火腿启食、布丁、黄油奶油蛋糕、面包土司等，让食客们十分偏爱。商人、文人、知识分子、白领职员，甚至达官贵人、盟军官兵、各国友人均爱来此地品味其典雅的环境，在紧张的战争时分享受片刻富有小资情调的生活。 由于心心咖啡厅的走红，无数餐厅开始跟风效仿。资料显示，当时重庆城内的中苏文协、中法比瑞餐厅、新生乐园餐厅、国际饭店、俄国餐厅、广东酒家等均经营西餐、咖啡等，且生意都极好。
抗战时期的文艺产业发展影响至今
1949年以后，诸多名盛一时的咖啡厅、西餐馆被“公私合营”。但由于老百姓的喜爱，其中一些仍深受市民热捧，经营得顺风顺水。不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重庆人，大多有在心心咖啡厅用餐的经历。1961年出版的小说《红岩》还将中共地下党员接头的场景设置在心心咖啡厅内，可见其出名程度。抗战期间从上海迁往重庆的冠生园也一直在重庆经营，并且延续至今，其产品如今在重庆一些超市内仍可购得。不仅如此，受冠生园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还衍生出华生园、沁园等民营糕点品牌，这些糕点品牌在渝的开店数量及销量远超外来品牌。
科教方面，抗战为重庆留下了十分杰出的国立重庆大学，尽管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导致重大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一所工科大学，但如今，重大仍是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2007年，重大联合长安集团研发出了全国第一台混合动力汽车。由重庆大学衍生出的西南政法大学也一直是全中国数一数二的政法类院校。此外，由中央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衍生出的重庆医科大学如今也成为重庆乃至全国医学界的生力军，其儿科为国家四个儿科学重点学科之一。另外，该大学旗下拥有四所三甲附属医院，其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连续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资助项目，数列儿科界第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成为最繁忙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通过抗战时期话剧文化的繁衍，成立于1949年的重庆市话剧团，演出中外名剧和自创剧目达360多部，足迹遍全国。资料显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先后观看过剧团的演出。此外，在戏曲文化逐渐没落的2003年，重庆市川剧院创作的新派川剧《金子》，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演出，先后赴法国、瑞士、德国等地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演出，共200余场。但遗憾的是，《金子》由于营销不给力，并未获得太大经济收益，而重庆市话剧团更因话剧产业的没落变得濒临倒闭。不过，抗战时期留下的话剧演出场所“抗建堂”却一直健在，曾一票难求的话剧《家》的公演地国泰大戏院，已升格重建为更为豪华现代的“国泰艺术中心”，据报道，该建筑有2个350座小剧场、800座中剧场以及美术馆展厅。2012年落成后，演出场次已预订到2013年年中。近几年，重庆市也大打“抗战牌”，修建了以抗战名人故居为主题的李子坝公园，在两江新区重建了“民国街”，还引入了曾红极一时的心心咖啡厅。事实上，重庆的文化产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从未脱离过抗战文化的深远影响。
重庆，一座被川江天险切割，屹立于青藏高原余脉之间的城市。这座码头城市曾因“马关条约”开埠，成为西南一隅首个接收到新文化的地方，因其经济质的飞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迁都，抗日战争使重庆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远东地区指挥中心，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齐名。同时也使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入。这不仅给重庆的制造业带来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也因全国知名大专院校和无数文化人士的涌入，给重庆的科教文化及相关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
抗战前的重庆“洋文化”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抗日战争让重庆的文化产业发了“国难财”。但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便开始零星地接收“洋文化”，在国民政府迁都以前，重庆已存在为数不多具有小资情调的西餐厅、咖啡厅。《重庆商报》于2010年3月13日曾就此采访老诗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牛翁老先生，据他介绍，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重庆城里出现了两家有名的西餐厅，一家为“涨秋西餐厅”，一为“祺春西餐厅”。祺春西餐厅与涨秋西餐厅均开设于现名人民公园的中山公园内，所经营的内容均为西洋式的饭食、糕点，外加咖啡、冷饮之类。除此之外“祺春”还兼营澡堂浴池，名之曰“祺春浴室”。由于重庆夏季酷热难耐，不少有钱人通常爱到“祺春”或“涨秋”小憩一坐，喝一杯咖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太安门、太平门、白象街、商业场一带，重庆城最为繁华之区，更成为这些现代产品的聚集地。西大街、西三街处的“华盛百货大楼”、“恒孚百货大楼”人气很旺。由上海人与重庆人合办的“沙利文西餐厅”也于那时紧挨中山公园大门旁开业。抗战前夕，由白俄女人经营的“黛吉咖啡厅”选址重庆上半城会仙桥，尽管另辟蹊径，也生意兴隆。
在抗战之前，重庆的科教产业亦有所发展。1929年，“重庆王”刘湘建立重庆大学，任重大首任校长，短短几年间便迅猛发展，学校享有“嘉陵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文与科学相济而衍重大”的美誉。1934年3月13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沙坪坝视察重庆大学后赞叹学校“颇有蒸蒸日上之势”。
上述新生事物，也为重庆的文化产业在民国政府迁都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百家争鸣”中的“一枝独秀”
1937年，抗日战争因卢沟桥事变全面爆发，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据统计，当时涌入重庆的中外名家不计其数，其中包括老舍、巴金、曹禺、朱自清、徐悲鸿等。不少名作均创作于重庆，譬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张恨水的《纸醉金迷》、梁实秋的《雅舍》等。此外，《中央日报》、《大公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一大批报刊杂志也迁入或创办于重庆。这些文艺作品在重庆发表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获得空前发展的，当属戏剧产业。资料显示，抗战爆发不久，重庆本埠就产生了第一个业余演剧团——怒吼剧社，成立不久即举行第一次公演《保卫卢沟桥》。1937年至1939年，在渝公演的话剧无以计数，其中包括《卢沟桥之战》、《八百壮士》、《怒吼吧！中国》、《残雾》等爱国剧。资料显示，于1939年公映的《一念间》曾连演7场，场面火爆，共得票款7000余元。这些爱国剧不仅带火了重庆的戏剧市场，还为抗战募得大量捐款。
除了爱国剧，偏文艺的戏剧种类也颇受欢迎。《家》、《北京人》、《雾重庆》、《结婚进行时》等名剧无不首演于重庆，并大获成功。据亲历者口述，抗战时期的重庆，观看话剧成为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资料显示，由曹禺改编自巴金原著的话剧《家》曾连续演出80场，观众接近8万人，占了全重庆市人口近十分之一。戏剧产业，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可谓名利双收。
科教产业大发展
抗战西迁，也为重庆科教产业带来了跨越式发展。资料显示，从1938年开始，内迁四川的大学有52所，占所有内迁大学70%左右，其中迁入重庆的占四川总数近50%，包括复旦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大专院校。而重庆本土的重庆大学也因抗战而得到了巨大改变。1942年，重庆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蒋介石曾表示出将重庆大学建立成中国 “剑桥”的愿望。直至1949年，重庆大学已发展为一所拥有理、工、文、商、法、医6个学院，21个系科，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综合性大学。关于重庆大学的办学能力，从始于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时期，重庆大学所分割并建立新学院的院系，即可窥得一二：在1952年至1956年间，重大医学院、理学院和化学化工系调入了现在仍有显著名气和地位的四川大学，而重大法学院组成了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调入了了西南财经大学，此外，重大无线电系电报电话专业与天津大学两个专业组成了现今的北京邮电大学。
大轰炸下的“小资情调”
由于政界、商界、文化界人物汇聚于陪都，也造成咖啡文化、酒吧文化等具象的新文化形态的发展壮大。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抗日名将——“哈儿师长”范绍增建立的“范庄”。据称，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本来主要是用于范绍增四十几位姨太太居住。抗战爆发后，范绍增腾出范庄，作为中央政要的娱乐场所。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均在其官邸居住过，故名声大震。
茶舍、西餐、咖啡也逐渐被当地更多的老百姓接受并欢迎。名声最响的咖啡厅是田常松、田常柏两兄弟经营的心心咖啡厅。资料显示，当年“心心”经营咖啡、可可、牛奶、红茶、奶茶、柠檬茶等饮品，还有各具特色的冰淇淋、火腿启食、布丁、黄油奶油蛋糕、面包土司等，让食客们十分偏爱。商人、文人、知识分子、白领职员，甚至达官贵人、盟军官兵、各国友人均爱来此地品味其典雅的环境，在紧张的战争时分享受片刻富有小资情调的生活。 由于心心咖啡厅的走红，无数餐厅开始跟风效仿。资料显示，当时重庆城内的中苏文协、中法比瑞餐厅、新生乐园餐厅、国际饭店、俄国餐厅、广东酒家等均经营西餐、咖啡等，且生意都极好。
抗战时期的文艺产业发展影响至今
1949年以后，诸多名盛一时的咖啡厅、西餐馆被“公私合营”。但由于老百姓的喜爱，其中一些仍深受市民热捧，经营得顺风顺水。不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重庆人，大多有在心心咖啡厅用餐的经历。1961年出版的小说《红岩》还将中共地下党员接头的场景设置在心心咖啡厅内，可见其出名程度。抗战期间从上海迁往重庆的冠生园也一直在重庆经营，并且延续至今，其产品如今在重庆一些超市内仍可购得。不仅如此，受冠生园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还衍生出华生园、沁园等民营糕点品牌，这些糕点品牌在渝的开店数量及销量远超外来品牌。
科教方面，抗战为重庆留下了十分杰出的国立重庆大学，尽管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导致重大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一所工科大学，但如今，重大仍是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2007年，重大联合长安集团研发出了全国第一台混合动力汽车。由重庆大学衍生出的西南政法大学也一直是全中国数一数二的政法类院校。此外，由中央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衍生出的重庆医科大学如今也成为重庆乃至全国医学界的生力军，其儿科为国家四个儿科学重点学科之一。另外，该大学旗下拥有四所三甲附属医院，其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连续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资助项目，数列儿科界第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成为最繁忙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通过抗战时期话剧文化的繁衍，成立于1949年的重庆市话剧团，演出中外名剧和自创剧目达360多部，足迹遍全国。资料显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先后观看过剧团的演出。此外，在戏曲文化逐渐没落的2003年，重庆市川剧院创作的新派川剧《金子》，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演出，先后赴法国、瑞士、德国等地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演出，共200余场。但遗憾的是，《金子》由于营销不给力，并未获得太大经济收益，而重庆市话剧团更因话剧产业的没落变得濒临倒闭。不过，抗战时期留下的话剧演出场所“抗建堂”却一直健在，曾一票难求的话剧《家》的公演地国泰大戏院，已升格重建为更为豪华现代的“国泰艺术中心”，据报道，该建筑有2个350座小剧场、800座中剧场以及美术馆展厅。2012年落成后，演出场次已预订到2013年年中。近几年，重庆市也大打“抗战牌”，修建了以抗战名人故居为主题的李子坝公园，在两江新区重建了“民国街”，还引入了曾红极一时的心心咖啡厅。事实上，重庆的文化产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从未脱离过抗战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