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国有企业的特点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单位制度形式可定义为由行政部门领导，从事具体物质生产的，为国家直接创造利润和积累资金的独立机构。国有企业单位有两大特征：行政隶属关系和多功能特点。行政隶属关系反映的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多功能特点则表明国有企业并非以创造利润和积累资金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功能，还有其他的功能如政治功能、单位福利、社会保障功能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由政府代表国家执行财产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经济权利依附于国家政权或行政权力，所拥有资产是不能交易的。政府采用“关、停、并、转”的行政性手段来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边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实际上也没有）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边界来改善企业效率。不仅国有企业的资产不能交易，劳动力也是不能自由流动。在计划体制下个人自由无法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必然要由政府的劳动部门按计划分配来实现国有企业就业。从历史上看，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着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任务。国家把最重要的资源（资金、人力、技术、装备等）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人为地压低资本、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作为压低工资水平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形成 “国有企业办社会”。从国家角度看，运用补贴企业的方式来替代直接办社会，有助于短期内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从企业角度看，内部生产福利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要低于从外部交换获取。这样看来企业资产并非全部是“生产性资产”，有一部分是“非生产性资产”，主要是对应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交易成本的节约而是社会成本的节约。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使过去的单位保障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改革的目标是要把国有企业的多功能改造为只负担经济职能的企业组织，这就迫使企业尽快地剥离其原先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单位保障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企业竞争和劳动力流动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职工所需的资源来自市场化程度有一定提高，单位福利资源因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资源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退休、医疗保险这三项上。面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资源不是最好的，但却是维持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直到今日，职工仍然对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国有企业存在三种理性行为主体：政府理性、经营者（国企单位领导）理性和职工理性。这三种理性行为选择，既可能一致，也会可能冲突，彼此之间协调后果决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国企改革20多年，仍然没有成为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主体，企业经营也仅局限于产品经营这一层次，难以通过资本运营使国有资本向管理和效益好的企业流动。关闭破产政策的实施，虽然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但主要是一种行政性的手段。通过中介机构的资产评估虽然可以为国有资本流动大体上确定一个基本参考价值，但为了寻找合适的买方和适当价格转让国有资本，需要建立国有资本流动的平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科斯指出：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是否清晰，在交易中看得最清楚。传统政治经济学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诠释“国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没有剥削，所以是全民所有。但是全民拥有生产资料使得这种产权不可能成为个别社会成员发生经济交往的一般依据。为了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授权基础，国家的政治权力以所有者身份合法地系统地全面延伸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必然要通过行政权力隶属界定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对地位，解决财产支配权的来源问题。我国行政权力隶属关系有两个特点：多层次性和扩展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中每一个省都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设计多级管理层次。同时由于国家具有社会的正式代表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所有者的双重职能，行政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扩展就成为必然结果。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化交易的困难实质是行政隶属关系与市场契约关系之间的矛盾。
二、国有资产流失的两种情况
国有资产流失应区分为两种情况：交易性流失和体制性流失。交易性流失一般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流向了不该得到权益的个人，而体制性流失不一定是流向个人，仅仅是因为这个国有产权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就会造成流失。如经营管理不善，企业连年亏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由于“区域利益”和“部门利益”作祟，盲目引进，重复建设，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等。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体制性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放权让利过程中企业经营者获得剩余控制权，但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对企业高层领导的经营决策权、财产支配权、行政管理权监督不力，特别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严格监督，从而导致其利用所掌握的国有资产为个人谋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在于财产权利的逐步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企业经营者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力却不用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是错误的，回避产权改革，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结果可能形成国有资产随时间的推移贬值的体制性流失。国有企业产权进入市场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产权关系清晰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单一产权企业股份化的过程。
三、如何防止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防止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交易行为本身。一方面要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关键在于将协议转让方式转化为“市场规范定价”。另一方面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选择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从中小型企业退出和从所保留的大型企业退出部分资本，进而形成企业的多元利益机制，实际上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其管理的对象是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国有资本，其对企业而言已不是发布指令的管理者，而是企业资本的所有者（股东），是一种行政权力淡化的经济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政府管理者——国有资本——企业的间接控制模式。
现阶段产权交易中，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结构具有非常突出的买方市场特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相当多国有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重组，尤其是一些历史负债或经营效益不好的企业，对其无效资产进行重组的愿望十分强烈，所交易的国有企业产权大都仍处于实物形态，其流动性和变现能力都很低。在这个市场上买方是价格的决定者，卖方则成为价格的接受者。改变买方市场特征应靠推广先进的产权交易竞价方法，思路是充分发现买主和有效挑起竞争。竞价方式是相对于协议转让的方式而言的，主要是拍卖和招投标。通过更充分的信息发布和引导有效的竞争，能够降低竞价的成本。
首先，应当改革交易次序和扩大交易范围，借助机构网站、合作机构、投资机构、专题推介、投资展会等信息披露形式，大量征集买家，才能有效改变买方市场特征，充分发挥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改革交易次序是指改变以往先确定交易方式，再进行公开交易的模式，而改为先征集潜在受让人，再根据征集的结果确定交易方式的模式。因为，如果在征集潜在受让方之前就确定交易方式，由于无法确定参加交易的竞买人有多少，很有可能出现社会无人报名竞买或者报名人数达不到法定标准的局面，这样容易直接导致交易的失败。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目的是消除产权转让信息尚未披露或者公开披露尚未充分的情况下就盲目确定交易方式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其次，相对于协议转让方式而言，市场交易方式在国有资产定价方面具有成本优势。扩大交易范围是指企业产权向全社会所有买方开放。南方地区由于民营经济发达，国有经济成分退出已基本完成，产权交易的主体多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并购和扩张方面有较大的需求。在产权市场上，可以把“北方”看作是一个供给者，“南方”是一个需求者，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大市场。据估计，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采用公开拍卖形式出售的国有资产价格一般比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高出10%左右，而采用私下交易方式出售国有资产的价格一般比评估价格低30%左右。
第三，消除产权评估的错估倾向和政府直接干预成交价格的影响。国有企业产权评估存在高估和低估两种倾向。企业资产评估的方法主要有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产权交易中对最能说明企业整体价值的收益法，采用不多，只片面强调成本法，即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或市值进行简单叠加，然后减去企业负债，认为评估价格理所当然应该是成交价格，很容易高估产权交易的价格。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有资产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问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有资产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企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没有进行有效评估，无法与国有产权一起整体出售，又容易低估产权交易的价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相当多国有企业中，土地资产是最大的资产，应根据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具体情况，以及土地使用权类型，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保留划拨等多种形式处理土地资产，鼓励企业以货币、资本、股本等多种形态综合实现土地资产价值。
第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仅涉及到“国有资本产权”，而且涉及到“劳动力产权”。国企改革要有两个置换，一个是“产权”的置换，要通过企业改制解除“国家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另一个是“身份”的置换，进行职工身份转换解除“企业对职工的无限责任”。职工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承担者，他们的安置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的焦点，甚至成为替代价格。国有企业职工转换身份时，国家应当从企业国有资产的积累划分出“非生产性资产”，将国有企业职工在为国有企业服务时理应得到的资本收益，作为转换身份的补偿，以定量的方式转化为货币计入职工个人名下，成为职工安置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所谓的理顺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社保并轨的费用、偿还对职工的各种债务如拖欠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及集资款等，这些属于正常的改革成本，不能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
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严重的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对这些职能部门实行剥离，使企业与“社会”分开。所谓剥离，就是让政府部门逐步接管这些本应属于社会成分的部门。让企业把这些职能部门分期、分批地向相应的主管机构进行移交。让企业自办的后勤服务机构从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型转为有偿服务型，由单纯为企业服务转变为面向社会服务，不断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方式，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文 峰）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单位制度形式可定义为由行政部门领导，从事具体物质生产的，为国家直接创造利润和积累资金的独立机构。国有企业单位有两大特征：行政隶属关系和多功能特点。行政隶属关系反映的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多功能特点则表明国有企业并非以创造利润和积累资金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功能，还有其他的功能如政治功能、单位福利、社会保障功能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由政府代表国家执行财产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经济权利依附于国家政权或行政权力，所拥有资产是不能交易的。政府采用“关、停、并、转”的行政性手段来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边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实际上也没有）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边界来改善企业效率。不仅国有企业的资产不能交易，劳动力也是不能自由流动。在计划体制下个人自由无法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必然要由政府的劳动部门按计划分配来实现国有企业就业。从历史上看，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着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任务。国家把最重要的资源（资金、人力、技术、装备等）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人为地压低资本、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作为压低工资水平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形成 “国有企业办社会”。从国家角度看，运用补贴企业的方式来替代直接办社会，有助于短期内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从企业角度看，内部生产福利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要低于从外部交换获取。这样看来企业资产并非全部是“生产性资产”，有一部分是“非生产性资产”，主要是对应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交易成本的节约而是社会成本的节约。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使过去的单位保障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改革的目标是要把国有企业的多功能改造为只负担经济职能的企业组织，这就迫使企业尽快地剥离其原先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单位保障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企业竞争和劳动力流动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职工所需的资源来自市场化程度有一定提高，单位福利资源因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资源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退休、医疗保险这三项上。面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资源不是最好的，但却是维持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直到今日，职工仍然对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国有企业存在三种理性行为主体：政府理性、经营者（国企单位领导）理性和职工理性。这三种理性行为选择，既可能一致，也会可能冲突，彼此之间协调后果决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国企改革20多年，仍然没有成为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主体，企业经营也仅局限于产品经营这一层次，难以通过资本运营使国有资本向管理和效益好的企业流动。关闭破产政策的实施，虽然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但主要是一种行政性的手段。通过中介机构的资产评估虽然可以为国有资本流动大体上确定一个基本参考价值，但为了寻找合适的买方和适当价格转让国有资本，需要建立国有资本流动的平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科斯指出：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是否清晰，在交易中看得最清楚。传统政治经济学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诠释“国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没有剥削，所以是全民所有。但是全民拥有生产资料使得这种产权不可能成为个别社会成员发生经济交往的一般依据。为了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授权基础，国家的政治权力以所有者身份合法地系统地全面延伸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必然要通过行政权力隶属界定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对地位，解决财产支配权的来源问题。我国行政权力隶属关系有两个特点：多层次性和扩展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中每一个省都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设计多级管理层次。同时由于国家具有社会的正式代表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所有者的双重职能，行政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扩展就成为必然结果。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化交易的困难实质是行政隶属关系与市场契约关系之间的矛盾。
二、国有资产流失的两种情况
国有资产流失应区分为两种情况：交易性流失和体制性流失。交易性流失一般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流向了不该得到权益的个人，而体制性流失不一定是流向个人，仅仅是因为这个国有产权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就会造成流失。如经营管理不善，企业连年亏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由于“区域利益”和“部门利益”作祟，盲目引进，重复建设，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等。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体制性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放权让利过程中企业经营者获得剩余控制权，但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对企业高层领导的经营决策权、财产支配权、行政管理权监督不力，特别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严格监督，从而导致其利用所掌握的国有资产为个人谋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在于财产权利的逐步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企业经营者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力却不用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是错误的，回避产权改革，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结果可能形成国有资产随时间的推移贬值的体制性流失。国有企业产权进入市场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产权关系清晰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单一产权企业股份化的过程。
三、如何防止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防止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交易行为本身。一方面要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关键在于将协议转让方式转化为“市场规范定价”。另一方面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选择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从中小型企业退出和从所保留的大型企业退出部分资本，进而形成企业的多元利益机制，实际上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其管理的对象是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国有资本，其对企业而言已不是发布指令的管理者，而是企业资本的所有者（股东），是一种行政权力淡化的经济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政府管理者——国有资本——企业的间接控制模式。
现阶段产权交易中，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结构具有非常突出的买方市场特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相当多国有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重组，尤其是一些历史负债或经营效益不好的企业，对其无效资产进行重组的愿望十分强烈，所交易的国有企业产权大都仍处于实物形态，其流动性和变现能力都很低。在这个市场上买方是价格的决定者，卖方则成为价格的接受者。改变买方市场特征应靠推广先进的产权交易竞价方法，思路是充分发现买主和有效挑起竞争。竞价方式是相对于协议转让的方式而言的，主要是拍卖和招投标。通过更充分的信息发布和引导有效的竞争，能够降低竞价的成本。
首先，应当改革交易次序和扩大交易范围，借助机构网站、合作机构、投资机构、专题推介、投资展会等信息披露形式，大量征集买家，才能有效改变买方市场特征，充分发挥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改革交易次序是指改变以往先确定交易方式，再进行公开交易的模式，而改为先征集潜在受让人，再根据征集的结果确定交易方式的模式。因为，如果在征集潜在受让方之前就确定交易方式，由于无法确定参加交易的竞买人有多少，很有可能出现社会无人报名竞买或者报名人数达不到法定标准的局面，这样容易直接导致交易的失败。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目的是消除产权转让信息尚未披露或者公开披露尚未充分的情况下就盲目确定交易方式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其次，相对于协议转让方式而言，市场交易方式在国有资产定价方面具有成本优势。扩大交易范围是指企业产权向全社会所有买方开放。南方地区由于民营经济发达，国有经济成分退出已基本完成，产权交易的主体多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并购和扩张方面有较大的需求。在产权市场上，可以把“北方”看作是一个供给者，“南方”是一个需求者，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大市场。据估计，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采用公开拍卖形式出售的国有资产价格一般比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高出10%左右，而采用私下交易方式出售国有资产的价格一般比评估价格低30%左右。
第三，消除产权评估的错估倾向和政府直接干预成交价格的影响。国有企业产权评估存在高估和低估两种倾向。企业资产评估的方法主要有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产权交易中对最能说明企业整体价值的收益法，采用不多，只片面强调成本法，即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或市值进行简单叠加，然后减去企业负债，认为评估价格理所当然应该是成交价格，很容易高估产权交易的价格。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有资产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问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有资产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企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没有进行有效评估，无法与国有产权一起整体出售，又容易低估产权交易的价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相当多国有企业中，土地资产是最大的资产，应根据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具体情况，以及土地使用权类型，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保留划拨等多种形式处理土地资产，鼓励企业以货币、资本、股本等多种形态综合实现土地资产价值。
第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仅涉及到“国有资本产权”，而且涉及到“劳动力产权”。国企改革要有两个置换，一个是“产权”的置换，要通过企业改制解除“国家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另一个是“身份”的置换，进行职工身份转换解除“企业对职工的无限责任”。职工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承担者，他们的安置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的焦点，甚至成为替代价格。国有企业职工转换身份时，国家应当从企业国有资产的积累划分出“非生产性资产”，将国有企业职工在为国有企业服务时理应得到的资本收益，作为转换身份的补偿，以定量的方式转化为货币计入职工个人名下，成为职工安置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所谓的理顺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社保并轨的费用、偿还对职工的各种债务如拖欠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及集资款等，这些属于正常的改革成本，不能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
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严重的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对这些职能部门实行剥离，使企业与“社会”分开。所谓剥离，就是让政府部门逐步接管这些本应属于社会成分的部门。让企业把这些职能部门分期、分批地向相应的主管机构进行移交。让企业自办的后勤服务机构从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型转为有偿服务型，由单纯为企业服务转变为面向社会服务，不断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方式，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文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