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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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火电企业安装并正常运行了脱硫设施，每治理一公斤二氧化硫需投入1.2，按现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如果将这一公斤二氧化硫直接外排，企业只需为此缴纳排污费0.63，显然不利于引导排污者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而在环保罚款限额问题上，假如某火电企业每年产生二氧化硫1万吨，有脱硫设施，脱硫效率为90％，如果这个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则其全年的脱硫成本约为1000多万元。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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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火电企业安装并正常运行了脱硫设施，每治理一公斤二氧化硫需投入1.2，按现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如果将这一公斤二氧化硫直接外排，企业只需为此缴纳排污费0.63，显然不利于引导排污者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而在环保罚款限额问题上，假如某火电企业每年产生二氧化硫1万吨，有脱硫设施，脱硫效率为90％，如果这个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则其全年的脱硫成本约为1000多万元。反之，如果这家企业和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只有在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时才运行脱硫设施，即使该企业在一年的时间内被环保部门发现12次，处罚12次，且每次都被顶格处罚，至多也只需缴纳60万元／年。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守法成本，更谈不上对违法者的制裁效应和对社会的警示教育效应。
为此，建议认为，我国目前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和环保罚款的限额偏低，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促使排污者积极治理污染，排污费征收标准应当高于排污者治理污染的费用；同时，环保罚款的限额应当使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并能够对社会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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