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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亲听说大妈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了，就跟二妈结了婚，后来得知二妈是已经嫁了人的人，就离开了她。
1934年11月，妈妈作为红25军医院的看护，加入到了红25军的长征队伍中。12月，红25军在陕南瘐家河遭遇了一场恶战，父亲被一粒子弹从左眼下方钻进又从颈后穿出负了重伤。
大将徐海东与三个女子传奇的婚恋奇缘，历经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如今，年逾古稀的徐海东之女徐文惠老人首次披露父亲徐海东的这一史实，实在是弥足珍贵。
我们姐妹三人是三个妈妈生的
谈及父亲及自己的家庭，徐文惠老人说：我们姐妹三人是三个妈妈生的。
大姐徐文金是大蚂生的，大妈徐田氏(原名田得斋)是地下党员。1928年，父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家乡，大妈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当时大姐只有两三岁，也跟着大妈被关进了大牢里。1931年出狱后，大妈听说父亲已经牺牲了，徐家先后也有66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了生计她只好隐姓埋名带着大姐改嫁到一户姓高(戴)的人家。直到1951年春节前，大姐才被我们找到。大姐一家人一直生活在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的灿金套村里。
除了大姐外，人们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姐，叫徐文玉。二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妈，叫夏国钦，是地方妇救会的一名干部，她非常喜欢我父亲。当时，父亲听说大妈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了，就跟二妈结了婚，后来得知二妈是已经嫁了人的人，就离开了她。当时，父亲并不清楚二妈已经怀孕，直到前些年我们下乡寻亲时，才意外地找到了这个二姐。
我妈妈名叫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是父亲率领红25军长征时认识的。妈妈是河南人，10岁时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2岁逃出来参加革命。
父亲被一粒子弹击中左眼下方
谈及父亲与母亲，徐文惠老人说：1934年11月，妈妈作为红25军医院的看护，加入到了红25军的长征队伍中。12月，红25军在陕南瘐家河遭遇了一场恶战，父亲被一粒子弹从左眼下方钻进又从颈后穿出负了重伤。
医生为父亲用药止血后，发现父亲的喉头被血块和痰堵塞住，一时呼吸不畅，医生急得手足无措。这时，妈妈趴在父亲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吸出了父亲喉头里的血块和痰迹，使父亲转危为安。此后，父亲昏睡了四天四夜，妈妈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细致地为父亲擦洗身体，更换衣服，还不时地给父亲嘴里添些温水，终于使父亲起死回生了。
在父亲受伤的两个多月里，妈妈按照吴焕光(编者按：应为吴焕先，原文有误)政委的安排，对父亲照顾得非常细致周全，也摸透了父亲的老虎脾气。在葛牌镇的一场遭遇战中，父亲又发起了脾气，因为警卫员听到枪声就急忙要扶父亲上担架，还拦着父亲不让他到指挥所去，父亲急得大喝一声：“走开!”见到这种情况，妈妈向警卫员使个眼色，一起扶着父亲爬上后山的指挥所。激战胜利结束，红25军再次转危为安。晚上，父亲和战士们一起围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想起白天妈妈和警卫员扶他爬山的情景，又笑着说：“今天多亏你们俩帮我。”警卫员说：“要不是周看护提醒我，我拉你上担架还来不及呢!”父亲笑了，说：“你呀，什么也不懂!还是小周懂事。你想想，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还能当孬种躺担架，只顾自己逃命?”
应该说，妈妈是在护理父亲的过程中，渐渐熟悉喜欢上父亲的。他们两人虽然彼此爱恭，可一直都没能表露过，直到妈妈完成护理任务准备回军医院时，她还郑重地问父亲：“首长，对我的工作可有什么意见吗?”父亲却憨厚地说：“谢谢了，小周，下次我负伤还叫你来。”妈妈一听就急了，说：“净说不吉利的话，你可不能再负伤了呀。”忽然，父亲又说：“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提一条。我觉得你的名字什么兰呀花的，不像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妈妈笑盈盈地望着父亲，低声说：“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以后改个名字就是了。”
1935年，父亲率领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师后，就和妈妈结了婚。再后来，妈妈到延安要进党校学习，我堂哥徐文初提议妈妈改名“周东屏”，意思是作为父亲徐海东的生命屏障，既保佑父亲今后安康，又保佑徐家后人平安。
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
徐海东大将共有5个孩子，大女儿徐文金当了一辈子农民。1925年，25岁的徐海东生了大女儿徐文金，1927年大革命失败，遭到国民党通缉的徐海东离开家乡，徐家共有66名亲人被杀害，身为地下党的妻子田得斋被关进大牢。1931年田得斋才出狱，后来听到传言说徐海东早就牺牲了，为了生存被迫改嫁。
直到1951年，徐文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第一次走出大山淘，到大连一家疗养院见到阔别23年的父亲。陪父亲住了2个月后，徐文金终于将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说了出来。徐海东沉默了许久后，才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呢?”徐文金最终一辈子扎根农村，先后生了4男1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外公徐海东取的，但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丈夫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徐文金都没开口向父亲求救济。5个孩子至今都生活在当地，最高学历初中，一个儿子在部队当了7年兵。
徐文惠至今提起父亲当初的话就热泪盈眶，“父亲说过，战争年代徐家有66人为革命而惨遭杀害，但徐家子女不能因此向政府提要求、添麻烦”。徐文惠的弟弟1997年瘫痪了。这些年她一直与弟弟生活在一起，悉心照料，不离不弃。
徐海东的第三任妻子周东屏是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女护士，在陕西战场上照顾重伤的徐海东时结下生死情谊。周东屏为他生了三子一女。1936年西安事变时，大儿子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他从小爱读书成绩好，曾任职文化部副部长。
二女儿徐文惠1939年在延安出生。“那年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4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
徐文惠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是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这些年来，她一直积极为父亲搜寻史料，出版纪念文集，为了纪念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她还主编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大型邮册。
1934年11月，妈妈作为红25军医院的看护，加入到了红25军的长征队伍中。12月，红25军在陕南瘐家河遭遇了一场恶战，父亲被一粒子弹从左眼下方钻进又从颈后穿出负了重伤。
大将徐海东与三个女子传奇的婚恋奇缘，历经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如今，年逾古稀的徐海东之女徐文惠老人首次披露父亲徐海东的这一史实，实在是弥足珍贵。
我们姐妹三人是三个妈妈生的
谈及父亲及自己的家庭，徐文惠老人说：我们姐妹三人是三个妈妈生的。
大姐徐文金是大蚂生的，大妈徐田氏(原名田得斋)是地下党员。1928年，父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家乡，大妈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当时大姐只有两三岁，也跟着大妈被关进了大牢里。1931年出狱后，大妈听说父亲已经牺牲了，徐家先后也有66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了生计她只好隐姓埋名带着大姐改嫁到一户姓高(戴)的人家。直到1951年春节前，大姐才被我们找到。大姐一家人一直生活在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的灿金套村里。
除了大姐外，人们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姐，叫徐文玉。二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妈，叫夏国钦，是地方妇救会的一名干部，她非常喜欢我父亲。当时，父亲听说大妈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了，就跟二妈结了婚，后来得知二妈是已经嫁了人的人，就离开了她。当时，父亲并不清楚二妈已经怀孕，直到前些年我们下乡寻亲时，才意外地找到了这个二姐。
我妈妈名叫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是父亲率领红25军长征时认识的。妈妈是河南人，10岁时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2岁逃出来参加革命。
父亲被一粒子弹击中左眼下方
谈及父亲与母亲，徐文惠老人说：1934年11月，妈妈作为红25军医院的看护，加入到了红25军的长征队伍中。12月，红25军在陕南瘐家河遭遇了一场恶战，父亲被一粒子弹从左眼下方钻进又从颈后穿出负了重伤。
医生为父亲用药止血后，发现父亲的喉头被血块和痰堵塞住，一时呼吸不畅，医生急得手足无措。这时，妈妈趴在父亲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吸出了父亲喉头里的血块和痰迹，使父亲转危为安。此后，父亲昏睡了四天四夜，妈妈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细致地为父亲擦洗身体，更换衣服，还不时地给父亲嘴里添些温水，终于使父亲起死回生了。
在父亲受伤的两个多月里，妈妈按照吴焕光(编者按：应为吴焕先，原文有误)政委的安排，对父亲照顾得非常细致周全，也摸透了父亲的老虎脾气。在葛牌镇的一场遭遇战中，父亲又发起了脾气，因为警卫员听到枪声就急忙要扶父亲上担架，还拦着父亲不让他到指挥所去，父亲急得大喝一声：“走开!”见到这种情况，妈妈向警卫员使个眼色，一起扶着父亲爬上后山的指挥所。激战胜利结束，红25军再次转危为安。晚上，父亲和战士们一起围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想起白天妈妈和警卫员扶他爬山的情景，又笑着说：“今天多亏你们俩帮我。”警卫员说：“要不是周看护提醒我，我拉你上担架还来不及呢!”父亲笑了，说：“你呀，什么也不懂!还是小周懂事。你想想，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还能当孬种躺担架，只顾自己逃命?”
应该说，妈妈是在护理父亲的过程中，渐渐熟悉喜欢上父亲的。他们两人虽然彼此爱恭，可一直都没能表露过，直到妈妈完成护理任务准备回军医院时，她还郑重地问父亲：“首长，对我的工作可有什么意见吗?”父亲却憨厚地说：“谢谢了，小周，下次我负伤还叫你来。”妈妈一听就急了，说：“净说不吉利的话，你可不能再负伤了呀。”忽然，父亲又说：“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提一条。我觉得你的名字什么兰呀花的，不像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妈妈笑盈盈地望着父亲，低声说：“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以后改个名字就是了。”
1935年，父亲率领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师后，就和妈妈结了婚。再后来，妈妈到延安要进党校学习，我堂哥徐文初提议妈妈改名“周东屏”，意思是作为父亲徐海东的生命屏障，既保佑父亲今后安康，又保佑徐家后人平安。
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
徐海东大将共有5个孩子，大女儿徐文金当了一辈子农民。1925年，25岁的徐海东生了大女儿徐文金，1927年大革命失败，遭到国民党通缉的徐海东离开家乡，徐家共有66名亲人被杀害，身为地下党的妻子田得斋被关进大牢。1931年田得斋才出狱，后来听到传言说徐海东早就牺牲了，为了生存被迫改嫁。
直到1951年，徐文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第一次走出大山淘，到大连一家疗养院见到阔别23年的父亲。陪父亲住了2个月后，徐文金终于将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说了出来。徐海东沉默了许久后，才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呢?”徐文金最终一辈子扎根农村，先后生了4男1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外公徐海东取的，但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丈夫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徐文金都没开口向父亲求救济。5个孩子至今都生活在当地，最高学历初中，一个儿子在部队当了7年兵。
徐文惠至今提起父亲当初的话就热泪盈眶，“父亲说过，战争年代徐家有66人为革命而惨遭杀害，但徐家子女不能因此向政府提要求、添麻烦”。徐文惠的弟弟1997年瘫痪了。这些年她一直与弟弟生活在一起，悉心照料，不离不弃。
徐海东的第三任妻子周东屏是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女护士，在陕西战场上照顾重伤的徐海东时结下生死情谊。周东屏为他生了三子一女。1936年西安事变时，大儿子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他从小爱读书成绩好，曾任职文化部副部长。
二女儿徐文惠1939年在延安出生。“那年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4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
徐文惠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是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这些年来，她一直积极为父亲搜寻史料，出版纪念文集，为了纪念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她还主编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大型邮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