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初，当吕频和伊能静、吴莫愁、吴敏霞等人，一起出现在“2012年女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名单中时，吕频知道只有自己是寂寂无名的。
记者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斗志昂扬的吕频。她留短发、穿中性黑风衣、戴黑框眼镜、不施粉黛，用极快的语速尖锐回击记者提问，在回答后常附上“对、对”的尾音，尤其褒奖单身生活时用了一连串“对”。这番自我肯定让笑容不多的她显得更强硬，但母亲这样评价：“她外表挺坚强，内心脆弱，其实更渴望一段感情。”
天才大学生
山东淄博，两个知识分子组建的幸福家庭里，女儿们绕膝嬉戏，夫妻俩常指着小女儿吕频玩笑“这孩子太丑了”。
被漂亮姐姐挡在身后的吕频，总因玩笑而自卑。直到1987年，她考上山东大学，成为15岁的天才大学生，才远离“丑女孩”的称呼。
临行前，父母特意为她张罗了满满一桌饭菜，连姐姐都啧啧称赞。
吕频因此认定学习好便能引起关注，可刚入大学，这一观点又被颠覆。她和室友到食堂打饭，食堂师傅望着她室友感叹：“你可真漂亮。”对吕频却恹恹的样子。童年记忆又被勾起：“原来评价女孩的标准一直都是‘是否好看’。”
“就没人重视女人的才华么？”这件事被吕频不满地念叨了多年，对“外貌协会”的人有种莫名的抵触。这种抵触不强烈，但时时存在。
好在有人欣赏她的才华。同校男生和她走到了一起，可硬邦邦的吕频没有半点柔情，不懂你侬我侬的浪漫。一次比一次更无聊的约会后，男友提出：“吕频，你怎么不温柔？”吕频诧异：“温柔是什么？”“要善解人意啊！”吕频很反感，绝不服从地愤言：“我不会！”男友觉得不可理喻，分手后便赌气找了个温柔的女孩。
这无疑刺激到吕频，她把热情全投入学习中，靠研究女权主义来平息内心的愤怒，还决绝地和爱情划清界限：“爱情意味着女人要服从男人。”
她不愿服从，渴望享有自由选择的机会。1994年研究生毕业后，她没按照家人预设的留在山东发展，只身前往北京，成为《中国妇女报》的记者。
妇女权益部主任
工作让吕频接触到许多女性被侵权的问题。采访中，最常遇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妇女。一个眼圈乌青、嘴角撕裂的孕妇哀嚎着数落男人的不是，但数落完后，又规规矩矩地回去过相同的日子。
这刺痛了吕频，她更欣赏国外女性勇敢捍卫权利，因此立志成为一名独身主义者，并决定做一名女权先锋者。
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公开承认，“一旦确认，就得承受所有质疑。比如有人会问，‘是不是没有男人爱你？’”
吕频的言论的确会让男性局促不安。一男生抱怨生活压力大，男人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她立即抨击：“那怎么没见男人放下手中的权利？”
“你痛恨男人？”央视记者曾这样问她。
“痛恨男人本是一个正面的词组，却被负面化，但我就要这样用。”她强硬地回答。
2001年，吕频发表一篇文章，明目张胆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此时，她已是《中国妇女报》妇女权益部主任，是最年轻的部门主管。但她不愿走寻常路，不愿自己的想法太普通、太正常。
两年后，全国妇联在甘肃漳县的扶贫项目缺一个带队的处级干部，没人愿意报名去偏远西部呆一年，吕频却主动请缨：“我去！”从漳县回来，吕频就辞职了，没有征询任何亲朋好友的意见。辞职的理由很直接：“不喜欢同事和不自由的工作環境，只愿无拘束地捍卫女权。”
激进女权者
一晃10年，吕频通过报纸、杂志和网络不断发出声音，内容仅与妇女权益相关。去年，吕频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身份——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项目负责人，负责传播女权信息和针对时事组织女权活动。
上任后的第一个活动，便轰轰烈烈。情人节那天，她带领的3名志愿者身着涂满红颜料的“染血”婚纱，满脸“伤口”，高举“打不是亲，骂不是爱”等标语走在街头，和成双成对的情侣形成鲜明反差。可宣传效果不佳，媒体只用小篇幅报道此事，吕频留意网友评论，少得可怜。
“妇女活动一直不被大众关心。”但她并没因此停止活动，反而越走越激进。
比如为抗议高考招生出现男女录取分数不同的现象剃光头。吕频让同事拿起剃头推子，拽起她的头发，伴随推子发出的噪声，她成了网友口中的“光头姐”。
去年11月，她又组织了一个“万人签名敦促反家暴立法裸照行动”。10余名志愿者把半裸照片发上网，吕频用红颜料把上半身涂得通红，头顶大红色假发，也发了一张半裸照。
从剃光头到半裸上身，吕频对女性主义的执着在常人眼里近乎偏执。吕频说从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却在剃光头那天，头一次戴上了帽子。
方兴未艾的女权事业让她充满力量，但仅有的三个同事、全国的女权组织都仍是小众的，组织的活动也就二十来人参加。
单身“无业游民”
“42岁未婚女人”更是她绕不开的话题。母亲为此挂心，比吕频大两岁的姐姐早已结婚生子，孩子都17岁了，吕频却说：“我对结婚生子没兴趣。”
退休的母亲常来北京看她：“她离家太早，15岁就离开我。很多人就说特别是女性，外表越坚强的，其实内心更脆弱，她更渴望一段感情。”
吕频却很少回老家，刻意切断与原生家庭的关联。新年伊始，她在空间发文，祝家里其他成员新年快乐，而其他成员指的是她养的几只小猫。母亲看后，失望地追究：“你都不祝福我。”
“我生活在我一个人的家庭。”她只爱接触小众的圈子，小圈子里的人“把婚姻当作生活选择，但不是主流选择”。
单身的她们形成互助共同体，在头疼脑热时相互照顾。但多数时候，吕频都一个人，胡乱对付生活，分不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
她也会感到孤独无助：“但总不能因怕孤独而选择男人吧。我选择独身，自然能承受孤独，可若选择婚姻，同样会承受更多难以预测的麻烦。”
带着对男人的负面情绪、对婚内麻烦的恐惧，她孤独前行，“追求两性平等”的维权初衷似乎变成单线的“针对男性的女性维权”。可努力多年换来的多是质疑和谩骂，此番获得的“女性榜样奖”似乎成为她唯一的慰藉。
专家分析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汶蓉
“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激进女权主义者半个世纪前开始这般呼吁。但半个世纪后，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儿需要自行车”。自行车让鱼走得更远更快，避免涸死的风险，为何不要呢？
至于吕频，不是她需不需要爱情和男人，而是存不存在适合她的爱情和男人。再完美的一对璧人要想和平共处一生，都有无数次的退让和服从。这绝非“女人服从男人”那么简单。
女权的本质是两性平等，可若愤懑地站在仇视男人的角度，无疑会为女性的婚恋和家庭带来危机。从恋爱心理学来讲，除激情外，依恋产生更多来源于对方对自己的包容、关爱和呵护，由此才产生舒畅、顺心和满足。从中国文化来说，婚姻传统伦理依然存在，诸如家务、生育等职责，依然是婚姻家庭对女性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女性放弃旧观念，争取更加独立自由的个体价值实现，定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中国女权在发展，女性对女权的认识也会随之变得更理性、更全面。
记者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斗志昂扬的吕频。她留短发、穿中性黑风衣、戴黑框眼镜、不施粉黛，用极快的语速尖锐回击记者提问，在回答后常附上“对、对”的尾音，尤其褒奖单身生活时用了一连串“对”。这番自我肯定让笑容不多的她显得更强硬，但母亲这样评价：“她外表挺坚强，内心脆弱，其实更渴望一段感情。”
天才大学生
山东淄博，两个知识分子组建的幸福家庭里，女儿们绕膝嬉戏，夫妻俩常指着小女儿吕频玩笑“这孩子太丑了”。
被漂亮姐姐挡在身后的吕频，总因玩笑而自卑。直到1987年，她考上山东大学，成为15岁的天才大学生，才远离“丑女孩”的称呼。
临行前，父母特意为她张罗了满满一桌饭菜，连姐姐都啧啧称赞。
吕频因此认定学习好便能引起关注，可刚入大学，这一观点又被颠覆。她和室友到食堂打饭，食堂师傅望着她室友感叹：“你可真漂亮。”对吕频却恹恹的样子。童年记忆又被勾起：“原来评价女孩的标准一直都是‘是否好看’。”
“就没人重视女人的才华么？”这件事被吕频不满地念叨了多年，对“外貌协会”的人有种莫名的抵触。这种抵触不强烈，但时时存在。
好在有人欣赏她的才华。同校男生和她走到了一起，可硬邦邦的吕频没有半点柔情，不懂你侬我侬的浪漫。一次比一次更无聊的约会后，男友提出：“吕频，你怎么不温柔？”吕频诧异：“温柔是什么？”“要善解人意啊！”吕频很反感，绝不服从地愤言：“我不会！”男友觉得不可理喻，分手后便赌气找了个温柔的女孩。
这无疑刺激到吕频，她把热情全投入学习中，靠研究女权主义来平息内心的愤怒，还决绝地和爱情划清界限：“爱情意味着女人要服从男人。”
她不愿服从，渴望享有自由选择的机会。1994年研究生毕业后，她没按照家人预设的留在山东发展，只身前往北京，成为《中国妇女报》的记者。
妇女权益部主任
工作让吕频接触到许多女性被侵权的问题。采访中，最常遇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妇女。一个眼圈乌青、嘴角撕裂的孕妇哀嚎着数落男人的不是，但数落完后，又规规矩矩地回去过相同的日子。
这刺痛了吕频，她更欣赏国外女性勇敢捍卫权利，因此立志成为一名独身主义者，并决定做一名女权先锋者。
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公开承认，“一旦确认，就得承受所有质疑。比如有人会问，‘是不是没有男人爱你？’”
吕频的言论的确会让男性局促不安。一男生抱怨生活压力大，男人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她立即抨击：“那怎么没见男人放下手中的权利？”
“你痛恨男人？”央视记者曾这样问她。
“痛恨男人本是一个正面的词组，却被负面化，但我就要这样用。”她强硬地回答。
2001年，吕频发表一篇文章，明目张胆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此时，她已是《中国妇女报》妇女权益部主任，是最年轻的部门主管。但她不愿走寻常路，不愿自己的想法太普通、太正常。
两年后，全国妇联在甘肃漳县的扶贫项目缺一个带队的处级干部，没人愿意报名去偏远西部呆一年，吕频却主动请缨：“我去！”从漳县回来，吕频就辞职了，没有征询任何亲朋好友的意见。辞职的理由很直接：“不喜欢同事和不自由的工作環境，只愿无拘束地捍卫女权。”
激进女权者
一晃10年，吕频通过报纸、杂志和网络不断发出声音，内容仅与妇女权益相关。去年，吕频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身份——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项目负责人，负责传播女权信息和针对时事组织女权活动。
上任后的第一个活动，便轰轰烈烈。情人节那天，她带领的3名志愿者身着涂满红颜料的“染血”婚纱，满脸“伤口”，高举“打不是亲，骂不是爱”等标语走在街头，和成双成对的情侣形成鲜明反差。可宣传效果不佳，媒体只用小篇幅报道此事，吕频留意网友评论，少得可怜。
“妇女活动一直不被大众关心。”但她并没因此停止活动，反而越走越激进。
比如为抗议高考招生出现男女录取分数不同的现象剃光头。吕频让同事拿起剃头推子，拽起她的头发，伴随推子发出的噪声，她成了网友口中的“光头姐”。
去年11月，她又组织了一个“万人签名敦促反家暴立法裸照行动”。10余名志愿者把半裸照片发上网，吕频用红颜料把上半身涂得通红，头顶大红色假发，也发了一张半裸照。
从剃光头到半裸上身，吕频对女性主义的执着在常人眼里近乎偏执。吕频说从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却在剃光头那天，头一次戴上了帽子。
方兴未艾的女权事业让她充满力量，但仅有的三个同事、全国的女权组织都仍是小众的，组织的活动也就二十来人参加。
单身“无业游民”
“42岁未婚女人”更是她绕不开的话题。母亲为此挂心，比吕频大两岁的姐姐早已结婚生子，孩子都17岁了，吕频却说：“我对结婚生子没兴趣。”
退休的母亲常来北京看她：“她离家太早，15岁就离开我。很多人就说特别是女性，外表越坚强的，其实内心更脆弱，她更渴望一段感情。”
吕频却很少回老家，刻意切断与原生家庭的关联。新年伊始，她在空间发文，祝家里其他成员新年快乐，而其他成员指的是她养的几只小猫。母亲看后，失望地追究：“你都不祝福我。”
“我生活在我一个人的家庭。”她只爱接触小众的圈子，小圈子里的人“把婚姻当作生活选择，但不是主流选择”。
单身的她们形成互助共同体，在头疼脑热时相互照顾。但多数时候，吕频都一个人，胡乱对付生活，分不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
她也会感到孤独无助：“但总不能因怕孤独而选择男人吧。我选择独身，自然能承受孤独，可若选择婚姻，同样会承受更多难以预测的麻烦。”
带着对男人的负面情绪、对婚内麻烦的恐惧，她孤独前行，“追求两性平等”的维权初衷似乎变成单线的“针对男性的女性维权”。可努力多年换来的多是质疑和谩骂，此番获得的“女性榜样奖”似乎成为她唯一的慰藉。
专家分析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汶蓉
“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激进女权主义者半个世纪前开始这般呼吁。但半个世纪后，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儿需要自行车”。自行车让鱼走得更远更快，避免涸死的风险，为何不要呢？
至于吕频，不是她需不需要爱情和男人，而是存不存在适合她的爱情和男人。再完美的一对璧人要想和平共处一生，都有无数次的退让和服从。这绝非“女人服从男人”那么简单。
女权的本质是两性平等，可若愤懑地站在仇视男人的角度，无疑会为女性的婚恋和家庭带来危机。从恋爱心理学来讲，除激情外，依恋产生更多来源于对方对自己的包容、关爱和呵护，由此才产生舒畅、顺心和满足。从中国文化来说，婚姻传统伦理依然存在，诸如家务、生育等职责，依然是婚姻家庭对女性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女性放弃旧观念，争取更加独立自由的个体价值实现，定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中国女权在发展，女性对女权的认识也会随之变得更理性、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