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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最后一次参与春晚是2011年。
按照他的表述，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有人找到我，我去说了一下就完了，因为大部分人处于一种‘盲目状态’，没法说，导演也苦恼。”
之前，石林参与过十一届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策划工作，做过四届春晚的总策划与总撰稿，与众多春晚总导演合作过。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的式微和缺乏讽刺，石林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审查，而是导演和创作人员是否具有选择讽刺点的能力：“要上下都痛恨的，领导反对，老百姓也不赞成。”
1996年，石林创作了小品《打工奇遇》，其素材来源于他看到的一则新闻：在四川，商家为了招揽生意，开起了“双枪老太婆茶馆”，可是仅仅是一个噱头，质量却跟不上，就是贩卖包装糊弄顾客。
“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虽然为赵丽蓉量身订制，可仍然不能脱离社会矛盾，”石林本来想让赵丽蓉直接扮演双枪老太婆，可考虑到双枪老太婆是红色经典《红岩》塑造的经典人物，不能拿红色经典开玩笑，就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从大的方面，还要关照歌颂我们的社会生活，最后把赵丽蓉设置成一个富裕了的农村老太太到城里来，学习管理大酒楼的经验。”
《打工奇遇》获得当届春晚小品类一等奖，并奠定了赵丽蓉春晚第一代“小品王”的位置。石林说，直到今天，他去南方，在酒楼里，还会碰到有人唱“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打工奇遇》到现在依然有价值？因为那时的语言类节目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有关照与讽刺，不像现在，就把它当成一个博人一笑的玩意儿，”石林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玩意儿！”
“体制，官员腐败，永远不能涉及，必须回避。就算是讽刺，也要热讽，绝不要冷嘲，在笑声中纠正。现在出好东西，那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为什么邹友开时代、黄一鹤时代出那么多好东西？还是一个素养问题。”石林说。
“（语言类作品）需要高深的讽刺能力。”在石林看来，近些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之所以备受批评，第一是水平高的喜剧作者太少，第二个是导演能力不够，努力错了方向。
在做了十一届春晚语言类策划的石林心里，“全国能够写出好喜剧作品的人，也就七八个人。”
他以《卖拐》举例：“这里面既有来自民间的何庆魁，还有中戏的龚凯波，这是一个组合。民间和学院派相结合，而不是互相不服。曹禺是一个戏剧大师，可是一个喜剧包袱也写不出来，而老舍先生，幽默俯首皆是，这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被反复修改，石林觉得相比于作品经受的审查，主要是“掌刀者心里没有底”：“好的作品大梁子一搭起来，几乎没有翻个的。一个好东西出来了，怎么可以反复乱来呢。用行里话说，就是‘不是这里的事儿’。必然被人遗忘，必然出不了好东西，必然是悲剧。”
春晚三十多年，在石林看来：“春晚总导演的苦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上层的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事儿，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准那个点，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就弄夫妻，这几年夫妻类的节目扎堆，回避现实生活，就单调无聊了。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LED，形大内（形式大于内容），你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他说。
按照他的表述，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有人找到我，我去说了一下就完了，因为大部分人处于一种‘盲目状态’，没法说，导演也苦恼。”
之前，石林参与过十一届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策划工作，做过四届春晚的总策划与总撰稿，与众多春晚总导演合作过。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的式微和缺乏讽刺，石林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审查，而是导演和创作人员是否具有选择讽刺点的能力：“要上下都痛恨的，领导反对，老百姓也不赞成。”
1996年，石林创作了小品《打工奇遇》，其素材来源于他看到的一则新闻：在四川，商家为了招揽生意，开起了“双枪老太婆茶馆”，可是仅仅是一个噱头，质量却跟不上，就是贩卖包装糊弄顾客。
“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虽然为赵丽蓉量身订制，可仍然不能脱离社会矛盾，”石林本来想让赵丽蓉直接扮演双枪老太婆，可考虑到双枪老太婆是红色经典《红岩》塑造的经典人物，不能拿红色经典开玩笑，就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从大的方面，还要关照歌颂我们的社会生活，最后把赵丽蓉设置成一个富裕了的农村老太太到城里来，学习管理大酒楼的经验。”
《打工奇遇》获得当届春晚小品类一等奖，并奠定了赵丽蓉春晚第一代“小品王”的位置。石林说，直到今天，他去南方，在酒楼里，还会碰到有人唱“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打工奇遇》到现在依然有价值？因为那时的语言类节目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有关照与讽刺，不像现在，就把它当成一个博人一笑的玩意儿，”石林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玩意儿！”
“体制，官员腐败，永远不能涉及，必须回避。就算是讽刺，也要热讽，绝不要冷嘲，在笑声中纠正。现在出好东西，那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为什么邹友开时代、黄一鹤时代出那么多好东西？还是一个素养问题。”石林说。
“（语言类作品）需要高深的讽刺能力。”在石林看来，近些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之所以备受批评，第一是水平高的喜剧作者太少，第二个是导演能力不够，努力错了方向。
在做了十一届春晚语言类策划的石林心里，“全国能够写出好喜剧作品的人，也就七八个人。”
他以《卖拐》举例：“这里面既有来自民间的何庆魁，还有中戏的龚凯波，这是一个组合。民间和学院派相结合，而不是互相不服。曹禺是一个戏剧大师，可是一个喜剧包袱也写不出来，而老舍先生，幽默俯首皆是，这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被反复修改，石林觉得相比于作品经受的审查，主要是“掌刀者心里没有底”：“好的作品大梁子一搭起来，几乎没有翻个的。一个好东西出来了，怎么可以反复乱来呢。用行里话说，就是‘不是这里的事儿’。必然被人遗忘，必然出不了好东西，必然是悲剧。”
春晚三十多年，在石林看来：“春晚总导演的苦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上层的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事儿，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准那个点，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就弄夫妻，这几年夫妻类的节目扎堆，回避现实生活，就单调无聊了。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LED，形大内（形式大于内容），你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