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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开始，春晚总导演的人选从指定改为投标，袁德旺成功中得1997年和2004年两次，可每次他都并非主动请战，“都是领导告诉我，袁德旺你应该去投一次标。”
“我不想当总导演”
袁德旺是中央电视台的元老之一，1983年他从铁道兵文工团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担任导演，当时央视的工作人员还不足500人。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首次向公众播放时，袁德旺就开始参与执导，之后还参与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春晚，加上担任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他参与了7届春晚。这7届春晚，当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仍然算是不一般的年份。
1997年，香港回归。春晚不能绕过这个重大的题材，也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春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国家意志。这一届春晚，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总导演。
1996年7月，在台领导的要求下，袁德旺参与了央视春晚总导演的投标，并顺利地在一个月后成功中标。
而成为2004年春晚的总导演，更出乎袁德旺的意料。
2003年大事不断，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2003年，也是换届之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4年的春晚需要对2003年频发大事件做个回顾，领导对总导演的选择，格外重视。
袁德旺最初没有参与2004年春晚总导演投标，就在距离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投标还有一个星期时，台里领导告诉袁德旺，让他参加投标。
此时，其他投标者早已在数月前做好精心的准备，而袁德旺只是匆忙地整理了一下过往的作品。投标时，袁德旺并没有参加抽签，等到所有导演阐述完毕，他做了一个9分钟简短的阐述。
从登台阐述，到离开总编会议室，不到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出电视台大院，袁德旺就接到了时任台长赵化勇的电话，得知自己再次中标。
后来，赵化勇告诉袁德旺：“今年你也知道‘非典’肆虐，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又是第一次带着完整的领导班子过春节，你知道这次春晚的重要性，我们选择你是看上了你过去的履历，认为你能够掌握好这个大盘，所以编委会一致投票选择了你。”
袁德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做春节晚会总导演都是领导叫我去投的标，我都是被动的，我没有主动地要求去做这个，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体育文艺类。况且我岁数大了，做春节晚会一做就是8个月，确实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
袁德旺深知春晚总导演光环背后的辛苦，2004年，他已经57岁了。他是执导春晚时年龄最大的总导演。
光环下的“总碎催”
春晚总导演的工作是一场8个月的持久战。每天周而复始且工作量大。袁德旺每天大概凌晨三四点钟睡觉，早上8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白天他要负责协调各种事务，组织栏目组的编导开展工作。“抓作品、抓舞台题材、抓歌词抓歌曲、抓小品，寻找优秀杂技类语言类的节目，我每天都在重复。”
很多演员、作家、艺术家都不习惯早起，央视的编导只能在下午跟他们沟通。等到摸清楚状况，返回台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所以，春晚栏目组每天都要在晚上12点开一个碰头会，汇报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信息反馈完毕，新的工作部署完毕，已是夜里两点多了。
对于自己的总导演工作，袁德旺归结为三多三少：
三多：会议多、审查多、扯皮多。袁德旺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个会已经来了。春晚的审查机制非常严格，1997年和2004年春晚要回归或展望许多大事，要求更加严格。“本来不是事儿的事儿，非要弄出个事儿来……为了一个演员的服装问题，领导能跟你扯上好几天。”
三少：睡觉少、回家少、朋友越来越少。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几乎每天都住在台里，即使好友从外地过来找他，他也抽不出时间陪伴。“睡眠的不足，体力的不支，会让心情越来越不好，这八个月非常耗费人精力，有时候过度劳累得不知所措，有时候苦闷得你毫无办法。”
2004年的春晚，对于经验丰富的袁德旺来说，像一场战斗，更像一场磨难。四个半小时的节目，全国人民都要看，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得到。春晚每一个单独的节目会在不同的场所排练，最后再集中到现场进行排练。有些节目本身不错，但集中时效果却一般，他要扮演好剪刀手的角色。越接近彩排，他越紧张，心里越没底，这时会有很多领导的意见集中到总导演这儿来，但最终还要他来做决断。
而跟领导协商沟通的压力，不亚于执导春晚的压力。
袁德旺把执导春晚比喻成做一盘菜，他的权力是先做出一盘菜来的权力。“这菜得有荤的、有素的、有绿色的、有带红辣椒的，还有西餐。”前期导演可以自己把控，调动所有资源做出一台自己较为满意的晚会。但是当菜接近完工时，领导开始介入审查，总导演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小。
能够指导春晚的人的名单十分庞大。包括管意识形态的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的各级领导，有时候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公安部的领导，共青团的领导，妇联的领导，中组部的领导等等。开研讨会时，可能等到第十几位才能轮到袁德旺发言。
“你做了这盘菜，你要打底，领导要来审查、评判你的时候，你只有听的权力、改的权力，你可以辩驳一下，但是你改变不了。总的趋势就是要求你这个拿掉，那个拿掉。”
2004年春晚，原本有个节目，杨少华跟杨义做了一个化装相声，《我是卧底》。相声的大体内容是讽刺电视剧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有点儿荒诞娱乐的讽刺寓意。每次语言类节目审查的时候，《我是卧底》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棚内效果十分火爆。历次审查，也都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直到离春节还有三天，录备播时，有领导突然前来审查。审完节目后，所有领导和导演在一起开会，当时正值晚上12点多，大家正在加餐。导演们吃着水饺、喝着酸奶等待领导依次按照级别从上往下发言。级别最高的领导第一个讲话：“今年晚会的节目很不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化装相声这个节目，就不要考虑了。”话音刚落，导演们都愣了，咽不下一口东西。其他的领导也都附和着说，“我们早就看这个节目不对了，怎么就看不出来？这回领导一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要了，我看就做决定吧。”
“当时离春晚正式播出还有三天，说毙就给毙了。再找一个节目顶上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新节目，那年的春晚整整少了12分钟。
袁德旺只能安慰自己：“我们水平比较低，是我们不了解情况。”
对于春晚的审查，袁德旺有个观点，春晚的节目应该早审查，早审查比晚审查强。这样能给创造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
从独唱到联唱
7年的春晚经历，让袁德旺懂得了如何沟通，如何妥协。他带出一批年轻编导，也在春晚中学会了妥协。2004年春晚的歌舞类节目总导演陈岚，从1997年大学毕业时就跟着袁德旺，参加执导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晚会。
在陈岚看来，做春晚的道路，就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导演们需要在国家宣传和老百姓喜闻乐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4年，沙宝亮第一次上春晚。当时他深受歌迷的喜爱，其代表作《暗香》也是城市里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歌曲。但是高层领导认为，他的歌曲与春晚的主题不够贴切，所以一直都没有通过审查。陈岚做了许多变通，《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而《金粉世家》又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推出的重磅剧集。陈岚想邀请当时出演《金粉世家》的演员和沙宝亮一起演唱，用一个联唱的方式上春晚。但结果还是被毙了，几经协商，最后同意让沙宝亮、王珏、眉佳、陈倩倩共同演唱一首“喜气洋洋”的歌曲《唐人街》。“虽然节目我没保住，但至少人我保住了。”
方方面面推荐的关系演员充斥在春晚的舞台上，以歌手居多。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几乎没有。可不管是谁推荐来的演员，最终还需要总导演签字，出了问题，总导演要负责。
对于方方面面推荐来的关系演员，袁德旺要做的工作就是“编筐”。所谓的“编筐”就是选定一首歌，然后让关系演员去唱。来一个人就往“筐”里装，推荐的歌手多了，独唱变成二重唱，二重唱变成小合唱，小合唱最后变成联唱。
央视春晚每年都有五次歌舞类节目的审查，首先导演们准备好对于每首歌曲的分析，包括词风、曲风的分析和舞台的表现形式，然后让台里的领导们听歌，进行评判。有时导演知道的事儿，台长不一定知道。部分关系演员的作品，直接被台领导否认，无法通过春晚的审查。导演必须要跟领导做好沟通工作，但又不能跟领导讲明。有时候，这场哑谜只有一个电话打到台长那儿，才能结束。
“所以会有一部分歌手，可能上了七八次春晚你也不会记得他，根本叫不出什么名儿来，只是看着可能有点儿眼熟，但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陈岚说。
别对春晚诉求太高
经历了七届春晚，袁德旺看过太多的因春晚而走红的明星。
“今天他的出场费要一千，上了春晚之后就敢要一万。”袁德旺说，“很多人削尖脑袋也要上春晚。一年他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一次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而在这个名利场中镀金的，也不止是明星们。“在央视春晚干总导演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升了职。有当副主任，主任，甚至还有当局级干部的。”
2009年，袁德旺从央视《朋友》栏目制片人任上退休，“年龄到了就退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台里其他退休的人一样。”
退休之后，袁德旺也参与执导过地方卫视的晚会和节目。
离开春晚8年了，袁德旺能够正视自己执导的春晚。他自认，自己执导的两届春晚不算很成功，只能说表现一般。
作为1983年进入央视的老人，他和很多观众一样，觉得还是1980年代末，黄一鹤、邓在军执导的春晚更好看。
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春晚，可袁德旺认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在他看来，人们对春晚的各种批评，表明这个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了。导演们不但不应该厌恶这些批评，反而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有批评，起码说明老百姓还在乎春晚。但他也认为，别指望现在的春晚能获得早期春晚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
“春晚并不是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伟大的、能哺育人们思想的一台晚会，它就是一顿民俗的年夜饭，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带来一些欢乐，不过如此而已。决不能对春节晚会寄以很高的诉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
“我不想当总导演”
袁德旺是中央电视台的元老之一，1983年他从铁道兵文工团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担任导演，当时央视的工作人员还不足500人。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首次向公众播放时，袁德旺就开始参与执导，之后还参与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春晚，加上担任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他参与了7届春晚。这7届春晚，当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仍然算是不一般的年份。
1997年，香港回归。春晚不能绕过这个重大的题材，也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春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国家意志。这一届春晚，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总导演。
1996年7月，在台领导的要求下，袁德旺参与了央视春晚总导演的投标，并顺利地在一个月后成功中标。
而成为2004年春晚的总导演，更出乎袁德旺的意料。
2003年大事不断，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2003年，也是换届之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4年的春晚需要对2003年频发大事件做个回顾，领导对总导演的选择，格外重视。
袁德旺最初没有参与2004年春晚总导演投标，就在距离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投标还有一个星期时，台里领导告诉袁德旺，让他参加投标。
此时，其他投标者早已在数月前做好精心的准备，而袁德旺只是匆忙地整理了一下过往的作品。投标时，袁德旺并没有参加抽签，等到所有导演阐述完毕，他做了一个9分钟简短的阐述。
从登台阐述，到离开总编会议室，不到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出电视台大院，袁德旺就接到了时任台长赵化勇的电话，得知自己再次中标。
后来，赵化勇告诉袁德旺：“今年你也知道‘非典’肆虐，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又是第一次带着完整的领导班子过春节，你知道这次春晚的重要性，我们选择你是看上了你过去的履历，认为你能够掌握好这个大盘，所以编委会一致投票选择了你。”
袁德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做春节晚会总导演都是领导叫我去投的标，我都是被动的，我没有主动地要求去做这个，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体育文艺类。况且我岁数大了，做春节晚会一做就是8个月，确实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
袁德旺深知春晚总导演光环背后的辛苦，2004年，他已经57岁了。他是执导春晚时年龄最大的总导演。
光环下的“总碎催”
春晚总导演的工作是一场8个月的持久战。每天周而复始且工作量大。袁德旺每天大概凌晨三四点钟睡觉，早上8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白天他要负责协调各种事务，组织栏目组的编导开展工作。“抓作品、抓舞台题材、抓歌词抓歌曲、抓小品，寻找优秀杂技类语言类的节目，我每天都在重复。”
很多演员、作家、艺术家都不习惯早起，央视的编导只能在下午跟他们沟通。等到摸清楚状况，返回台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所以，春晚栏目组每天都要在晚上12点开一个碰头会，汇报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信息反馈完毕，新的工作部署完毕，已是夜里两点多了。
对于自己的总导演工作，袁德旺归结为三多三少：
三多：会议多、审查多、扯皮多。袁德旺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个会已经来了。春晚的审查机制非常严格，1997年和2004年春晚要回归或展望许多大事，要求更加严格。“本来不是事儿的事儿，非要弄出个事儿来……为了一个演员的服装问题，领导能跟你扯上好几天。”
三少：睡觉少、回家少、朋友越来越少。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几乎每天都住在台里，即使好友从外地过来找他，他也抽不出时间陪伴。“睡眠的不足，体力的不支，会让心情越来越不好，这八个月非常耗费人精力，有时候过度劳累得不知所措，有时候苦闷得你毫无办法。”
2004年的春晚，对于经验丰富的袁德旺来说，像一场战斗，更像一场磨难。四个半小时的节目，全国人民都要看，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得到。春晚每一个单独的节目会在不同的场所排练，最后再集中到现场进行排练。有些节目本身不错，但集中时效果却一般，他要扮演好剪刀手的角色。越接近彩排，他越紧张，心里越没底，这时会有很多领导的意见集中到总导演这儿来，但最终还要他来做决断。
而跟领导协商沟通的压力，不亚于执导春晚的压力。
袁德旺把执导春晚比喻成做一盘菜，他的权力是先做出一盘菜来的权力。“这菜得有荤的、有素的、有绿色的、有带红辣椒的，还有西餐。”前期导演可以自己把控，调动所有资源做出一台自己较为满意的晚会。但是当菜接近完工时，领导开始介入审查，总导演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小。
能够指导春晚的人的名单十分庞大。包括管意识形态的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的各级领导，有时候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公安部的领导，共青团的领导，妇联的领导，中组部的领导等等。开研讨会时，可能等到第十几位才能轮到袁德旺发言。
“你做了这盘菜，你要打底，领导要来审查、评判你的时候，你只有听的权力、改的权力，你可以辩驳一下，但是你改变不了。总的趋势就是要求你这个拿掉，那个拿掉。”
2004年春晚，原本有个节目，杨少华跟杨义做了一个化装相声，《我是卧底》。相声的大体内容是讽刺电视剧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有点儿荒诞娱乐的讽刺寓意。每次语言类节目审查的时候，《我是卧底》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棚内效果十分火爆。历次审查，也都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直到离春节还有三天，录备播时，有领导突然前来审查。审完节目后，所有领导和导演在一起开会，当时正值晚上12点多，大家正在加餐。导演们吃着水饺、喝着酸奶等待领导依次按照级别从上往下发言。级别最高的领导第一个讲话：“今年晚会的节目很不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化装相声这个节目，就不要考虑了。”话音刚落，导演们都愣了，咽不下一口东西。其他的领导也都附和着说，“我们早就看这个节目不对了，怎么就看不出来？这回领导一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要了，我看就做决定吧。”
“当时离春晚正式播出还有三天，说毙就给毙了。再找一个节目顶上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新节目，那年的春晚整整少了12分钟。
袁德旺只能安慰自己：“我们水平比较低，是我们不了解情况。”
对于春晚的审查，袁德旺有个观点，春晚的节目应该早审查，早审查比晚审查强。这样能给创造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
从独唱到联唱
7年的春晚经历，让袁德旺懂得了如何沟通，如何妥协。他带出一批年轻编导，也在春晚中学会了妥协。2004年春晚的歌舞类节目总导演陈岚，从1997年大学毕业时就跟着袁德旺，参加执导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晚会。
在陈岚看来，做春晚的道路，就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导演们需要在国家宣传和老百姓喜闻乐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4年，沙宝亮第一次上春晚。当时他深受歌迷的喜爱，其代表作《暗香》也是城市里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歌曲。但是高层领导认为，他的歌曲与春晚的主题不够贴切，所以一直都没有通过审查。陈岚做了许多变通，《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而《金粉世家》又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推出的重磅剧集。陈岚想邀请当时出演《金粉世家》的演员和沙宝亮一起演唱，用一个联唱的方式上春晚。但结果还是被毙了，几经协商，最后同意让沙宝亮、王珏、眉佳、陈倩倩共同演唱一首“喜气洋洋”的歌曲《唐人街》。“虽然节目我没保住，但至少人我保住了。”
方方面面推荐的关系演员充斥在春晚的舞台上，以歌手居多。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几乎没有。可不管是谁推荐来的演员，最终还需要总导演签字，出了问题，总导演要负责。
对于方方面面推荐来的关系演员，袁德旺要做的工作就是“编筐”。所谓的“编筐”就是选定一首歌，然后让关系演员去唱。来一个人就往“筐”里装，推荐的歌手多了，独唱变成二重唱，二重唱变成小合唱，小合唱最后变成联唱。
央视春晚每年都有五次歌舞类节目的审查，首先导演们准备好对于每首歌曲的分析，包括词风、曲风的分析和舞台的表现形式，然后让台里的领导们听歌，进行评判。有时导演知道的事儿，台长不一定知道。部分关系演员的作品，直接被台领导否认，无法通过春晚的审查。导演必须要跟领导做好沟通工作，但又不能跟领导讲明。有时候，这场哑谜只有一个电话打到台长那儿，才能结束。
“所以会有一部分歌手，可能上了七八次春晚你也不会记得他，根本叫不出什么名儿来，只是看着可能有点儿眼熟，但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陈岚说。
别对春晚诉求太高
经历了七届春晚，袁德旺看过太多的因春晚而走红的明星。
“今天他的出场费要一千，上了春晚之后就敢要一万。”袁德旺说，“很多人削尖脑袋也要上春晚。一年他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一次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而在这个名利场中镀金的，也不止是明星们。“在央视春晚干总导演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升了职。有当副主任，主任，甚至还有当局级干部的。”
2009年，袁德旺从央视《朋友》栏目制片人任上退休，“年龄到了就退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台里其他退休的人一样。”
退休之后，袁德旺也参与执导过地方卫视的晚会和节目。
离开春晚8年了，袁德旺能够正视自己执导的春晚。他自认，自己执导的两届春晚不算很成功，只能说表现一般。
作为1983年进入央视的老人，他和很多观众一样，觉得还是1980年代末，黄一鹤、邓在军执导的春晚更好看。
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春晚，可袁德旺认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在他看来，人们对春晚的各种批评，表明这个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了。导演们不但不应该厌恶这些批评，反而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有批评，起码说明老百姓还在乎春晚。但他也认为，别指望现在的春晚能获得早期春晚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
“春晚并不是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伟大的、能哺育人们思想的一台晚会，它就是一顿民俗的年夜饭，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带来一些欢乐，不过如此而已。决不能对春节晚会寄以很高的诉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