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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在当代中国大地上涌现，它绝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青春的回现。这种红色经典的回潮，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美学因素。
样板戏的青春记忆
作为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研究者，在我的记忆里和生活中，就没有样板戏的历史记忆，但是样板戏却以不同历史方式，一再地向我们这代人昭示它的存在。
首先是来自童年时代的相关记忆。我出生在农村，我家老屋的堂屋墙上就挂着杨子荣的《林海雪原》打虎上山的那个图像，以及《海港》和《龙江颂》等连续性故事画，这都让幼小的我记忆深刻。
其次是来自于我的岳母乔正芬。她就是个农民，参演了《红灯记》，出生于莒县浮来山乡田家店子的她，仅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曾经以扮演《红灯记》李奶奶的角色，参与了田家店子村的庄户剧团“样板戏”的演出。
第三是当我博士毕业在山东师大工作后与样板戏的不期而遇。在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春节聚餐会上，学科老师在宴会上当场演唱京剧现代戏《海港》中的一段选唱，全身精神抖擞，声音宏亮有力。这些事情都引起我的思考。
样板戏为什么会这样存在于我们这种父辈的内心的青春记忆里，特别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存在，他们的青春记忆，他们的情感世界都与此有关。所以说，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样板戏这种时代，但是它很多方式向我呈现出来，让我思考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对于样板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我们看到样板戏今天的重新复出，像2004年的红色经典改编。像2005年在美国纽约百老汇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就是典型的样板戏在今天重新复活，重新出现的一个跨国案例，对于样板戏的评判，我个人认为要从事实出发，从历史出发，从样板戏本身的艺术现象的艺术性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种种的是是非非还原出样板戏的戏剧本相。
作为最大的事实，样板戏本身是新中国京剧现代戏改造运动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戏较为成功的现代性艺术改造，它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个人认为样板戏是空前绝后的，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来过。样板戏的传播方式，它的成功，它的十年磨一剑，凝聚所有的国家力量进行一出演奏，甚至我在想，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当后人来谈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话，样板戏可能是不能不谈的、不被遗忘的艺术精品，它依然在社会主义艺术史上划下深深的痕迹。
而事实上，在新世纪的今天，样板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戏剧史、当代中国京剧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存在，这也是我进行乡土中国民间的审美接受研究，力图建立具有新的本体意义的乡土中国民间的农民话语体系，来重构知识分子话语生产场的一个目的。
198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耿其昌的一曲楊子荣《智取威虎山》“今日痛饮庆功酒”唱段、李维康演唱的《红灯记》中的“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唱段，引起了热烈关注、大量争议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样板戏回潮的热流经历了一个从戏剧的局部唱段、整场复演到电视剧扩展改编的过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在当代中国大地上涌现，它绝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青春的回现。从九十年代开始，像老作家杨润身，对《白毛女》进行改革创作长篇小说《白毛女和她的儿孙》。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轮番出演引起红色经典的热潮。在新世纪前后的电视屏幕上，红色艺术经典的改编剧出现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之下，到2004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红色经典的回潮，它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美学因素，90年代是中国思想一个转折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享受改革红利的同时，其弊端也一步步显现出来：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伦理失范、腐败滋生等等。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GDP的发展速度转向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廉洁、公正以及工农大众所享有的生命尊严是今天人们思考与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源。因此，带有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红色经典就成为人们怀旧情愫的直接审美对应物，也是人们抗拒思想庸俗化，追寻公平公正、获得生命尊严的艺术表达方式。
我看到这些红色经典热潮在回潮过程中那种审美的变化，一方面它有突出的新的改造，这种改造被认为是必然的，有一种无法回避的美学缺陷，如“高大全”“三突出”等为人所诟病之处。今天看来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恰恰为样板戏的当代改编提供了新的美学创造契机和美学空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样板戏等红色经典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社会意识层面，甚至是文化、心理层面，通过一股强烈的变革意识要求，来回应今天的当代历史语境。红色经典改编剧就被赋予了很多期待，自觉不自觉被赋予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审美的心理期待。
续写红色理念与侠义理想
2007年，山东一个民间的文化公司组织改编的一个电视剧《红灯记》，得到各方好评，被誉为“翻拍最成功的红色经典”。电视剧《红灯记》改编过程中采用了新的美学理念，如凝聚和扩张革命灵魂内核、摒弃二元对立审美观、原生态呈现历史。这是一个从简短的样板戏到长篇的电视剧本，从舞台美学到电视剧美学的成功转化。我们看到《红灯记》的改编剧是一种重要的宝贵的红色文化实践，它汇集了一种红色话语，升华为今天的红色历史经验、成为新世纪红色文化的一盏红灯。
制片人李珑说，我从小就和父辈人一样喜欢《红灯记》，他说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战争的人，看不惯那些红色经典被粗制滥造改编的问题。我要把它重新呈现出来，我有这种责任感。显然，制作方是有着鲜明的红色文化历史记忆的，有着鲜明的红色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命感的。这成为新改编《红灯记》中内在的、不可动摇的精神理念。
那么多红色经典剧作的改编，前赴后继，为我们趟出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我们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他没有遗弃革命内核，反而是凝聚与扩张那种革命灵魂内核，建构一个英雄的日常生活，红色英雄形象在新的语境中如何重获新生，这是红色经典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尊重原著英雄形象的内涵，凝聚与扩张革命灵魂的内核，建构英雄的日常生活是重铸英雄形象的审美原则。 新编的样板戏《红灯记》依然具有崇高美学，没有进行简单的解构，让英雄有出处，来还原英雄的多个情感倾向，还原李玉和作为扳道工一个平凡的职业，父亲和儿子的家庭身份。即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建构李玉和这一英雄形象，表现一个英雄的日常生活本色。日常生活为“英雄行为和英雄情感”提供了生活源头，达到了英雄有出处、情感有归宿、革命有信仰的审美效果。重构新世纪红色文化这是个重要的艺术探索。
红色革命文化，是《红灯记》中红色经典的文化内核，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革命文化凝聚着对工农大众的政治承诺和文化关怀。从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关怀工农大众的视角来看，新世纪这样一部葆有红色文化精神内核、蕴藏着人性艺术魅力的《红灯记》改编剧是一种重要的、宝贵的红色文化实践，具有新世纪红色文化的建构价值。
改编红色经典，传播红色文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回顾、审视和建构新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化，让工农大众实现政治参与、经济分享、拥有生命尊严。当代中国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说我们应该把已有的红色文化遗产，转为今天的精神资源，转为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方向标。《红灯记》里的“红灯”本身就有着深刻的革命寓意和政治寓意，它闪耀着中国共产党对穷苦人關怀的政治信仰和情感指向。这种红色历史文化也为当代中国艰难的改革提供了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原动力以及正确的政治路标。
就像《红灯记》里面所倡导的，“风雨路上，都是这盏信号灯为咱引路。过去，你爷爷举着它，后来你爹举着它，现在，该你举着它了。”当代红色经典改编剧《红灯记》就是汇聚红色历史话语、升华红色历史经验、建构新世纪的红色文化、照亮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路程的一盏新的红灯。这个问题指向了红色经典改编的历史理念和审美效应的问题，红色经典改编剧《红灯记》，对审美这种理念内核的准确把握，这种审美观的呈现，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红灯记》从电影到沪剧，到电视剧改编，它一路走来，也想一路走下去。
样板戏的故事也没有结束，样板戏的故事也许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不可磨灭的重要精神背景。
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它的不断历史呈现决不是偶然的。从我的乡村记忆，到美国纽约百老汇的演出；从农民知识分子到今天的资本的介入、导演的介入，从《红灯记》的制片人李珑的红色情结，再到我们看徐克的侠义叙事，《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改编影视剧走向了一条新的商业化、资本化、娱乐化的道路。
样板戏内里的红色理念和侠义公平公正理想的追求，在新的资本的商业帝国时代，铸就了一种新的属于商业帝国的“影像乌托邦”神话——《智取威虎山》，续写着人类对公平正义、侠义理想的永恒追求。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样板戏的青春记忆
作为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研究者，在我的记忆里和生活中，就没有样板戏的历史记忆，但是样板戏却以不同历史方式，一再地向我们这代人昭示它的存在。
首先是来自童年时代的相关记忆。我出生在农村，我家老屋的堂屋墙上就挂着杨子荣的《林海雪原》打虎上山的那个图像，以及《海港》和《龙江颂》等连续性故事画，这都让幼小的我记忆深刻。
其次是来自于我的岳母乔正芬。她就是个农民，参演了《红灯记》，出生于莒县浮来山乡田家店子的她，仅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曾经以扮演《红灯记》李奶奶的角色，参与了田家店子村的庄户剧团“样板戏”的演出。
第三是当我博士毕业在山东师大工作后与样板戏的不期而遇。在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春节聚餐会上，学科老师在宴会上当场演唱京剧现代戏《海港》中的一段选唱，全身精神抖擞，声音宏亮有力。这些事情都引起我的思考。
样板戏为什么会这样存在于我们这种父辈的内心的青春记忆里，特别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存在，他们的青春记忆，他们的情感世界都与此有关。所以说，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样板戏这种时代，但是它很多方式向我呈现出来，让我思考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对于样板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我们看到样板戏今天的重新复出，像2004年的红色经典改编。像2005年在美国纽约百老汇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就是典型的样板戏在今天重新复活，重新出现的一个跨国案例，对于样板戏的评判，我个人认为要从事实出发，从历史出发，从样板戏本身的艺术现象的艺术性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种种的是是非非还原出样板戏的戏剧本相。
作为最大的事实，样板戏本身是新中国京剧现代戏改造运动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戏较为成功的现代性艺术改造，它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个人认为样板戏是空前绝后的，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来过。样板戏的传播方式，它的成功，它的十年磨一剑，凝聚所有的国家力量进行一出演奏，甚至我在想，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当后人来谈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话，样板戏可能是不能不谈的、不被遗忘的艺术精品，它依然在社会主义艺术史上划下深深的痕迹。
而事实上，在新世纪的今天，样板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戏剧史、当代中国京剧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存在，这也是我进行乡土中国民间的审美接受研究，力图建立具有新的本体意义的乡土中国民间的农民话语体系，来重构知识分子话语生产场的一个目的。
198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耿其昌的一曲楊子荣《智取威虎山》“今日痛饮庆功酒”唱段、李维康演唱的《红灯记》中的“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唱段，引起了热烈关注、大量争议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样板戏回潮的热流经历了一个从戏剧的局部唱段、整场复演到电视剧扩展改编的过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在当代中国大地上涌现，它绝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青春的回现。从九十年代开始，像老作家杨润身，对《白毛女》进行改革创作长篇小说《白毛女和她的儿孙》。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轮番出演引起红色经典的热潮。在新世纪前后的电视屏幕上，红色艺术经典的改编剧出现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之下，到2004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红色经典的回潮，它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美学因素，90年代是中国思想一个转折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享受改革红利的同时，其弊端也一步步显现出来：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伦理失范、腐败滋生等等。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GDP的发展速度转向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廉洁、公正以及工农大众所享有的生命尊严是今天人们思考与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源。因此，带有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红色经典就成为人们怀旧情愫的直接审美对应物，也是人们抗拒思想庸俗化，追寻公平公正、获得生命尊严的艺术表达方式。
我看到这些红色经典热潮在回潮过程中那种审美的变化，一方面它有突出的新的改造，这种改造被认为是必然的，有一种无法回避的美学缺陷，如“高大全”“三突出”等为人所诟病之处。今天看来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恰恰为样板戏的当代改编提供了新的美学创造契机和美学空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样板戏等红色经典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社会意识层面，甚至是文化、心理层面，通过一股强烈的变革意识要求，来回应今天的当代历史语境。红色经典改编剧就被赋予了很多期待，自觉不自觉被赋予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审美的心理期待。
续写红色理念与侠义理想
2007年，山东一个民间的文化公司组织改编的一个电视剧《红灯记》，得到各方好评，被誉为“翻拍最成功的红色经典”。电视剧《红灯记》改编过程中采用了新的美学理念，如凝聚和扩张革命灵魂内核、摒弃二元对立审美观、原生态呈现历史。这是一个从简短的样板戏到长篇的电视剧本，从舞台美学到电视剧美学的成功转化。我们看到《红灯记》的改编剧是一种重要的宝贵的红色文化实践，它汇集了一种红色话语，升华为今天的红色历史经验、成为新世纪红色文化的一盏红灯。
制片人李珑说，我从小就和父辈人一样喜欢《红灯记》，他说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战争的人，看不惯那些红色经典被粗制滥造改编的问题。我要把它重新呈现出来，我有这种责任感。显然，制作方是有着鲜明的红色文化历史记忆的，有着鲜明的红色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命感的。这成为新改编《红灯记》中内在的、不可动摇的精神理念。
那么多红色经典剧作的改编，前赴后继，为我们趟出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我们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他没有遗弃革命内核，反而是凝聚与扩张那种革命灵魂内核，建构一个英雄的日常生活，红色英雄形象在新的语境中如何重获新生，这是红色经典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尊重原著英雄形象的内涵，凝聚与扩张革命灵魂的内核，建构英雄的日常生活是重铸英雄形象的审美原则。 新编的样板戏《红灯记》依然具有崇高美学，没有进行简单的解构，让英雄有出处，来还原英雄的多个情感倾向，还原李玉和作为扳道工一个平凡的职业，父亲和儿子的家庭身份。即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建构李玉和这一英雄形象，表现一个英雄的日常生活本色。日常生活为“英雄行为和英雄情感”提供了生活源头，达到了英雄有出处、情感有归宿、革命有信仰的审美效果。重构新世纪红色文化这是个重要的艺术探索。
红色革命文化，是《红灯记》中红色经典的文化内核，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革命文化凝聚着对工农大众的政治承诺和文化关怀。从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关怀工农大众的视角来看，新世纪这样一部葆有红色文化精神内核、蕴藏着人性艺术魅力的《红灯记》改编剧是一种重要的、宝贵的红色文化实践，具有新世纪红色文化的建构价值。
改编红色经典，传播红色文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回顾、审视和建构新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化，让工农大众实现政治参与、经济分享、拥有生命尊严。当代中国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说我们应该把已有的红色文化遗产，转为今天的精神资源，转为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方向标。《红灯记》里的“红灯”本身就有着深刻的革命寓意和政治寓意，它闪耀着中国共产党对穷苦人關怀的政治信仰和情感指向。这种红色历史文化也为当代中国艰难的改革提供了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原动力以及正确的政治路标。
就像《红灯记》里面所倡导的，“风雨路上，都是这盏信号灯为咱引路。过去，你爷爷举着它，后来你爹举着它，现在，该你举着它了。”当代红色经典改编剧《红灯记》就是汇聚红色历史话语、升华红色历史经验、建构新世纪的红色文化、照亮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路程的一盏新的红灯。这个问题指向了红色经典改编的历史理念和审美效应的问题，红色经典改编剧《红灯记》，对审美这种理念内核的准确把握，这种审美观的呈现，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红灯记》从电影到沪剧，到电视剧改编，它一路走来，也想一路走下去。
样板戏的故事也没有结束，样板戏的故事也许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不可磨灭的重要精神背景。
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它的不断历史呈现决不是偶然的。从我的乡村记忆，到美国纽约百老汇的演出；从农民知识分子到今天的资本的介入、导演的介入，从《红灯记》的制片人李珑的红色情结，再到我们看徐克的侠义叙事，《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改编影视剧走向了一条新的商业化、资本化、娱乐化的道路。
样板戏内里的红色理念和侠义公平公正理想的追求，在新的资本的商业帝国时代，铸就了一种新的属于商业帝国的“影像乌托邦”神话——《智取威虎山》，续写着人类对公平正义、侠义理想的永恒追求。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