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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1
初涉民事诉讼法，电影《审牛记》是一部非常适合我们观看学习的电影。它真实反映出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与认知程度，深刻地体现了在严谨规范的法律制度与淳朴简单的乡土社会中所运行的自然法则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电影以贴近现实的纪实手法，向观众们展现了一个个真切存在的法治问题，引人深思，更应引起我们这些法律的学习者的关注。
每一部普法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在整段剧情中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审牛记》也不例外。影片中，牛老栓私自牵走来顺家牛栏里牛的不合法行为，村主任“认识法官法院里就有人了，官司不会输”的狭隘想法以及对其所找来的证人“威逼利诱”的话语和行为，无不体现着农民群众在试图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同时，影片也完整地呈现了民事诉讼审理中的一审普通程序及二审程序，其中在二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情况下没有更换法官等问题也体现着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疏漏与程序不当。然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执意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而导致最后7000元诉讼费用的承担难问题。这不禁让我思考：诉讼真的是解决牛的归属纠纷的最好途径吗？在牛老栓和来顺妈眼中，打官司似乎是唯一解决这样一场闹剧的办法，但在张法官再三提醒与倡导下的调解，又是否真的是那么不应被考虑呢？
拿牛老栓来说，他在法庭上对“标的物”、“反对有效”这些最最基础的法律用语都不甚理解，其在一审庭上所列举的证据也因达不到确凿无疑的证明程度而被一一否定，也难怪在最后会输了官司。他在庭上愤恨地喊出“不公平”，但从法律角度讲这样的判决实属必然。老张法官的判决根据与理由其实很充分：作为原告的来顺妈主张牛是自己的并有确凿证据证明牛老栓从自家牛栏里牵走了牛，而作为被告的牛老栓对牛归属于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其主张举证陷入真伪不明，自然由其承担败诉风险。败诉只能怨牛老栓自己证据准备不充分，对法律知识不够了解。可是，谁又曾给过他机会去学习了解呢？一个在山村居住了一辈子，进趟城都觉得新鲜的老汉，又有什么途径能够对上法庭打官司这一套有所认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打官司来解决一个诉讼标的物仅值800元的纠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同样的，来顺妈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作为一名女人，她独自拉扯孩子还要做农活，艰辛程度可想而知。那头牛是家里为数不多值钱的东西，也难怪她会那么看重。可她就连打官司都要因为省钱而去选择村主任这样一个“半吊子”，在片中不时闹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直到后来发展到要承担7000元的鉴定费用，这官司打得着实令她心力交瘁。然而，就像村主任说的，官司打到这个份上已不是来顺妈一个人的事，而是全村人的事，涉及全村人的脸面问题。此时法律制度与农村中的人情世故产生了微妙的联系，官司也变得不打不可了，来顺妈被这官司生生地耗住了。倘若一开始选择双方选择向村委会报告，申请调解，大家理智客观地积极解决问题，相信也不会出现最后来顺妈要为这付不起的7000元诉讼费用而喝药自杀的悲剧。
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平易近人，热心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的老张法官形象。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他秉公守法，不把自己当特权阶级，在平日生活中也时刻注意遵循按法定程序办事的准则。比如影片开头张法官对调解书送达的亲力亲为，再比如他对前来谈案子的邻里“下了班我就是个农民，法庭之外不谈公事”的话语。可面对来顺妈与牛老栓的这个案子，张法官分别在来顺妈想起诉前，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前，一审案件宣判前，案件发回重审后以及老栓要做亲子鉴定时等多个场合数次提出希望双方调解解决，这不仅与老张平日遵循法律程序办事的本性不同，也不符合民诉法的处分权原则。调解本质上需要的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而法官运用职权这样频繁干涉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从法律角度讲其实是不妥的。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时，我们会发现，老张这样的做法在农村这片讲究乡土人情的环境中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正如其在与老栓律师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有些事它不能是非分明，还不如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解决算了，啥叫中国特色啊，和为贵”。我们每每提到“中国特色”几个字眼，总会会心一笑，心中略过一丝讽刺与无奈感，但这次，我们不得不认可，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的乡土生活中所总结出的一套自然法则，的确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针对本案诉讼标的物实际价值不大（当然老栓不是这样认为），金额不高且当事人双方履行起来困难的具体情况，使用诉讼程序实乃不明智之举，手段灵活性更高的调解才是解决本案纠纷的绝佳方式。老张法官深谙此道，他在多年审理案件的实务工作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知道怎样才是真正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这些，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只知奉信法条的人所无法比拟的。法律不应被摆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曲高和寡，民众对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了解而对法律产生过高的幻想，将其神圣化，等到败诉时不仅纠纷得不到解决，结论与心理预期的巨大落差也会使其对法律失去信心。唯有针对纠纷的具体情况，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制中选择最适合的，民众的纠纷才能得到真正完满的解决，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也才能“好刀用到刀刃上”。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法治最好的结果，就是百姓懂法而更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选择法律来解决纠纷。这樣，社会规则与法律规范之间才能达到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完善法律的制定，规范执行程序，提高宣传贯彻的力度，增强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等各方面入手。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立法人与法律人的共同思考和努力。
初涉民事诉讼法，电影《审牛记》是一部非常适合我们观看学习的电影。它真实反映出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与认知程度，深刻地体现了在严谨规范的法律制度与淳朴简单的乡土社会中所运行的自然法则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电影以贴近现实的纪实手法，向观众们展现了一个个真切存在的法治问题，引人深思，更应引起我们这些法律的学习者的关注。
每一部普法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在整段剧情中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审牛记》也不例外。影片中，牛老栓私自牵走来顺家牛栏里牛的不合法行为，村主任“认识法官法院里就有人了，官司不会输”的狭隘想法以及对其所找来的证人“威逼利诱”的话语和行为，无不体现着农民群众在试图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同时，影片也完整地呈现了民事诉讼审理中的一审普通程序及二审程序，其中在二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情况下没有更换法官等问题也体现着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疏漏与程序不当。然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执意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而导致最后7000元诉讼费用的承担难问题。这不禁让我思考：诉讼真的是解决牛的归属纠纷的最好途径吗？在牛老栓和来顺妈眼中，打官司似乎是唯一解决这样一场闹剧的办法，但在张法官再三提醒与倡导下的调解，又是否真的是那么不应被考虑呢？
拿牛老栓来说，他在法庭上对“标的物”、“反对有效”这些最最基础的法律用语都不甚理解，其在一审庭上所列举的证据也因达不到确凿无疑的证明程度而被一一否定，也难怪在最后会输了官司。他在庭上愤恨地喊出“不公平”，但从法律角度讲这样的判决实属必然。老张法官的判决根据与理由其实很充分：作为原告的来顺妈主张牛是自己的并有确凿证据证明牛老栓从自家牛栏里牵走了牛，而作为被告的牛老栓对牛归属于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其主张举证陷入真伪不明，自然由其承担败诉风险。败诉只能怨牛老栓自己证据准备不充分，对法律知识不够了解。可是，谁又曾给过他机会去学习了解呢？一个在山村居住了一辈子，进趟城都觉得新鲜的老汉，又有什么途径能够对上法庭打官司这一套有所认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打官司来解决一个诉讼标的物仅值800元的纠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同样的，来顺妈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作为一名女人，她独自拉扯孩子还要做农活，艰辛程度可想而知。那头牛是家里为数不多值钱的东西，也难怪她会那么看重。可她就连打官司都要因为省钱而去选择村主任这样一个“半吊子”，在片中不时闹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直到后来发展到要承担7000元的鉴定费用，这官司打得着实令她心力交瘁。然而，就像村主任说的，官司打到这个份上已不是来顺妈一个人的事，而是全村人的事，涉及全村人的脸面问题。此时法律制度与农村中的人情世故产生了微妙的联系，官司也变得不打不可了，来顺妈被这官司生生地耗住了。倘若一开始选择双方选择向村委会报告，申请调解，大家理智客观地积极解决问题，相信也不会出现最后来顺妈要为这付不起的7000元诉讼费用而喝药自杀的悲剧。
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平易近人，热心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的老张法官形象。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他秉公守法，不把自己当特权阶级，在平日生活中也时刻注意遵循按法定程序办事的准则。比如影片开头张法官对调解书送达的亲力亲为，再比如他对前来谈案子的邻里“下了班我就是个农民，法庭之外不谈公事”的话语。可面对来顺妈与牛老栓的这个案子，张法官分别在来顺妈想起诉前，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前，一审案件宣判前，案件发回重审后以及老栓要做亲子鉴定时等多个场合数次提出希望双方调解解决，这不仅与老张平日遵循法律程序办事的本性不同，也不符合民诉法的处分权原则。调解本质上需要的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而法官运用职权这样频繁干涉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从法律角度讲其实是不妥的。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时，我们会发现，老张这样的做法在农村这片讲究乡土人情的环境中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正如其在与老栓律师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有些事它不能是非分明，还不如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解决算了，啥叫中国特色啊，和为贵”。我们每每提到“中国特色”几个字眼，总会会心一笑，心中略过一丝讽刺与无奈感，但这次，我们不得不认可，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的乡土生活中所总结出的一套自然法则，的确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针对本案诉讼标的物实际价值不大（当然老栓不是这样认为），金额不高且当事人双方履行起来困难的具体情况，使用诉讼程序实乃不明智之举，手段灵活性更高的调解才是解决本案纠纷的绝佳方式。老张法官深谙此道，他在多年审理案件的实务工作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知道怎样才是真正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这些，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只知奉信法条的人所无法比拟的。法律不应被摆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曲高和寡，民众对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了解而对法律产生过高的幻想，将其神圣化，等到败诉时不仅纠纷得不到解决，结论与心理预期的巨大落差也会使其对法律失去信心。唯有针对纠纷的具体情况，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制中选择最适合的，民众的纠纷才能得到真正完满的解决，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也才能“好刀用到刀刃上”。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法治最好的结果，就是百姓懂法而更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选择法律来解决纠纷。这樣，社会规则与法律规范之间才能达到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完善法律的制定，规范执行程序，提高宣传贯彻的力度，增强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等各方面入手。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立法人与法律人的共同思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