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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徐统雄出生于粤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汇城村，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因家贫，16岁的他辍学赴新加坡随父经商。不久，便独当一面，独立经营7家商贸公司，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华人富商。
1905年冬，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徐统雄认同其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当1906年孙中山再次赴南洋宣传革命而驻新加坡时，徐统雄前往拜访，并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徐统雄原名徐港宜，字洞云，孙中山认为“洞云”有遁世绝俗之意，遂为其改名为统雄。自从认识徐统雄之后，孙中山每次到新加坡，食宿均在他家中。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徐统雄让母亲帮助照料孙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为加强与南洋侨胞的联络，争取支持，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由徐统雄负责。当时，他在新加坡一带根据孙中山指示，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为革命募集军饷30万大洋。并典卖了7间店铺及其资产，捐做革命经费。据《星岛日报》报道，他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多次写信给徐统雄，请设法为革命筹款。他在1917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说：“徐统雄先生大鉴：九月十四日来函，并清单一纸，均悉一切。前由台湾银行汇大符兄手贰仟元，及交邓子瑜兄带来壹佰壹拾伍元贰毫，均经收妥，已嘱财政部来单分发收据。段氏以武力力逼西南，风声正紧，刻与唐、陆二公分道出师，以靖国难。弟需款之急，非言可喻，请与同志诸公源源接济，俾竞大功。”
1925年，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他先后在三河坝镇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堤，以保护河岸；在三河坝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随后，他担任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员，为华侨谋福利甚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大埔华侨，集巨资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曾率胡汉民等从汕头乘坐“协和”号轮船抵达大埔三河坝，视察粤军和指示军略，商议讨逆护法的军国大事，勉励粤军将士开辟闽南护法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此行在大埔县停留了5天。孙中山亲临大埔，使当时的粤军士气大振，并迅速进攻福建20多个县城，建立了闽南护法区。
1928年，徐统雄在新加坡向华侨募集巨款，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作为对孙中山1918年5月三河坝之行的纪念。纪念堂于1929年建成。
事后，他再次赴新加坡。数年后，才回国定居。1935年，他出山任四川禁烟督查处处长。1937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告老还乡，不再任职。
因其对革命的卓越贡献，徐统雄被人们尊称为“国叔”。摘自《人民政协报》
抗战时荣氏兄弟为何没内迁
1937年。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摘自《资治文摘》
1905年冬，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徐统雄认同其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当1906年孙中山再次赴南洋宣传革命而驻新加坡时，徐统雄前往拜访，并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徐统雄原名徐港宜，字洞云，孙中山认为“洞云”有遁世绝俗之意，遂为其改名为统雄。自从认识徐统雄之后，孙中山每次到新加坡，食宿均在他家中。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徐统雄让母亲帮助照料孙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为加强与南洋侨胞的联络，争取支持，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由徐统雄负责。当时，他在新加坡一带根据孙中山指示，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为革命募集军饷30万大洋。并典卖了7间店铺及其资产，捐做革命经费。据《星岛日报》报道，他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多次写信给徐统雄，请设法为革命筹款。他在1917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说：“徐统雄先生大鉴：九月十四日来函，并清单一纸，均悉一切。前由台湾银行汇大符兄手贰仟元，及交邓子瑜兄带来壹佰壹拾伍元贰毫，均经收妥，已嘱财政部来单分发收据。段氏以武力力逼西南，风声正紧，刻与唐、陆二公分道出师，以靖国难。弟需款之急，非言可喻，请与同志诸公源源接济，俾竞大功。”
1925年，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他先后在三河坝镇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堤，以保护河岸；在三河坝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随后，他担任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员，为华侨谋福利甚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大埔华侨，集巨资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曾率胡汉民等从汕头乘坐“协和”号轮船抵达大埔三河坝，视察粤军和指示军略，商议讨逆护法的军国大事，勉励粤军将士开辟闽南护法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此行在大埔县停留了5天。孙中山亲临大埔，使当时的粤军士气大振，并迅速进攻福建20多个县城，建立了闽南护法区。
1928年，徐统雄在新加坡向华侨募集巨款，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作为对孙中山1918年5月三河坝之行的纪念。纪念堂于1929年建成。
事后，他再次赴新加坡。数年后，才回国定居。1935年，他出山任四川禁烟督查处处长。1937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告老还乡，不再任职。
因其对革命的卓越贡献，徐统雄被人们尊称为“国叔”。摘自《人民政协报》
抗战时荣氏兄弟为何没内迁
1937年。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摘自《资治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