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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路遥《人生》主要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人生变迁和爱情生活，作者通过描写高加林游走在农村和城市、现代和古朴的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从精神流浪的角度探究城乡两极格局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影响，表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融入城市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并进而引发我们思考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落后和文明、利他和利己等相互冲突却又并行发展的人生课题，这部作品折射出新一代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内心的苦楚，至今都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精神流浪 农村和城市 传统和现代
《人生》是路遥1981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反映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人生变迁，作者紧紧围绕着高加林的离乡与回乡，表现他在每一次人生起伏时丰富的心理活动。无论是在农村困苦地劳动时内心的挣扎，还是在县城得意地做记者时内心的飞扬，高加林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精神的归依，可是他的内心一直无处安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遥的《人生》是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
农民与市民
阅读《人生》这部中篇小说，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高加林精神的流浪，而造成他精神流浪的最大原因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高加林人生的唯一目的是努力地摆脱农民身份，积极主动地想要成为一个城里人。小说一开始就将高加林推向人生的低谷。三年前高考落榜，已经使他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幸好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可以使他继续做着三年前的梦，本来他计划通过考试，努力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因为村支书高明楼让他的儿子三星顶替高加林的教师岗位，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这是高加林在希望破灭后对自身身份的追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想成为农民，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的心声。他为什么拒绝农民身份呢？艰辛、贫穷、愚昧、落后、肮脏……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奴隶”的身份。奴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完全没有人生自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怎么会是奴隶呢？我们可以将这看作是高加林的一种偏激认识，但是从张克南的妈妈几次对高加林的态度可以看出，歧视农民的思维定势已经在城市蔓延。“这种限制歧视的思维定势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点在于对农民权利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1]同样是高考落榜生，张克南、黄亚萍可以成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高加林只能回乡做一个农民，这就是农民和市民的差别。“市民专指住在城市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公民。在我们国家，谈到农民时，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含义，这个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心理结构”。[2]作为一个进过城的农民的儿子，高加林的这种心理感受特别明显，他努力读书，想要改变自己被人歧视的身份。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县上的记者，这不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心理上都刻意地保持与农民的距离。从他上学离开土地开始，他就从精神上离开了土地，无论是被迫回到土地，还是再次离开土地，他的精神一直都处在流浪的状态，这种精神的流浪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来。例如第一次上城卖馍馍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当最初和巧珍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他一开始内心的矛盾：“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即使已经成了农民，他的内心依然是躁动的：“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当他在县城担粪时被张克南的妈妈嘲弄时，激起内心强烈的呼声：“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当他的叔父转业回来后给高加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他到了县城，做了县委的一个小记者。工作的顺风顺水，让他几乎想不起来曾经还在土地上刨挖过。“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当黄亚萍对他表达爱慕之后，高加林对巧珍天平的摇摆，尤其是通过和亚萍之间海阔天空的交谈与和巧珍之间沉闷乏味的交谈所起的心理变化，更是让高加林下定决心与巧珍分手，去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发展自己。可以说此时的高加林是处在精神的飘浮状态下，理想占据他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当然这是这段时间工作的实绩和爱情的刺激带给他强烈自信力的表现，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同父亲和德顺爷交谈时所说的“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因此，他最终的选择依然是最初的选择，永远摆脱农民身份，彻底变成一个城里人。城市的意识形态已经攫取了农村知识青年的灵魂，高加林主动、积极地走向城市，正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青年的掠夺，尤其是处于刚刚改革开放之初，这种主动的城市化过程，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悲哀，反映出城市与农村明显的不对等关系。
恋爱的错位
路遥在《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高加林的恋爱过程，最重要的表现在与刘巧珍的爱情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恋爱从一开就是错位的，当高加林人生最灰暗时反而是刘巧珍人生最欢快时。作者分别采用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来表现两个人之间错位的恋爱感受。当高加林还在上高中时，巧珍就在心理默默地爱着她，尽管她知道人家将来肯定要远走高飞，但她仍然在心里爱着他。可以想象当时巧珍内心的苦楚，可以说这就是一场苦恋。当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巧珍高兴得几乎发了疯，可这正是加林人生的第一次精神创伤。加林当了民办教师，人生出现了转机，可以继续他的梦想，而巧珍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当加林又一次当了农民时，人生陷入低谷，前途暗淡，而巧珍却为他当了农民而高兴。这些错位的心理感受，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精神的差距，而这正是后来分手的主要原因。当巧珍大胆地将内心的爱恋向加林表达时，作者用语言描写来表现巧珍长期被压抑的感情，语言大胆、热烈、坚决，这完全符合巧珍对这份感情的态度。相反，高加林面对突然而来的爱情表白时，他的恐慌、新奇、复杂的心理，正说明这份爱情对处在人生低谷时他的震动。可是当他冷静下来时，他便后悔自己那么草率地接受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爱情，而这种心理反应，也正说明他们之间精神的错位，这是高加林游走在农村和远方的城市之间，举棋不定的心理反应。可是艰苦的生活让他在精神上特别依赖这份感情，再加之巧珍执著、热烈的爱情举动，使他终于放下游走的心接受了这份感情，“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事实上，巧珍是拯救他的一剂灵丹妙药，尤其是处在现实和理想失衡的时候，这剂灵丹妙药确实治愈了他的心灵创伤，让他能够正视现实，平和纷乱的内心。但是他们的交往是秘密的，高加林不愿公开他们的关系，源自于他内心的矛盾，可是当他大胆公开地和巧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下，更多不是内心矛盾的解决，而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对刘立本的报复，对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的报复，而巧珍敢于在大家面前大方地跟着高加林，是对爱情的勇气，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错位的。当然高加林后来离开农村，他和巧珍之间在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距不断拉大，而黄亚萍的出现，在对比和利益权衡下，舍弃巧珍就成为必然，其实他们分手的最根本在于这种心理错位关系。当然高加林同黄亚萍之间其实也上演着他同巧珍之间的错位恋爱，这种错位更重要的是一种城乡的心理错位。当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后，他和黄亚萍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已经拉大，分手已经成为必然，就像作者托人物之口生发出的一段议论。“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而高加林人生最重要的现实就是这种精神流浪，当精神无法安放的时候，一切都在变动，作者正是抓住人物精神上的变动，来表现城乡之间的距离。而作者塑造巧珍这一人物形象，更重要是一盏明灯，就像德顺爷说的“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她代表了古朴的乡村一种纯真、博大、宽厚的精神品质，就像高加林最后回到村子里时，那些乡民对他的真诚一样，这些都是乡村的内在品质，当高加林急切想要离开农村时，他丢掉的不仅是农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农村人的品质，所以他才会一直处在精神流浪中。
通过以上分析，从高加林精神流浪汉的角度探究城乡两极格局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3]。
参考文献：
[1]赵树凯：《农民的命运——终结与开始》。
[2]胡玉海：《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3]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作者单位：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渭南
【关键词】精神流浪 农村和城市 传统和现代
《人生》是路遥1981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反映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人生变迁，作者紧紧围绕着高加林的离乡与回乡，表现他在每一次人生起伏时丰富的心理活动。无论是在农村困苦地劳动时内心的挣扎，还是在县城得意地做记者时内心的飞扬，高加林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精神的归依，可是他的内心一直无处安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遥的《人生》是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
农民与市民
阅读《人生》这部中篇小说，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高加林精神的流浪，而造成他精神流浪的最大原因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高加林人生的唯一目的是努力地摆脱农民身份，积极主动地想要成为一个城里人。小说一开始就将高加林推向人生的低谷。三年前高考落榜，已经使他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幸好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可以使他继续做着三年前的梦，本来他计划通过考试，努力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因为村支书高明楼让他的儿子三星顶替高加林的教师岗位，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这是高加林在希望破灭后对自身身份的追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想成为农民，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的心声。他为什么拒绝农民身份呢？艰辛、贫穷、愚昧、落后、肮脏……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奴隶”的身份。奴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完全没有人生自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怎么会是奴隶呢？我们可以将这看作是高加林的一种偏激认识，但是从张克南的妈妈几次对高加林的态度可以看出，歧视农民的思维定势已经在城市蔓延。“这种限制歧视的思维定势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点在于对农民权利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1]同样是高考落榜生，张克南、黄亚萍可以成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高加林只能回乡做一个农民，这就是农民和市民的差别。“市民专指住在城市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公民。在我们国家，谈到农民时，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含义，这个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心理结构”。[2]作为一个进过城的农民的儿子，高加林的这种心理感受特别明显，他努力读书，想要改变自己被人歧视的身份。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县上的记者，这不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心理上都刻意地保持与农民的距离。从他上学离开土地开始，他就从精神上离开了土地，无论是被迫回到土地，还是再次离开土地，他的精神一直都处在流浪的状态，这种精神的流浪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来。例如第一次上城卖馍馍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当最初和巧珍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他一开始内心的矛盾：“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即使已经成了农民，他的内心依然是躁动的：“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当他在县城担粪时被张克南的妈妈嘲弄时，激起内心强烈的呼声：“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当他的叔父转业回来后给高加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他到了县城，做了县委的一个小记者。工作的顺风顺水，让他几乎想不起来曾经还在土地上刨挖过。“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当黄亚萍对他表达爱慕之后，高加林对巧珍天平的摇摆，尤其是通过和亚萍之间海阔天空的交谈与和巧珍之间沉闷乏味的交谈所起的心理变化，更是让高加林下定决心与巧珍分手，去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发展自己。可以说此时的高加林是处在精神的飘浮状态下，理想占据他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当然这是这段时间工作的实绩和爱情的刺激带给他强烈自信力的表现，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同父亲和德顺爷交谈时所说的“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因此，他最终的选择依然是最初的选择，永远摆脱农民身份，彻底变成一个城里人。城市的意识形态已经攫取了农村知识青年的灵魂，高加林主动、积极地走向城市，正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青年的掠夺，尤其是处于刚刚改革开放之初，这种主动的城市化过程，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悲哀，反映出城市与农村明显的不对等关系。
恋爱的错位
路遥在《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高加林的恋爱过程，最重要的表现在与刘巧珍的爱情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恋爱从一开就是错位的，当高加林人生最灰暗时反而是刘巧珍人生最欢快时。作者分别采用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来表现两个人之间错位的恋爱感受。当高加林还在上高中时，巧珍就在心理默默地爱着她，尽管她知道人家将来肯定要远走高飞，但她仍然在心里爱着他。可以想象当时巧珍内心的苦楚，可以说这就是一场苦恋。当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巧珍高兴得几乎发了疯，可这正是加林人生的第一次精神创伤。加林当了民办教师，人生出现了转机，可以继续他的梦想，而巧珍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当加林又一次当了农民时，人生陷入低谷，前途暗淡，而巧珍却为他当了农民而高兴。这些错位的心理感受，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精神的差距，而这正是后来分手的主要原因。当巧珍大胆地将内心的爱恋向加林表达时，作者用语言描写来表现巧珍长期被压抑的感情，语言大胆、热烈、坚决，这完全符合巧珍对这份感情的态度。相反，高加林面对突然而来的爱情表白时，他的恐慌、新奇、复杂的心理，正说明这份爱情对处在人生低谷时他的震动。可是当他冷静下来时，他便后悔自己那么草率地接受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爱情，而这种心理反应，也正说明他们之间精神的错位，这是高加林游走在农村和远方的城市之间，举棋不定的心理反应。可是艰苦的生活让他在精神上特别依赖这份感情，再加之巧珍执著、热烈的爱情举动，使他终于放下游走的心接受了这份感情，“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事实上，巧珍是拯救他的一剂灵丹妙药，尤其是处在现实和理想失衡的时候，这剂灵丹妙药确实治愈了他的心灵创伤，让他能够正视现实，平和纷乱的内心。但是他们的交往是秘密的，高加林不愿公开他们的关系，源自于他内心的矛盾，可是当他大胆公开地和巧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下，更多不是内心矛盾的解决，而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对刘立本的报复，对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的报复，而巧珍敢于在大家面前大方地跟着高加林，是对爱情的勇气，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错位的。当然高加林后来离开农村，他和巧珍之间在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距不断拉大，而黄亚萍的出现，在对比和利益权衡下，舍弃巧珍就成为必然，其实他们分手的最根本在于这种心理错位关系。当然高加林同黄亚萍之间其实也上演着他同巧珍之间的错位恋爱，这种错位更重要的是一种城乡的心理错位。当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后，他和黄亚萍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已经拉大，分手已经成为必然，就像作者托人物之口生发出的一段议论。“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而高加林人生最重要的现实就是这种精神流浪，当精神无法安放的时候，一切都在变动，作者正是抓住人物精神上的变动，来表现城乡之间的距离。而作者塑造巧珍这一人物形象，更重要是一盏明灯，就像德顺爷说的“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她代表了古朴的乡村一种纯真、博大、宽厚的精神品质，就像高加林最后回到村子里时，那些乡民对他的真诚一样，这些都是乡村的内在品质，当高加林急切想要离开农村时，他丢掉的不仅是农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农村人的品质，所以他才会一直处在精神流浪中。
通过以上分析，从高加林精神流浪汉的角度探究城乡两极格局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3]。
参考文献：
[1]赵树凯：《农民的命运——终结与开始》。
[2]胡玉海：《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3]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作者单位：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