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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重要流派，也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一个热门的研究议题。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发反思生态问题；一个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层面反思生态问题。在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有机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与中国文化的亲缘性，近几年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本文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论和逻辑进行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生态问题；危机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问题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新发展
从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基础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资本主义危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即工厂内部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剥削。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家对劳动剥削的程度越剧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愈发剧烈，这内生地预示着资本主義必将被共产主义所替代。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先发国家的大扩张，体现在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殖民和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是剧烈，资本主义的矛盾就爆发的更为彻底。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危机体现的越是明显，社会主义的理论越发迸发，社会主义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但是，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缓和了。一方面，战后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长和平时期，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国家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的出现和福利政策的完善，资产阶级开始对生产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例如提高工人待遇、与工人阶级谈判、实行福利政策等，缓解了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趋于缓和。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迎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但20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危机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凸显出来。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界的过度利用，使得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同时，由于生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如大气污染很容易从一国扩展到另外一国，因此生态危机才能够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大发展，在生产力、购买力无限增长的假设下，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全球性生态危机更加尖锐，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并进一步思考问题的根源和寻求解决的办法。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危机体现的越是明显，社会主义的理论越发迸发，社会主义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但是，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缓和了。一方面，战后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长和平时期，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国家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的出现和福利政策的完善，资产阶级开始对生产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例如提高工人待遇、与工人阶级谈判、实行福利政策等，缓解了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趋于缓和。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迎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二、生态危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两个理论流派
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面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重新被强调和重视起来。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孕育而生并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影响着西方及全球的政治社会生活。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蔓延到人与自然之间。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发展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流派。
1.人与自然的危机：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马克思认为，单独孤立的研究自然史是不正确的，因为自然史与人类史是彼此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在差异中构成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绝对分离，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自然界先于人类出现，具有先在性，人类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生命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活和生命活动的物质材料，人类依靠自然界的存在而存在。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离开了自然界这个“母体”人类的一切发展和生存都无从谈起。在“母体”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表现为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并且人的能动性必须在自然规律范围内发挥和实现，否则只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最终接受自然界的惩罚，从而会限制和阻碍社会发展。因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故，人的能动性只能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和限制，人类的能动性必须遵守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不能突破自然规律的框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随着当今科技的发展，这种影响日益增强。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生态危机表面看是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却是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也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只有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才能协调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西马流派有着不小的理论相似性，二者都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那里汲取养分构建自己的理论主体，并都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来分析生态危机，两者都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性造成的制度危机，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当今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问题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观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诞生之日起，就努力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几十年的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萌芽、发展、成熟多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发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反生态性，如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福斯特的“物质变化裂缝理论”都揭露、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建立起来，而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存在的目的即是增殖，为了增殖，资本可牺牲一切，必然要扩大生产和消费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因而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生态危机理论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并且这一危机已经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以扩大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必然忽视自然规律，引起生态危机，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加剧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各国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主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因资本的属性是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寻求利润的无底线，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只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最终结果就是超出地球生态系统所能达到的污染的最大承载力，进而全社会的生态危机被激发出来。
（2）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第一重矛盾”，这个矛盾会产生经济危机。而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第二类矛盾”会产生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与资本增殖的天性。资本的这种天性是建立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而自然界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无法进行自我扩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的必然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与对生态化解的无限破坏，生态危机就成为必然。资本主义又通过殖民、全球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自然资源，因此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并存。奥康纳认为这种双重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无限的资本积累，而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通过改良措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3）从社会形态系统变迁的角度提供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在危机根源的体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创建一种旨在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破坏的新的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倾向于建立一种“稳态、小规模的、分散化的零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相统一的观念指导下，将经济增长的速度置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把革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建立在是社会主义理论之上，创建一种既发展经济、又不过渡生产、过渡消耗的生产方式，将资本主义满足生产的欲望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在政治层面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的民主只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他们提出要建立一种在经济、政治和生态相互统一基础上的以工人管理为主导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文化层面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去必须超越落后的文化形式以及产生于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状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存的所有的西方文化都是流于表面的，“它们无力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巨大危机，因为这一危机正式这些文化本身由于疏忽和錯误而造成的”[5]P332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超越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观点
由以上论点可知，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观点不抱有足够的理论信心与实践自信。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思维的修正。（李文化）
（1）从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文化出发思考造生态危机的根源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莱顿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是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现代性文化中，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将自然界当作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和外在世界，看成资源而不是“生命”。因此对于自然世界有无限的渴求和过度的汲取。这种文化对资本、财富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过度的生产和消费。这种文化性质和意义使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更多地消费以刺激满足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产出需求，同时也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污染，从而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地球容纳人类污染能力的有限性产生矛盾和冲突，生态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2）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源上说是文化危机
从文化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危机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就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文化看作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片面的，是物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非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生态的理解不能单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而是要更多地从文化和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文化和价值的批判，很容易逐步扩展到对宏观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正如克莱顿所说“‘有机’框架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而又可持续的时候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并体现出特定文化背景的特点。”[1]P76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如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对价值理性的摈弃及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严重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文化根源。 （3）从过程和文化视角思考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若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变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并摆脱有钱人阶级对它的控制，就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共同福祉”的理念基础上，设计出一个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替代方案。首先，必须变革权力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只是维护富有阶层的利益，忽视中下层阶级的利益，没有体现真正民主的存在。其次，社会价值观必须成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以此来转变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不能让追求个人财富和享乐再继续成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力。最后，必须树立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观念并建立共同体的组织。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实现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要有能够满足人民同同体需求的有决策权的地方团体。[1]P137对于这三点，克莱顿指出，如果西方国家上述三条，现行的制度将会继续阻碍真正的变革，即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建立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克莱顿还指出了四个一般原则：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长远的整体视野。[1]P225-227 克莱顿更是为具体的实践措施提供了政策指南。（ 1） 国家利益不再是政府决策的唯一参考指标。 （ 2） 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于有钱人阶级，急需相应的政策来解决。由于资本的天性，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再加上科学技术使用造成更大程度的污染和人类消费异化的状况存在，使全球经济以不可持续的节奏驶向地球的极限。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不平等问题。（ 3）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前，资源的有限性使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为基础的政策，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1]P229-233
三、走向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
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构建的基本逻辑和模式相同
二者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广泛联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恶化问题。基于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在后现代语境下，理论家们均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支援并尝试探索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由菲利普·克莱顿和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等理论家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两种新的理论主张。可见，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共通性，即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均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相关理论支撑自己的理论体系，再融合一系列当代哲学、系统论、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理论大厦，是理论家们对生态危机反思和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替代方案的理论成果。
2、都基于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均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反思，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驱动着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和刺激消费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进而破坏生态坏境，而这种由本性造成的破坏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根本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以为继，只能在体制范围内通过制度的调整和科技的运用暂时缓解生态问题，但这种制度的调整和技术的运用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并不是为了生态环境而根本改变。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有相一致的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首先，不管是对于地方市场还是每一个成功国家，资本主义都要求其GDP持续地增长……其次，同样重要的是，‘自由市场’是无法准确评估自然资源或环境风险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3]178-179 可见，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而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追求无限经济的增长，给人类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污染。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和购买力无限增长的假设上，再加上资本主义的无底限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因此变得无止无尽。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
1、思考生态危机的理论立足点不同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两者生态观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在理论构建中的借鉴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并糅合了当代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其理论体系中引进了有机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一系列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来作为其本身理论基础。这些也造成了二者整体理论体系的不同。
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渗透了诸多中国元素，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加称赞；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却是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因此，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都是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两者理论构建却大不相同，从而导致两者在生态危机观、生态价值观及二者对中国的态度和关注等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2、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同
面对生态危机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二者均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因此两者均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出发抓住生态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认为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追逐利润无止境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但由于二者的理论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对生态危机问题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追逐利润无止境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本性使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进而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维克托·沃尔斯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2]P396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工业化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际和今天的中国等几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做出解答的。克利福·柯布说：在生态灾难问题上仅仅“攻击资本主义相当于是修剪一棵大树上的几根树枝。如果有机马克思主义真正要解决异化和自然破坏的问题，就必须揭开这棵树的根”[3]。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值[1]P18。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需要彻底变革这些现代性错误思维方式和现代世界观。 这些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包括：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无限增长的经济学假设和市场经济假设、对国家的消极定义和“守夜人”角色、人类社会总体向上向好的假设性设计。有机马克思主义提认为现代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本源。因此只有摒弃了这些错误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才能避免生态危机。
3、解决生态危机路径不同
基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危机根源认识不同的基础上，二者提出对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路径也不同。在解决生态环境危机路径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提出的解决路径大不相同，以年代划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稳态的、小规模的、分散化的”零增长经济发展模式，以高兹为代表，提倡“更少生产、更好生活”，主张将资本主义生产原本是满足欲望的方式转变为满足生活需求。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否定性变革的方式，以戴维·佩珀为代表，提出“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经济模式，佩珀认为只有只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生态正义。这两种方式无论是改良方式还是否定性变革的方式，这两者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均采用“文明、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根源是在于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遍布全球，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自我调整与科技的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进一步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克莱顿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要解决危机就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里克莱顿所指的“社会主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1]P39。“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1）为了共同福祉；（2）有机生态思维；（3）关注阶级不平等；（4）长远整体视野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的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因为西方国家不会为了共同福祉而努力，只為少数人（有钱人阶层）服务不具备未来发展的趋势和人类发展的期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最有可能将领导全人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秩序，因而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基础
1. 生态问题也是中国发展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全局性、战略性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党对环境问题逐渐给予高度重视并将之纳入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着重解决温饱问题，在“猫论”和摸论”的影响下，一切为了经济发展让步、一切为了生产力发展开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以自然资源为代价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这一时期，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不良后果——环境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并被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我党认识到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到政治报告中，提出经济发展要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转变生产理念，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三大报告已经开始认识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并存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将环境治理和保护作为20 世纪90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来，并进行了明确的部署，将环境保护定调为基本国策，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因此，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突出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进入新世纪，生态问题被提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更重要的高度。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纳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中，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政治报告之中，将生态文明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 这是我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对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为我们在新时期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并将环境问题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生态文明问题抬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是全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并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中， 如果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自然的规律、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限度， 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而大自然的惩罚，今天全人类正在经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深感西方现代思维的缺陷，很多学者在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中发现了的重要的理论支撑，并将之设计成走出当前环境困境的唯一出路。
例如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核心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相通， “自然”和“人为”相通、相类、相统一。《周易》中的天人調谐说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荀子的“天行有常”说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老子》的“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揭示了宇宙中事物间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的“人性自然”说认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等等
这些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思考与启发。在笔者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热烈关注是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中国元素特征，如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了《易经》的过程思想；先秦儒家中孔子主张“知命畏天”，人类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对资源的开采也要讲究时节和限度，道家在“天人合一”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顺天”的主张，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鼓励人类与自然等更大的整体和谐共存；等等。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过程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适度、节俭等思想，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惜物主义等主张。[1]P183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设计理念和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契合。这些因素注定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关注。
五、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在上述几方面的背景下，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比较容易地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翻译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15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第一期发表一组文章，专门论述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2015年8月，菲利普·克莱顿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被翻译为中文并出版，这成为国内学界最主要的一本系统介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
从这一时刻开始，有机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登陆。它一出场就受到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与探讨的热点问题。两年的时间里，已有216篇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被登载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上，还在中外多次组织召开有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议。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流派，同时对其理论缺陷给予实事求是的评析，其中，以冯颜利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加强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冯颜利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打开了新视野，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有机马克思主义推崇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并对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这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提升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增强话语权，从这一角度说是值得加强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 另外，冯颜利教授也指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过分夸大其意义与价值，也不能用其来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必须进一步重视、切实加强研究并准确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6]这是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否定性评价，对于它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充满怀疑。以卜祥记为代表，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超越机械论世界观的理论努力及其建构生态文明的现实诉求，令人深表敬意。卜祥记教授从哲学角度分析，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误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把马克思的哲学降格为它已经本质超越了的自然唯物主义； 还误解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把自然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作为生态文明之合法性的根据。[9]
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之一。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尹海洁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用所谓的现代性否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借马克思的影响力兜售基督教哲学”。[12]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近产生的一支新流派、新范式，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提供新视角，并为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等方面做出了和理论探索和贡献，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争论。
1.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吗？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今人类亟待解决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3]4。但在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所有制的问题上并没超出资本主义的界限。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固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即完全的私有制或完全的公有制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建议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这两者的结合只是简单相加，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结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仍然占据“主导”作用。这即说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勇气和魄力，虽然自称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其仍然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为前提，其倡导的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仍是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最终坠入“修正主义”的泥潭。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就不会消失，资本制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就不会改变，生态危机也就得不到真正切实有效的解决。它提出的对策建议和具体措施，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范围内，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避免现代性发展走向毁灭，帮助其解决生态难题而专门设计的两一条新路。 2.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吗？
不可否认，有机马克思主义确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但有学者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探索和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的简单拼接，而是二者处于一种深度的融合，在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检验和完善，成为中国的理论核心和价值指导。虽然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借鉴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收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近两年在中国掀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潮，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并扩大其影响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仅仅通过结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就能适应中国当下实际环境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吗？这未免太过草率和不可信。因此不能因为两者之间的相似、相通和广泛参与就说明前者是后者的新探索、新成就。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国内形成了几种观点和认识，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论”或“结合论”，这个“实际”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现实化”、大众化。三、“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论。四、“走自己的路”论。五、“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统一论”。六、“综合创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论。七、“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论。这几种观点和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就是在中国语境下产生和着眼于解决中国问题。
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来说之所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和新成果，无论是从它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的认识与思考来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与偏差。与在中国本土环境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着眼于中国问题有着本质的差异。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结合唯心论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思想致使其唯物主义不完整不彻底。因此，二者是有着本质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七、结论
总之，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和完善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派、新范式，它还远未形成一个成熟的学派，不仅在很多领域的变革中未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而且它业已提出的诸多内容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例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思想、有机教育理念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等。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国家，不可避免的烙上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虽然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存在误解与偏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上存在不坚定的意味、对宗教的执着于信仰等等理论缺陷，但是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深刻分析与另一角度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和期待以及对建设生态文明的若干建议和思考都将对中国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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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任平.菲利普·克莱顿：《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運的行动纲领——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江海学刊》2016年（5）-05-10
[12]http：//www.haijiangzx.com/2017/0213/1664059.shtml “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大套路？
作者简介：海娜（1979-）女，河南郑州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关键词：生态问题；危机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问题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新发展
从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基础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资本主义危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即工厂内部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剥削。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家对劳动剥削的程度越剧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愈发剧烈，这内生地预示着资本主義必将被共产主义所替代。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先发国家的大扩张，体现在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殖民和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是剧烈，资本主义的矛盾就爆发的更为彻底。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危机体现的越是明显，社会主义的理论越发迸发，社会主义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但是，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缓和了。一方面，战后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长和平时期，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国家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的出现和福利政策的完善，资产阶级开始对生产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例如提高工人待遇、与工人阶级谈判、实行福利政策等，缓解了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趋于缓和。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迎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但20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危机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凸显出来。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界的过度利用，使得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同时，由于生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如大气污染很容易从一国扩展到另外一国，因此生态危机才能够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大发展，在生产力、购买力无限增长的假设下，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全球性生态危机更加尖锐，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并进一步思考问题的根源和寻求解决的办法。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危机体现的越是明显，社会主义的理论越发迸发，社会主义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但是，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缓和了。一方面，战后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长和平时期，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国家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的出现和福利政策的完善，资产阶级开始对生产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例如提高工人待遇、与工人阶级谈判、实行福利政策等，缓解了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趋于缓和。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迎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二、生态危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两个理论流派
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面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重新被强调和重视起来。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孕育而生并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影响着西方及全球的政治社会生活。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蔓延到人与自然之间。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发展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流派。
1.人与自然的危机：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马克思认为，单独孤立的研究自然史是不正确的，因为自然史与人类史是彼此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在差异中构成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绝对分离，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自然界先于人类出现，具有先在性，人类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生命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活和生命活动的物质材料，人类依靠自然界的存在而存在。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离开了自然界这个“母体”人类的一切发展和生存都无从谈起。在“母体”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表现为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并且人的能动性必须在自然规律范围内发挥和实现，否则只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最终接受自然界的惩罚，从而会限制和阻碍社会发展。因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故，人的能动性只能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和限制，人类的能动性必须遵守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不能突破自然规律的框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随着当今科技的发展，这种影响日益增强。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生态危机表面看是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却是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也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只有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才能协调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西马流派有着不小的理论相似性，二者都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那里汲取养分构建自己的理论主体，并都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来分析生态危机，两者都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性造成的制度危机，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当今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问题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观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诞生之日起，就努力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几十年的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萌芽、发展、成熟多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发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反生态性，如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福斯特的“物质变化裂缝理论”都揭露、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建立起来，而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存在的目的即是增殖，为了增殖，资本可牺牲一切，必然要扩大生产和消费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因而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生态危机理论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并且这一危机已经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以扩大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必然忽视自然规律，引起生态危机，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加剧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各国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主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因资本的属性是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寻求利润的无底线，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只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最终结果就是超出地球生态系统所能达到的污染的最大承载力，进而全社会的生态危机被激发出来。
（2）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第一重矛盾”，这个矛盾会产生经济危机。而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第二类矛盾”会产生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与资本增殖的天性。资本的这种天性是建立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而自然界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无法进行自我扩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的必然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与对生态化解的无限破坏，生态危机就成为必然。资本主义又通过殖民、全球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自然资源，因此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并存。奥康纳认为这种双重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无限的资本积累，而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通过改良措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3）从社会形态系统变迁的角度提供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在危机根源的体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创建一种旨在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破坏的新的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倾向于建立一种“稳态、小规模的、分散化的零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相统一的观念指导下，将经济增长的速度置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把革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建立在是社会主义理论之上，创建一种既发展经济、又不过渡生产、过渡消耗的生产方式，将资本主义满足生产的欲望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在政治层面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的民主只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他们提出要建立一种在经济、政治和生态相互统一基础上的以工人管理为主导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文化层面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去必须超越落后的文化形式以及产生于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状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存的所有的西方文化都是流于表面的，“它们无力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巨大危机，因为这一危机正式这些文化本身由于疏忽和錯误而造成的”[5]P332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超越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观点
由以上论点可知，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观点不抱有足够的理论信心与实践自信。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思维的修正。（李文化）
（1）从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文化出发思考造生态危机的根源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莱顿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是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现代性文化中，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将自然界当作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和外在世界，看成资源而不是“生命”。因此对于自然世界有无限的渴求和过度的汲取。这种文化对资本、财富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过度的生产和消费。这种文化性质和意义使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更多地消费以刺激满足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产出需求，同时也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污染，从而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地球容纳人类污染能力的有限性产生矛盾和冲突，生态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2）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源上说是文化危机
从文化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危机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就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文化看作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片面的，是物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非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生态的理解不能单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而是要更多地从文化和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文化和价值的批判，很容易逐步扩展到对宏观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正如克莱顿所说“‘有机’框架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而又可持续的时候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并体现出特定文化背景的特点。”[1]P76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如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对价值理性的摈弃及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严重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文化根源。 （3）从过程和文化视角思考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若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变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并摆脱有钱人阶级对它的控制，就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共同福祉”的理念基础上，设计出一个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替代方案。首先，必须变革权力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只是维护富有阶层的利益，忽视中下层阶级的利益，没有体现真正民主的存在。其次，社会价值观必须成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以此来转变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不能让追求个人财富和享乐再继续成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力。最后，必须树立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观念并建立共同体的组织。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实现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要有能够满足人民同同体需求的有决策权的地方团体。[1]P137对于这三点，克莱顿指出，如果西方国家上述三条，现行的制度将会继续阻碍真正的变革，即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建立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克莱顿还指出了四个一般原则：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长远的整体视野。[1]P225-227 克莱顿更是为具体的实践措施提供了政策指南。（ 1） 国家利益不再是政府决策的唯一参考指标。 （ 2） 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于有钱人阶级，急需相应的政策来解决。由于资本的天性，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再加上科学技术使用造成更大程度的污染和人类消费异化的状况存在，使全球经济以不可持续的节奏驶向地球的极限。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不平等问题。（ 3）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前，资源的有限性使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为基础的政策，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1]P229-233
三、走向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
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构建的基本逻辑和模式相同
二者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广泛联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恶化问题。基于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在后现代语境下，理论家们均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支援并尝试探索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由菲利普·克莱顿和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等理论家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两种新的理论主张。可见，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共通性，即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均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相关理论支撑自己的理论体系，再融合一系列当代哲学、系统论、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理论大厦，是理论家们对生态危机反思和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替代方案的理论成果。
2、都基于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均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反思，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驱动着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和刺激消费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进而破坏生态坏境，而这种由本性造成的破坏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根本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以为继，只能在体制范围内通过制度的调整和科技的运用暂时缓解生态问题，但这种制度的调整和技术的运用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并不是为了生态环境而根本改变。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有相一致的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首先，不管是对于地方市场还是每一个成功国家，资本主义都要求其GDP持续地增长……其次，同样重要的是，‘自由市场’是无法准确评估自然资源或环境风险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3]178-179 可见，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而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追求无限经济的增长，给人类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污染。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和购买力无限增长的假设上，再加上资本主义的无底限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因此变得无止无尽。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
1、思考生态危机的理论立足点不同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两者生态观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在理论构建中的借鉴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并糅合了当代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其理论体系中引进了有机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一系列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来作为其本身理论基础。这些也造成了二者整体理论体系的不同。
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渗透了诸多中国元素，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加称赞；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却是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因此，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都是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两者理论构建却大不相同，从而导致两者在生态危机观、生态价值观及二者对中国的态度和关注等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2、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同
面对生态危机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二者均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因此两者均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出发抓住生态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认为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追逐利润无止境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但由于二者的理论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对生态危机问题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追逐利润无止境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本性使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进而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维克托·沃尔斯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2]P396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工业化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际和今天的中国等几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做出解答的。克利福·柯布说：在生态灾难问题上仅仅“攻击资本主义相当于是修剪一棵大树上的几根树枝。如果有机马克思主义真正要解决异化和自然破坏的问题，就必须揭开这棵树的根”[3]。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值[1]P18。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需要彻底变革这些现代性错误思维方式和现代世界观。 这些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包括：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无限增长的经济学假设和市场经济假设、对国家的消极定义和“守夜人”角色、人类社会总体向上向好的假设性设计。有机马克思主义提认为现代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本源。因此只有摒弃了这些错误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才能避免生态危机。
3、解决生态危机路径不同
基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危机根源认识不同的基础上，二者提出对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路径也不同。在解决生态环境危机路径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提出的解决路径大不相同，以年代划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稳态的、小规模的、分散化的”零增长经济发展模式，以高兹为代表，提倡“更少生产、更好生活”，主张将资本主义生产原本是满足欲望的方式转变为满足生活需求。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否定性变革的方式，以戴维·佩珀为代表，提出“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经济模式，佩珀认为只有只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生态正义。这两种方式无论是改良方式还是否定性变革的方式，这两者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均采用“文明、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根源是在于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遍布全球，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自我调整与科技的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进一步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克莱顿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要解决危机就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转变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里克莱顿所指的“社会主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1]P39。“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1）为了共同福祉；（2）有机生态思维；（3）关注阶级不平等；（4）长远整体视野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的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因为西方国家不会为了共同福祉而努力，只為少数人（有钱人阶层）服务不具备未来发展的趋势和人类发展的期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最有可能将领导全人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秩序，因而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基础
1. 生态问题也是中国发展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全局性、战略性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党对环境问题逐渐给予高度重视并将之纳入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着重解决温饱问题，在“猫论”和摸论”的影响下，一切为了经济发展让步、一切为了生产力发展开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以自然资源为代价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这一时期，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不良后果——环境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并被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我党认识到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到政治报告中，提出经济发展要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转变生产理念，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三大报告已经开始认识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并存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将环境治理和保护作为20 世纪90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来，并进行了明确的部署，将环境保护定调为基本国策，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因此，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突出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进入新世纪，生态问题被提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更重要的高度。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纳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中，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政治报告之中，将生态文明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 这是我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对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为我们在新时期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并将环境问题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生态文明问题抬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是全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并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中， 如果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自然的规律、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限度， 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而大自然的惩罚，今天全人类正在经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深感西方现代思维的缺陷，很多学者在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中发现了的重要的理论支撑，并将之设计成走出当前环境困境的唯一出路。
例如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核心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相通， “自然”和“人为”相通、相类、相统一。《周易》中的天人調谐说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荀子的“天行有常”说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老子》的“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揭示了宇宙中事物间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的“人性自然”说认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等等
这些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思考与启发。在笔者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热烈关注是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中国元素特征，如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了《易经》的过程思想；先秦儒家中孔子主张“知命畏天”，人类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对资源的开采也要讲究时节和限度，道家在“天人合一”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顺天”的主张，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鼓励人类与自然等更大的整体和谐共存；等等。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过程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适度、节俭等思想，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惜物主义等主张。[1]P183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设计理念和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契合。这些因素注定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关注。
五、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在上述几方面的背景下，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比较容易地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翻译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15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第一期发表一组文章，专门论述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2015年8月，菲利普·克莱顿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被翻译为中文并出版，这成为国内学界最主要的一本系统介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
从这一时刻开始，有机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登陆。它一出场就受到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与探讨的热点问题。两年的时间里，已有216篇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被登载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上，还在中外多次组织召开有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议。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流派，同时对其理论缺陷给予实事求是的评析，其中，以冯颜利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加强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冯颜利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打开了新视野，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有机马克思主义推崇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并对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这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提升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增强话语权，从这一角度说是值得加强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 另外，冯颜利教授也指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过分夸大其意义与价值，也不能用其来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必须进一步重视、切实加强研究并准确把握有机马克思主义，[6]这是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否定性评价，对于它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充满怀疑。以卜祥记为代表，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超越机械论世界观的理论努力及其建构生态文明的现实诉求，令人深表敬意。卜祥记教授从哲学角度分析，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误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把马克思的哲学降格为它已经本质超越了的自然唯物主义； 还误解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把自然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作为生态文明之合法性的根据。[9]
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之一。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尹海洁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用所谓的现代性否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借马克思的影响力兜售基督教哲学”。[12]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近产生的一支新流派、新范式，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提供新视角，并为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等方面做出了和理论探索和贡献，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争论。
1.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吗？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今人类亟待解决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3]4。但在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所有制的问题上并没超出资本主义的界限。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固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即完全的私有制或完全的公有制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建议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这两者的结合只是简单相加，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结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仍然占据“主导”作用。这即说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勇气和魄力，虽然自称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其仍然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为前提，其倡导的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仍是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最终坠入“修正主义”的泥潭。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就不会消失，资本制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就不会改变，生态危机也就得不到真正切实有效的解决。它提出的对策建议和具体措施，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范围内，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避免现代性发展走向毁灭，帮助其解决生态难题而专门设计的两一条新路。 2.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吗？
不可否认，有机马克思主义确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但有学者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探索和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的简单拼接，而是二者处于一种深度的融合，在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检验和完善，成为中国的理论核心和价值指导。虽然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借鉴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收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近两年在中国掀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潮，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并扩大其影响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仅仅通过结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就能适应中国当下实际环境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吗？这未免太过草率和不可信。因此不能因为两者之间的相似、相通和广泛参与就说明前者是后者的新探索、新成就。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国内形成了几种观点和认识，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论”或“结合论”，这个“实际”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现实化”、大众化。三、“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论。四、“走自己的路”论。五、“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统一论”。六、“综合创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论。七、“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论。这几种观点和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就是在中国语境下产生和着眼于解决中国问题。
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来说之所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和新成果，无论是从它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的认识与思考来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与偏差。与在中国本土环境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着眼于中国问题有着本质的差异。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结合唯心论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思想致使其唯物主义不完整不彻底。因此，二者是有着本质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七、结论
总之，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和完善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派、新范式，它还远未形成一个成熟的学派，不仅在很多领域的变革中未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而且它业已提出的诸多内容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例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思想、有机教育理念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等。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国家，不可避免的烙上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虽然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存在误解与偏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上存在不坚定的意味、对宗教的执着于信仰等等理论缺陷，但是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深刻分析与另一角度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和期待以及对建设生态文明的若干建议和思考都将对中国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5.
[2]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克里福·柯布.有机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社会环境哲学（上）[N].潘旋，译.世界文化论坛，2015-10-01（1）
[4]孟根龙，小约翰·B·柯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访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B.柯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28
[5]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冯颜利.为什么要加强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6（1）-4-10
[7]冯颜利.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J]社会科学家，2015 （11）-11-05
[8]冯颜利.深化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注意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家，2016（9）-09-05
[9]卜祥记.周巧.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质疑[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6）-6-14
[10]卜祥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与实践困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9）-09-15
[11]任平.菲利普·克莱顿：《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運的行动纲领——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江海学刊》2016年（5）-05-10
[12]http：//www.haijiangzx.com/2017/0213/1664059.shtml “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大套路？
作者简介：海娜（1979-）女，河南郑州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