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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
父亲是个有谋略的人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中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1950年，陈赓与宋任穷接管了云南，他们对父亲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的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文革”前的黄金时代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到“文革”之前，对他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用他的车到医院，他还不忘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些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时，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做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着国民党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父亲不解地说：“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待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了昆明，我独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我想，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与他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涯有关。他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的大事，所以必须严守秘密。解放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避口不谈自己的事。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有一年，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周总理指着我父亲对荣毅仁说：“你看他最轻松，没负担，一无所有都交了。”父亲回来还问我们，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一家都搬了过来。父母就花钱雇人看房子。但没过多久，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之后，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动，原样借给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顿饭，有时我也会陪着去。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扫“四旧”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地把收藏的唱片拣出来砸了一些，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过后，他在院里遛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得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念我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解放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系。抱着试试的态度，家人试着向组织提了一下，没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得知消息后，都从美国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
董岩据《老年世界》卢国梅/口述李菁/整理
父亲是个有谋略的人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中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1950年，陈赓与宋任穷接管了云南，他们对父亲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的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文革”前的黄金时代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到“文革”之前，对他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用他的车到医院，他还不忘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些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时，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做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着国民党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父亲不解地说：“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待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了昆明，我独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我想，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与他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涯有关。他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的大事，所以必须严守秘密。解放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避口不谈自己的事。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有一年，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周总理指着我父亲对荣毅仁说：“你看他最轻松，没负担，一无所有都交了。”父亲回来还问我们，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一家都搬了过来。父母就花钱雇人看房子。但没过多久，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之后，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动，原样借给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顿饭，有时我也会陪着去。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扫“四旧”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地把收藏的唱片拣出来砸了一些，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过后，他在院里遛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得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念我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解放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系。抱着试试的态度，家人试着向组织提了一下，没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得知消息后，都从美国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
董岩据《老年世界》卢国梅/口述李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