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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绝密文件，一道处决命令，张学良不得不对自己的好友潘文郁下了杀手……
潘文郁，又名潘东周，1906年4月4日出生在湖北襄阳东津湾。他曾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1926年，他被中共武汉地委选中，同伍修权等11人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了大会翻译。在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他又担任了周恩来的翻译。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潘文郁奉命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红旗日报》的副主编。1930年7月，中央决定合并党中央、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机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潘文郁是14名委员之一。
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安排在《红旗日报》当编辑，在潘文郁手下工作。1930年1月，王明在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会议时被捕。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他却在慌忙中买通了看押他的一个印度巡捕，送信给潘文郁，请求营救，还在信中询问了有关同志的地址。王明此举严重违反了党的保密原则。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潘文郁接信后，迅速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随即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转移了所有王明掌握的党中央机关人员，并更改联络方式和地点，后来，王明被共产国际的米夫保释出狱，回来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在受到纪律处分后，竟迁怒于潘文郁，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竟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名义上是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却是王明大权独揽。很快，潘文郁就被解除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一个月后，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形势严峻，潘文郁奉命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干事。
1931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被捕，随即被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在接受审讯时，他被叛变的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指认，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后来，他在法庭上填了表，声明今后不再干革命，但马列主义信仰不变。出狱后，他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的一个亲戚家里，埋头翻译《资本论》。他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分册，连同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
潘文郁与黎天才私交甚好。黎天才早年是中共党员，曾长期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天才为人头脑灵活，才干过人，当时是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并负责情报工作。
潘文郁脱离革命工作，隐居译书后，党中央并没有忘记他的才能。中共北方局特科后来找到他，希望他能重新为党工作，他欣然接受了，再次成为党的秘密党员。后来，他在黎天才的引荐下，来到张学良身边，成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张学良到武汉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时，也把他带到了武汉。潘文郁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向周恩来负责的北平特科传递了大量情报，特科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这些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文郁的精明干练深得张学良的赏识，渐渐与之成为了朋友。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在搜查中，发现了部分尚未销毁的红军文件，其中有潘文郁提供的一份鄂豫皖“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手抄本。如此绝密文件被泄露出去，蒋介石极为震惊，严令彻查。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被捕，随即变节，出卖了潘文郁。得知消息，蒋介石震怒，亲自手书电报给张学良，要他立即将潘文郁处决，并将涉嫌的黎天才等人一并押解到南京待审。
张学良爱才，他深知潘文郁才华出众，如果因此殒命实在可惜，所以想竭力保住他的性命。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复电蒋介石：“此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不为所动，仍严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更因担心张学良作伪欺骗，还派了他的参谋长钱大钧来监视张学良处决潘文郁。
几经努力，张学良终究无法保全潘文郁。行刑前，张学良沉痛地对潘文郁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徐家棚从容就义。
潘文郁牺牲后，张学良痛心疾首，他曾心情悲痛地感慨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1988年6月，国家民政部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
张宁据《党史纵横》斯夫度整理
潘文郁，又名潘东周，1906年4月4日出生在湖北襄阳东津湾。他曾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1926年，他被中共武汉地委选中，同伍修权等11人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了大会翻译。在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他又担任了周恩来的翻译。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潘文郁奉命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红旗日报》的副主编。1930年7月，中央决定合并党中央、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机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潘文郁是14名委员之一。
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安排在《红旗日报》当编辑，在潘文郁手下工作。1930年1月，王明在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会议时被捕。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他却在慌忙中买通了看押他的一个印度巡捕，送信给潘文郁，请求营救，还在信中询问了有关同志的地址。王明此举严重违反了党的保密原则。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潘文郁接信后，迅速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随即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转移了所有王明掌握的党中央机关人员，并更改联络方式和地点，后来，王明被共产国际的米夫保释出狱，回来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在受到纪律处分后，竟迁怒于潘文郁，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竟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名义上是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却是王明大权独揽。很快，潘文郁就被解除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一个月后，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形势严峻，潘文郁奉命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干事。
1931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被捕，随即被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在接受审讯时，他被叛变的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指认，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后来，他在法庭上填了表，声明今后不再干革命，但马列主义信仰不变。出狱后，他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的一个亲戚家里，埋头翻译《资本论》。他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分册，连同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
潘文郁与黎天才私交甚好。黎天才早年是中共党员，曾长期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天才为人头脑灵活，才干过人，当时是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并负责情报工作。
潘文郁脱离革命工作，隐居译书后，党中央并没有忘记他的才能。中共北方局特科后来找到他，希望他能重新为党工作，他欣然接受了，再次成为党的秘密党员。后来，他在黎天才的引荐下，来到张学良身边，成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张学良到武汉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时，也把他带到了武汉。潘文郁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向周恩来负责的北平特科传递了大量情报，特科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这些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文郁的精明干练深得张学良的赏识，渐渐与之成为了朋友。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在搜查中，发现了部分尚未销毁的红军文件，其中有潘文郁提供的一份鄂豫皖“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手抄本。如此绝密文件被泄露出去，蒋介石极为震惊，严令彻查。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被捕，随即变节，出卖了潘文郁。得知消息，蒋介石震怒，亲自手书电报给张学良，要他立即将潘文郁处决，并将涉嫌的黎天才等人一并押解到南京待审。
张学良爱才，他深知潘文郁才华出众，如果因此殒命实在可惜，所以想竭力保住他的性命。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复电蒋介石：“此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不为所动，仍严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更因担心张学良作伪欺骗，还派了他的参谋长钱大钧来监视张学良处决潘文郁。
几经努力，张学良终究无法保全潘文郁。行刑前，张学良沉痛地对潘文郁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徐家棚从容就义。
潘文郁牺牲后，张学良痛心疾首，他曾心情悲痛地感慨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1988年6月，国家民政部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
张宁据《党史纵横》斯夫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