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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6～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者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约70人，提交论文40余篇。与会者就如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化的进程：第一次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第二次是在世纪之交。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江西师范大学李才义副教授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动过程体现了中美间相互纠缠的利益与矛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回顾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认为这些调整都基于对当时国际格局与时代的战略理解。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等总结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10年中《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分析了中美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初暂时的“现实主义”选择下的均衡局面，到冷战格局缓和后两者在制度、意识形态等“理想主义”层面分歧影响下的碰撞局面的过程，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二)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合作与冲突
东亚地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的地区，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分析了中美两国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她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其作用是非主导性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传统战略确定了其对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影响。美国既不愿让多边合作打破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也不想置身于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进程之外。中美应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点，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合作机制。西南财经大学讲师陈宗权从国家互动模式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建交前后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互动的情形和建交对两国互动模式转化的影响，认为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和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副教授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已成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顾国平等基于2004年7月到2008年7月4年间美、中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了双方话语所体现的各自立场和政策及其背后的原因。
(三)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表面与实质
中山大学历史系朱卫斌教授根据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回顾和探讨了基辛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对中方所作的保证与承诺，认为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相关表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黎家勇副教授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分析指出，美国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既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也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该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法律效力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西安外国语大学张广秦教授比较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指出虽然中美双方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双方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实质目标并不一致。
(四)多元中美关系：从军事安全到人文交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军事交流的统计数据，认为中美军事交流在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经常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且中美两军的实质性交流少于接触性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认为，“责任论”与“威胁论”掩盖下的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助长了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性政策。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马秀山分析了中美建交3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发展，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教授以2009年7月美国公布的《五轴同步数控机床关键技术评估报告》为案例，评析了奥巴马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最新动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根据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对华环境、能源战略和政策是融合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框架中。王联合副教授认为中美在能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在评论中指出，在当前中美有关能源问题的争论中，中国对“污染权”的争取对于目前的国情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这不应是常态。她认为中美应争取更多合作，中国尤其应争取美国的新技术援助。
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以具体实例和数据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民间关系领域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层次日益分明的发展趋势。西南大学讲师王勇等分析了美国地方政府通过人员互访、建立友好城市或州省关系、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谢韬副教授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的对华反应。熊志勇认为，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但发展趋势是缓缓向好的。谢韬利用芝加哥外交委员会及其他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倾向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
在文化关系方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徐寅透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了中美文化交流存在不对称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芸芸认为与美国“自由”与“天赋使命感”影响下的“二元对立论”的世界观不同，中国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次完善。
(五)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第110届国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反应，指出国会在中美贸易、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对白宫对华政策的牵制更加突出。
与会者还就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现实的外交政策，中美之间既有的对话机制为双边协商沟通提供了平台，全球性议题上升到了双边关系的中心，双方都努力不让分歧主导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比以前更趋平稳。
资中筠分析了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她认为，过去苏联因素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后台湾因素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台湾问题退居到次要位置。现在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未来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美国就不会将中国作为第一对手，中美关系将不会出现倒退，但是台湾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美国出现衰落，则对中国不利，因为美国是个危机感非常强的国家，它往往会夸大其危机；如果中美两国都发展良好，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中美相互依赖会越来越紧密，中国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其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美意识形态差距。此外，国际环境越呈现多元化发展越有利于控制中美之间的冲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把握中美关系一看时代，即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二看发展，即中美各自的国内发展；三看挑战，即中美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及如台湾和西藏等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何避免对抗。
与会者还回顾了汪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及中美关系研究的杰出贡献。
(一)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化的进程：第一次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第二次是在世纪之交。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江西师范大学李才义副教授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动过程体现了中美间相互纠缠的利益与矛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回顾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认为这些调整都基于对当时国际格局与时代的战略理解。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等总结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10年中《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分析了中美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初暂时的“现实主义”选择下的均衡局面，到冷战格局缓和后两者在制度、意识形态等“理想主义”层面分歧影响下的碰撞局面的过程，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二)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合作与冲突
东亚地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的地区，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分析了中美两国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她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其作用是非主导性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传统战略确定了其对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影响。美国既不愿让多边合作打破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也不想置身于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进程之外。中美应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点，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合作机制。西南财经大学讲师陈宗权从国家互动模式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建交前后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互动的情形和建交对两国互动模式转化的影响，认为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和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副教授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已成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顾国平等基于2004年7月到2008年7月4年间美、中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了双方话语所体现的各自立场和政策及其背后的原因。
(三)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表面与实质
中山大学历史系朱卫斌教授根据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回顾和探讨了基辛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对中方所作的保证与承诺，认为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相关表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黎家勇副教授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分析指出，美国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既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也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该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法律效力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西安外国语大学张广秦教授比较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指出虽然中美双方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双方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实质目标并不一致。
(四)多元中美关系：从军事安全到人文交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军事交流的统计数据，认为中美军事交流在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经常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且中美两军的实质性交流少于接触性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认为，“责任论”与“威胁论”掩盖下的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助长了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性政策。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马秀山分析了中美建交3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发展，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教授以2009年7月美国公布的《五轴同步数控机床关键技术评估报告》为案例，评析了奥巴马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最新动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根据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对华环境、能源战略和政策是融合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框架中。王联合副教授认为中美在能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在评论中指出，在当前中美有关能源问题的争论中，中国对“污染权”的争取对于目前的国情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这不应是常态。她认为中美应争取更多合作，中国尤其应争取美国的新技术援助。
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以具体实例和数据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民间关系领域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层次日益分明的发展趋势。西南大学讲师王勇等分析了美国地方政府通过人员互访、建立友好城市或州省关系、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谢韬副教授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的对华反应。熊志勇认为，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但发展趋势是缓缓向好的。谢韬利用芝加哥外交委员会及其他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倾向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
在文化关系方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徐寅透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了中美文化交流存在不对称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芸芸认为与美国“自由”与“天赋使命感”影响下的“二元对立论”的世界观不同，中国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次完善。
(五)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第110届国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反应，指出国会在中美贸易、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对白宫对华政策的牵制更加突出。
与会者还就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现实的外交政策，中美之间既有的对话机制为双边协商沟通提供了平台，全球性议题上升到了双边关系的中心，双方都努力不让分歧主导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比以前更趋平稳。
资中筠分析了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她认为，过去苏联因素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后台湾因素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台湾问题退居到次要位置。现在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未来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美国就不会将中国作为第一对手，中美关系将不会出现倒退，但是台湾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美国出现衰落，则对中国不利，因为美国是个危机感非常强的国家，它往往会夸大其危机；如果中美两国都发展良好，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中美相互依赖会越来越紧密，中国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其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美意识形态差距。此外，国际环境越呈现多元化发展越有利于控制中美之间的冲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把握中美关系一看时代，即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二看发展，即中美各自的国内发展；三看挑战，即中美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及如台湾和西藏等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何避免对抗。
与会者还回顾了汪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及中美关系研究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