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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文物的丰富程度，还是从遗址的分布范围上讲，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都可算作文物大省。大，必有其利弊。广布戈壁荒漠、深山大壑的众多遗迹遗址，就是新疆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
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重大文物盗窃案的发生则再次触痛了新疆文物保护的软肋，也让新疆、乃至全国文博界的专家学者痛楚不已。
“小机构”保护大遗址力不从心
和田策勒县达玛沟的声名远播源于一个牧童不经意的一脚踢出的重大“发现”。随后展开的考古调查，则是既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盗挖百年之后，完全由我国考古学家进行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相继在这片沙包连绵的荒芜之地发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小、最精美的殿堂式佛寺，以及南北方向延绵近100公里的佛教遗址建筑群，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国家一二级文物，小佛寺遗址的发现在当年还被列为中国考古七大发现之一。
然而，随着达玛沟知名度的日渐提升，埋藏在沙漠深处的遗址盗挖情况也愈加严重，盗贼的破坏和损失远甚于百年前西方探险家的盗挖抢掠，他们的手段越来越先进，摩托车、数码相机、海事卫星等成为盗窃的辅助工具，破坏也更加彻底，挖掘机、拖拉机，除了能带走，其余地面残留物全部荡平，使多处珍贵的千年遗址毁于一旦。
这让策勒县又尴尬又焦虑。尴尬的是，专家学者眼中的“佛法汇聚”之地发生如此重大盗窃案，焦虑的是早就发现有盗窃痕迹，却因为保护力量的薄弱、资金的严重匮乏而无法实施有效管护。
策勒县虽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连续两任县党委领导均高度重视遗址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发掘和保护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文物局也给予高度关注，多位领导前往现场考察，但文物保护面临的挑战依旧是越来越严峻，“小机构”管理大遗址的种种窘境依然逼人。
策勒县文体局局长亚热·艾提努尔告诉记者，县文管所隶属于县文体局，受编制所限，仅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而达玛沟小佛寺博物馆则根本没有编制，只能抽调文管所干部临时承担小佛寺周边不足5平方公里的看管和巡护的基本任务。对于南北绵延百公里范围内的大型遗址群的保护，文体局只能挑选距遗址较近的农户代为看管，由县里为他们解决公益性岗位和工资，以增加文物保护的民间力量和积极性。
临时手段无法破解保护难题
策勒县采用的管护的方式正是目前新疆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显然，它并不能成为破解新疆文物保护尴尬局面的有效途径。
达玛沟小佛寺博物馆的临时工阿布拉艾杰甫告诉记者，“博物馆临时工的工作太耗时间、太辛苦、太寂寞，而且农忙的时候不仅照顾不了地里的活儿，家里还得花钱请别人帮忙，远不如外出打工赚的钱多，不少人已经在打退堂鼓。
这让局长亚热·艾提努尔十分无奈，公益性岗位的工资已经是县里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挤出来的，但一年下来这些临时看管员的工资远远比不上一般农民的收入。“所以这条途径不能长久有效的解决遗址保护难题。”
不仅如此，记者从当地公安部门还了解到，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个别曾经为文保部门开展文物普查当过向导的人竟演变为专为盗贼引路掘墓的帮凶。在这次达玛沟重大文物盗窃案中，公安机关就抓获了这样一个多次带领盗贼潜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盗挖古遗址、古墓地的“黑心向导”。
据一位新疆文博界的业内人士介绍，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遗迹遗址分散、守护条件极其恶劣艰苦，不少地方对盗挖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遗址就是在这样被动的局面下被盗挖一空，加之打击力量不够，盗窃现象屡禁不止。
文物保护不能“跳独舞”
在文物保护方面，新疆与内地省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独特性，即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属性之外，还有着政治属性、民族属性、边疆属性、战场属性等。新疆文物局局长盛春寿解读说，这是新疆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所以加强新疆的文物保护工作才显得更为迫切。
据了解。自2002年以来，国家开始逐年加大对新疆文物保护维修与抢救的投入，大项目的保护经费逐年增多加大。如近年来新疆相继开展的新疆丝绸之路大项目保护、坎儿井保护、吐鲁番吐屿沟大遗址发掘保护、艾提尕尔清真寺修缮保护等等，都是在专项经费的保障下进行的抢救修缮和研究工作。
但由于专款专用，大量淹没在沙漠、高原之上的尚未列入保护项目的遗迹遗址的管护运行费用和人工费用缺乏，新疆著名的楼兰古城、米兰古城、小河墓地等均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些遗址的日常维护同样面临着策勒达玛沟管护的尴尬。
新疆野外大遗址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的文化遗址，怎么保护?新疆的文物保护力量整体还处于一个薄弱的状态，一面是广布天山南北的遗迹遗址的“新发现”在不断刷新；另一方面是保护经费，尤其是遗迹遗址所在地文保经费的严重不足，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障碍，“保护难”现状亟待破题。
令人欣慰的是，“十二五”期间，新疆要给基层文保单位配好配强设施设备，加速开展新疆文化遗产的人才资源及场馆建设，达玛沟佛教遗址也已经作为“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来推进，自治区和当地持续的投入也已经解决了小佛寺博物馆核心区域的有效看护。
针对达玛沟大型佛教建筑遗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队长巫新华博士建议，应该创新机制，加速推进特殊地区佛教遗址的保护，可在达玛沟成立“环塔里木盆地佛教研究中心”，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保护持续给力；引进企业参与旅游开发，在佛寺遗址旁边复原旅游性质的佛教建筑，而非宗教场所的重建，“这样不仅可以大大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解决就业，还可以重现当地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历史原貌。”
文物保护“跳独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疆的文物保护还需尽快摆脱“救火员”的尴尬，与多部门协调，共同保护，利用历史遗产，福泽后辈。
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重大文物盗窃案的发生则再次触痛了新疆文物保护的软肋，也让新疆、乃至全国文博界的专家学者痛楚不已。
“小机构”保护大遗址力不从心
和田策勒县达玛沟的声名远播源于一个牧童不经意的一脚踢出的重大“发现”。随后展开的考古调查，则是既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盗挖百年之后，完全由我国考古学家进行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相继在这片沙包连绵的荒芜之地发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小、最精美的殿堂式佛寺，以及南北方向延绵近100公里的佛教遗址建筑群，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国家一二级文物，小佛寺遗址的发现在当年还被列为中国考古七大发现之一。
然而，随着达玛沟知名度的日渐提升，埋藏在沙漠深处的遗址盗挖情况也愈加严重，盗贼的破坏和损失远甚于百年前西方探险家的盗挖抢掠，他们的手段越来越先进，摩托车、数码相机、海事卫星等成为盗窃的辅助工具，破坏也更加彻底，挖掘机、拖拉机，除了能带走，其余地面残留物全部荡平，使多处珍贵的千年遗址毁于一旦。
这让策勒县又尴尬又焦虑。尴尬的是，专家学者眼中的“佛法汇聚”之地发生如此重大盗窃案，焦虑的是早就发现有盗窃痕迹，却因为保护力量的薄弱、资金的严重匮乏而无法实施有效管护。
策勒县虽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连续两任县党委领导均高度重视遗址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发掘和保护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文物局也给予高度关注，多位领导前往现场考察，但文物保护面临的挑战依旧是越来越严峻，“小机构”管理大遗址的种种窘境依然逼人。
策勒县文体局局长亚热·艾提努尔告诉记者，县文管所隶属于县文体局，受编制所限，仅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而达玛沟小佛寺博物馆则根本没有编制，只能抽调文管所干部临时承担小佛寺周边不足5平方公里的看管和巡护的基本任务。对于南北绵延百公里范围内的大型遗址群的保护，文体局只能挑选距遗址较近的农户代为看管，由县里为他们解决公益性岗位和工资，以增加文物保护的民间力量和积极性。
临时手段无法破解保护难题
策勒县采用的管护的方式正是目前新疆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显然，它并不能成为破解新疆文物保护尴尬局面的有效途径。
达玛沟小佛寺博物馆的临时工阿布拉艾杰甫告诉记者，“博物馆临时工的工作太耗时间、太辛苦、太寂寞，而且农忙的时候不仅照顾不了地里的活儿，家里还得花钱请别人帮忙，远不如外出打工赚的钱多，不少人已经在打退堂鼓。
这让局长亚热·艾提努尔十分无奈，公益性岗位的工资已经是县里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挤出来的，但一年下来这些临时看管员的工资远远比不上一般农民的收入。“所以这条途径不能长久有效的解决遗址保护难题。”
不仅如此，记者从当地公安部门还了解到，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个别曾经为文保部门开展文物普查当过向导的人竟演变为专为盗贼引路掘墓的帮凶。在这次达玛沟重大文物盗窃案中，公安机关就抓获了这样一个多次带领盗贼潜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盗挖古遗址、古墓地的“黑心向导”。
据一位新疆文博界的业内人士介绍，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遗迹遗址分散、守护条件极其恶劣艰苦，不少地方对盗挖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遗址就是在这样被动的局面下被盗挖一空，加之打击力量不够，盗窃现象屡禁不止。
文物保护不能“跳独舞”
在文物保护方面，新疆与内地省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独特性，即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属性之外，还有着政治属性、民族属性、边疆属性、战场属性等。新疆文物局局长盛春寿解读说，这是新疆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所以加强新疆的文物保护工作才显得更为迫切。
据了解。自2002年以来，国家开始逐年加大对新疆文物保护维修与抢救的投入，大项目的保护经费逐年增多加大。如近年来新疆相继开展的新疆丝绸之路大项目保护、坎儿井保护、吐鲁番吐屿沟大遗址发掘保护、艾提尕尔清真寺修缮保护等等，都是在专项经费的保障下进行的抢救修缮和研究工作。
但由于专款专用，大量淹没在沙漠、高原之上的尚未列入保护项目的遗迹遗址的管护运行费用和人工费用缺乏，新疆著名的楼兰古城、米兰古城、小河墓地等均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些遗址的日常维护同样面临着策勒达玛沟管护的尴尬。
新疆野外大遗址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的文化遗址，怎么保护?新疆的文物保护力量整体还处于一个薄弱的状态，一面是广布天山南北的遗迹遗址的“新发现”在不断刷新；另一方面是保护经费，尤其是遗迹遗址所在地文保经费的严重不足，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障碍，“保护难”现状亟待破题。
令人欣慰的是，“十二五”期间，新疆要给基层文保单位配好配强设施设备，加速开展新疆文化遗产的人才资源及场馆建设，达玛沟佛教遗址也已经作为“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来推进，自治区和当地持续的投入也已经解决了小佛寺博物馆核心区域的有效看护。
针对达玛沟大型佛教建筑遗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队长巫新华博士建议，应该创新机制，加速推进特殊地区佛教遗址的保护，可在达玛沟成立“环塔里木盆地佛教研究中心”，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保护持续给力；引进企业参与旅游开发，在佛寺遗址旁边复原旅游性质的佛教建筑，而非宗教场所的重建，“这样不仅可以大大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解决就业，还可以重现当地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历史原貌。”
文物保护“跳独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疆的文物保护还需尽快摆脱“救火员”的尴尬，与多部门协调，共同保护，利用历史遗产，福泽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