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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林·加兰的短篇集《大路条条》（1891）因用现实主义笔墨记录美国十九世纪末叶约三十年的西部拓荒历史而在美国文坛上做出了特殊贡献。对于这个被当初芝加哥文学编辑寇克兰称为“美国小说中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约翰·E·黑金斯的论文曾总结说：“加兰不是一个伟大或者说独一无二的作家。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平常或者说有点平凡的美国人。但不管他的局限性有多少，他都是一个可爱、正派、富有同情心的人，就像批评家们对他最出色的短篇小说所作的赞扬，他和他的小说都坦率、真诚、充满怜悯之心。”换个角度看，加兰坚定地基于农民、传统和写真的小说创作，对于我们更好地审思和体会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城乡现代化的迅猛进程和社会人情的巨大变迁，也具有特殊的参照价值。
《大路条条》的第二个故事《兄弟》（又名《来到山谷》）描写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哥哥霍华德在东部城市谋发展，十年没有回西部老家。终于在自感地位稳定、拥有“辉煌成就”后衣锦还乡，结果发现自己与在家务农的弟弟和年迈的妈妈已经有了太多的疏离和陌生感。小说通过城乡之间的这样一次互访和相望，展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交织着深情惦念与长久恩怨的亲情与交流。
哥哥霍华德此次回乡正值三十五岁，不仅已多年未回家，而且因为年迈的母亲已经不再能提笔写信，他近年来也一直都没有空闲给妈妈和弟弟写信，因为他在城里的身份是演员兼剧作家，自己感觉一人在外工作与发展的压力很大。如今终于坐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远远地望着车窗外与城市喧闹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景色，宁静庄严、如诗如画，不由地浮想联翩和感慨不已，创作新剧新诗的灵感也频频袭来，他心头是一阵阵的喜悦和欣然。然而，下火车走上了通往故园的小道，他所看到乡村社会的真情与近景，就迅速地打破了先前的浪漫遐想和对迷人风景的意蕴随想。弟弟格兰特对他的到来满不在乎和冷眼相望，弟媳劳拉也在言谈中流露出压抑多年的对生活的不满和抱怨。母亲虽然为他的到来泪流满面、激动不已，精神和身体都突然地好了许多，但也毕竟常年生活在缺乏相互温暖和安慰的家庭气氛之中，外表早已是风烛残年、对未来也已心灰意懒；只有十四岁的侄儿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城里来的稀客，为这个家庭保持着原始而又质朴的活跃和生气。最让弟弟和母亲伤痛的是，三年前他们被迫出售了自家的老房子和经营多年的农场，如今的居所条件十分简陋而且拥挤不堪。
弟弟格兰特很快就提及三年前出售祖屋时曾寄往城市的一封求助信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因此对哥哥发出简短而又充满气愤的指责，而霍华德却为自己旅途劳累后竟在家中得不到一张舒适床铺好好休息，带来的衣物穿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都显得不协调，吃到的食物和耳边不绝的蚊蝇声仿佛都让人有点坐卧不宁而感到莫名的委屈和惶惑。由于弟弟每天都有无数的劳作要去承担和完成，根本无暇陪他说话，霍华德只能匆忙而又断断续续地向家人表白：其实那时我实在太忙了，看到信的内容时已经太晚了，“其实我挣的钱也不多”，况且这次来，“我”也已经买了一堆名贵的礼物会送给每一个家人。
相对而言，在家忙于各种杂务的弟媳劳拉是霍华德更多的交谈和观察对象。“我讨厌农村生活。这种生活就是无尽的烦恼，烦恼，再就是不停地干活儿”；当劳拉不断地用愤怒的语气抱怨时，霍华德感觉“她不了解，为了在这个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城市里的男男女女也跟农村的人一样，必须耗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但是他什么也不说，因为他担心他若那样说了，“这女人完全有理由把洗碗布扔在他脸上。他什么也不能说”。于是他发现劳拉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与丈夫的哥哥说话，她只是太需要有人倾诉一下、需要有人愿意理解和同情她。霍华德在不断地用笔记录下自己听着劳拉唠叨后所产生的联想和思考之后，感觉心情得到了平静，于是也去询问母亲，为什么弟弟见到自己竟然是那样的不快。母亲告诉他说，格兰特已经把不断地干活当作他唯一生存的办法，他变得越消沉和闷闷不乐，眼看都要疯了。
于是霍华德开始寻找一双能踩着泥浆走路的鞋子去畜棚那里。当他更近距离地看到弟弟极其艰辛的劳作和生活环境、看到乡村挥之不去的闭塞、落后、贫瘠和孤寂气氛，看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已经外出打工和独立发展之后，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城里其实早已经“生活得很好”，自己为什么会让家人感到有一种“臭架子”，自己买给母亲和弟弟一家人的“贵重礼物”都是多么地可笑和不合适。这个时候的霍华德也想起当年自己是因为父母安排先受了教育，所以才得以后来到大城市发展；而小小年纪就必须承担家庭农场主要劳动的弟弟格兰特，就只好将自己的一生留在了贫困的山沟。
眼看弟弟和母亲一样，一生都将是无休止的劳累和无希望无快乐的人生时，霍华德终于心生愧疚、想到要尽力补偿自己因自私和忘却所犯下的大错。他也联想到自己能在城里发展是因为常有“贵人”帮助，于是决定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去买回家庭原有的房屋和田产。但就在这个努力过程中，村里的老邻居们对他们家进行了一场欢迎贵客的“突然袭击”，也就是为远方归来的游子举办了一场露天的即兴晚会，大家在聚会中端来了各家的食品和自制的饮品，有歌有舞，兴致勃勃。一位老乡亲还拉起了多年没有触摸的小提琴，让晚会气氛十分热烈。但霍华德还是以专业的耳朵听出那些乡亲们拉出的乐曲中有无法名状的忧郁，那些女人们看上去都更显苍老和忧虑，那些男人们则大都阴沉着他们严肃的眼睛，因为视觉的对比和音乐都更加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悲剧感和悲怆情绪。霍华德发现自己起码可以通过写作来平息自己的心情，但老家的乡亲们其实是无法向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尽管他们的内心大都藏着太多的话语和复杂的思绪。
在小说的结尾，霍华德满怀愧疚地请求母亲和弟弟原谅，他承认他在城里的生活不仅其实很成功、其实已经很好，而且更真实的情况是：自己还花钱买画、出资养马，甚至还买了一艘私人游艇；自己为了能与一帮人混在一起，能经常外出旅游、度假和避暑，总是觉得自己挣的钱还不够多……他承认其实私下里也经常会想到母亲和弟弟，一想起来“心就痛得要命”，但他也早已经发明了一套理论安慰自己和帮助自己忘掉一切。比如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先继续努力、发达起来，然后再去帮助家人；否则只会再多一个痛苦的家庭成员……霍华德向弟弟道出了真诚的忏悔之意，并希望他们不仅能接受自己的口头道歉，而且要接受自己在经济上心甘情愿的解囊帮助。但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弟弟在握住了哥哥伸出的手、接受了他的真诚道歉后，对他想要弥补的意愿却态度坚定地回答说：“你现在帮不了我了。太晚了！” 确实，就像小说中内心坚强的母亲曾说的：“如果我们更有头脑，我们也能成功！”加兰并没有将小说中留守乡村的弟弟格兰特写成一个太受冤屈或太倒霉的特殊人物，相反，他让我们看出他是那个西部拓荒时代、经济开发起步阶段的一个普通人，他是那些人数众多的失意者和所谓“失败者”之一。在那些缺乏前期经验与缺乏有效指导的探索和拓荒过程中，在那些越来越基于教育、技术、眼界、实力和机遇的无情竞争之中，格兰特一家不过是少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是那个通过市场机制让自然改天换地、让国家经济腾飞的时代必然会造就的一个人群和一代人的命运。但即使是这样，加兰小说想表达的重要观点就是：成功的城里人和文化人霍华德与在家务农挣不到钱的农村人格兰特，他们是“亲人”和“手足兄弟”！他们的成败得失和自我反省，必然将汇在一起，共同构成这个国家的这段历史，共同形成这个民族的新时期精神历程。
所以，小说中城乡两兄弟的鲜明对比的外在形象，反映的是这个“经济腾飞”时期国家形象的两类特征：“一个皮肤白净，嘴唇丰满，衣着整洁漂亮；另一个却悲惨、阴郁、情绪低落”。在这次见面的最后告别时刻，弟弟格兰特可能显得更加弱势和缺乏希望，但是，正如哈姆林·加兰所洞悉的，格兰特对哥哥清醒地说：“金钱现在已经不能给我机会了”，他说这话时声音非常严肃。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已经太大了，生活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格兰特在结尾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充满了悲剧性情绪，但用坚定语气表达的又是他的一种自我认识和勇敢面对。他十分理性地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再是钱了，也不再可能去放弃农村的劳作和去城里享受晚年了，他需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和同情，所以他接住了兄弟伸过来的表示道歉的手，但拒绝了他想继而汇过来接济家用的钱。此时此刻，金钱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甚至多少伤害到了他的尊严。也许，霍华德的这次回家，也深刻地刺激和教育了格兰特和家人，他们在哥哥离开后，将会有新的努力目标和继续向前奋斗的勇气。
哈姆林·加兰写道：格兰特又长又大的古铜色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皱纹，犹如老兵脸上的刀痕，记录着他历经的百战”。加兰希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一类人群的毕生奋斗和默默贡献，看到这个国家曾经通过他的众多普通人、通过他们一生的探险和努力，通过他们在打拼中失去的青春与梦想，向整体的国民经济繁荣支付了沉重代价，他希望后人们对这些曾经筋疲力尽、继而无法重新开始的人，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感激、承认和尊重。
唯有做到这样，我们才可能说现代的乡村并不仅有淳朴、宁静和温馨，城市的喧嚣、冷漠和挤兑也一样会发生在不断现代化的乡村；我们才可能说乡村并不仅是城市人周末消闲解闷的去处，也不仅是成功人士精神疲惫后可以去停靠的驿站，乡村也一样可能是散发现代生存焦虑的变幻时空和精神世界；我们对故土和古风的眷恋，一定要与我们真诚的城乡交流和真正的精神追求相伴随，才会摆脱各自可能的困惑和迷失，才能获得相互间彼此尊重和理解的情感慰藉，才能获得共同拥有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踏实感。
《大路条条》的第二个故事《兄弟》（又名《来到山谷》）描写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哥哥霍华德在东部城市谋发展，十年没有回西部老家。终于在自感地位稳定、拥有“辉煌成就”后衣锦还乡，结果发现自己与在家务农的弟弟和年迈的妈妈已经有了太多的疏离和陌生感。小说通过城乡之间的这样一次互访和相望，展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交织着深情惦念与长久恩怨的亲情与交流。
哥哥霍华德此次回乡正值三十五岁，不仅已多年未回家，而且因为年迈的母亲已经不再能提笔写信，他近年来也一直都没有空闲给妈妈和弟弟写信，因为他在城里的身份是演员兼剧作家，自己感觉一人在外工作与发展的压力很大。如今终于坐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远远地望着车窗外与城市喧闹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景色，宁静庄严、如诗如画，不由地浮想联翩和感慨不已，创作新剧新诗的灵感也频频袭来，他心头是一阵阵的喜悦和欣然。然而，下火车走上了通往故园的小道，他所看到乡村社会的真情与近景，就迅速地打破了先前的浪漫遐想和对迷人风景的意蕴随想。弟弟格兰特对他的到来满不在乎和冷眼相望，弟媳劳拉也在言谈中流露出压抑多年的对生活的不满和抱怨。母亲虽然为他的到来泪流满面、激动不已，精神和身体都突然地好了许多，但也毕竟常年生活在缺乏相互温暖和安慰的家庭气氛之中，外表早已是风烛残年、对未来也已心灰意懒；只有十四岁的侄儿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城里来的稀客，为这个家庭保持着原始而又质朴的活跃和生气。最让弟弟和母亲伤痛的是，三年前他们被迫出售了自家的老房子和经营多年的农场，如今的居所条件十分简陋而且拥挤不堪。
弟弟格兰特很快就提及三年前出售祖屋时曾寄往城市的一封求助信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因此对哥哥发出简短而又充满气愤的指责，而霍华德却为自己旅途劳累后竟在家中得不到一张舒适床铺好好休息，带来的衣物穿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都显得不协调，吃到的食物和耳边不绝的蚊蝇声仿佛都让人有点坐卧不宁而感到莫名的委屈和惶惑。由于弟弟每天都有无数的劳作要去承担和完成，根本无暇陪他说话，霍华德只能匆忙而又断断续续地向家人表白：其实那时我实在太忙了，看到信的内容时已经太晚了，“其实我挣的钱也不多”，况且这次来，“我”也已经买了一堆名贵的礼物会送给每一个家人。
相对而言，在家忙于各种杂务的弟媳劳拉是霍华德更多的交谈和观察对象。“我讨厌农村生活。这种生活就是无尽的烦恼，烦恼，再就是不停地干活儿”；当劳拉不断地用愤怒的语气抱怨时，霍华德感觉“她不了解，为了在这个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城市里的男男女女也跟农村的人一样，必须耗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但是他什么也不说，因为他担心他若那样说了，“这女人完全有理由把洗碗布扔在他脸上。他什么也不能说”。于是他发现劳拉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与丈夫的哥哥说话，她只是太需要有人倾诉一下、需要有人愿意理解和同情她。霍华德在不断地用笔记录下自己听着劳拉唠叨后所产生的联想和思考之后，感觉心情得到了平静，于是也去询问母亲，为什么弟弟见到自己竟然是那样的不快。母亲告诉他说，格兰特已经把不断地干活当作他唯一生存的办法，他变得越消沉和闷闷不乐，眼看都要疯了。
于是霍华德开始寻找一双能踩着泥浆走路的鞋子去畜棚那里。当他更近距离地看到弟弟极其艰辛的劳作和生活环境、看到乡村挥之不去的闭塞、落后、贫瘠和孤寂气氛，看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已经外出打工和独立发展之后，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城里其实早已经“生活得很好”，自己为什么会让家人感到有一种“臭架子”，自己买给母亲和弟弟一家人的“贵重礼物”都是多么地可笑和不合适。这个时候的霍华德也想起当年自己是因为父母安排先受了教育，所以才得以后来到大城市发展；而小小年纪就必须承担家庭农场主要劳动的弟弟格兰特，就只好将自己的一生留在了贫困的山沟。
眼看弟弟和母亲一样，一生都将是无休止的劳累和无希望无快乐的人生时，霍华德终于心生愧疚、想到要尽力补偿自己因自私和忘却所犯下的大错。他也联想到自己能在城里发展是因为常有“贵人”帮助，于是决定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去买回家庭原有的房屋和田产。但就在这个努力过程中，村里的老邻居们对他们家进行了一场欢迎贵客的“突然袭击”，也就是为远方归来的游子举办了一场露天的即兴晚会，大家在聚会中端来了各家的食品和自制的饮品，有歌有舞，兴致勃勃。一位老乡亲还拉起了多年没有触摸的小提琴，让晚会气氛十分热烈。但霍华德还是以专业的耳朵听出那些乡亲们拉出的乐曲中有无法名状的忧郁，那些女人们看上去都更显苍老和忧虑，那些男人们则大都阴沉着他们严肃的眼睛，因为视觉的对比和音乐都更加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悲剧感和悲怆情绪。霍华德发现自己起码可以通过写作来平息自己的心情，但老家的乡亲们其实是无法向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尽管他们的内心大都藏着太多的话语和复杂的思绪。
在小说的结尾，霍华德满怀愧疚地请求母亲和弟弟原谅，他承认他在城里的生活不仅其实很成功、其实已经很好，而且更真实的情况是：自己还花钱买画、出资养马，甚至还买了一艘私人游艇；自己为了能与一帮人混在一起，能经常外出旅游、度假和避暑，总是觉得自己挣的钱还不够多……他承认其实私下里也经常会想到母亲和弟弟，一想起来“心就痛得要命”，但他也早已经发明了一套理论安慰自己和帮助自己忘掉一切。比如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先继续努力、发达起来，然后再去帮助家人；否则只会再多一个痛苦的家庭成员……霍华德向弟弟道出了真诚的忏悔之意，并希望他们不仅能接受自己的口头道歉，而且要接受自己在经济上心甘情愿的解囊帮助。但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弟弟在握住了哥哥伸出的手、接受了他的真诚道歉后，对他想要弥补的意愿却态度坚定地回答说：“你现在帮不了我了。太晚了！” 确实，就像小说中内心坚强的母亲曾说的：“如果我们更有头脑，我们也能成功！”加兰并没有将小说中留守乡村的弟弟格兰特写成一个太受冤屈或太倒霉的特殊人物，相反，他让我们看出他是那个西部拓荒时代、经济开发起步阶段的一个普通人，他是那些人数众多的失意者和所谓“失败者”之一。在那些缺乏前期经验与缺乏有效指导的探索和拓荒过程中，在那些越来越基于教育、技术、眼界、实力和机遇的无情竞争之中，格兰特一家不过是少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是那个通过市场机制让自然改天换地、让国家经济腾飞的时代必然会造就的一个人群和一代人的命运。但即使是这样，加兰小说想表达的重要观点就是：成功的城里人和文化人霍华德与在家务农挣不到钱的农村人格兰特，他们是“亲人”和“手足兄弟”！他们的成败得失和自我反省，必然将汇在一起，共同构成这个国家的这段历史，共同形成这个民族的新时期精神历程。
所以，小说中城乡两兄弟的鲜明对比的外在形象，反映的是这个“经济腾飞”时期国家形象的两类特征：“一个皮肤白净，嘴唇丰满，衣着整洁漂亮；另一个却悲惨、阴郁、情绪低落”。在这次见面的最后告别时刻，弟弟格兰特可能显得更加弱势和缺乏希望，但是，正如哈姆林·加兰所洞悉的，格兰特对哥哥清醒地说：“金钱现在已经不能给我机会了”，他说这话时声音非常严肃。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已经太大了，生活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格兰特在结尾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充满了悲剧性情绪，但用坚定语气表达的又是他的一种自我认识和勇敢面对。他十分理性地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再是钱了，也不再可能去放弃农村的劳作和去城里享受晚年了，他需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和同情，所以他接住了兄弟伸过来的表示道歉的手，但拒绝了他想继而汇过来接济家用的钱。此时此刻，金钱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甚至多少伤害到了他的尊严。也许，霍华德的这次回家，也深刻地刺激和教育了格兰特和家人，他们在哥哥离开后，将会有新的努力目标和继续向前奋斗的勇气。
哈姆林·加兰写道：格兰特又长又大的古铜色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皱纹，犹如老兵脸上的刀痕，记录着他历经的百战”。加兰希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一类人群的毕生奋斗和默默贡献，看到这个国家曾经通过他的众多普通人、通过他们一生的探险和努力，通过他们在打拼中失去的青春与梦想，向整体的国民经济繁荣支付了沉重代价，他希望后人们对这些曾经筋疲力尽、继而无法重新开始的人，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感激、承认和尊重。
唯有做到这样，我们才可能说现代的乡村并不仅有淳朴、宁静和温馨，城市的喧嚣、冷漠和挤兑也一样会发生在不断现代化的乡村；我们才可能说乡村并不仅是城市人周末消闲解闷的去处，也不仅是成功人士精神疲惫后可以去停靠的驿站，乡村也一样可能是散发现代生存焦虑的变幻时空和精神世界；我们对故土和古风的眷恋，一定要与我们真诚的城乡交流和真正的精神追求相伴随，才会摆脱各自可能的困惑和迷失，才能获得相互间彼此尊重和理解的情感慰藉，才能获得共同拥有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踏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