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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7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泛美航空公司101号航班平稳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从飞机上走下四位留着齐耳卷发的男青年。早早守候在机场大厅内的三千余名美国青少年一片尖叫，他们终于看到了风靡大西洋世界的流行音乐偶像：“披头士”（“甲壳虫”乐队）。
他们身处的机场，几周前刚刚更名，以纪念两个多月前遇刺身亡的、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披头士”的到来，冲淡了美国年轻人失去政治偶像的伤痛。数千万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通过电视看到了这四位新生代和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创下了美国电视收视率之最。美国的少年留起了“披头士”式的刘海与卷发，女孩子们疯狂地爱上“披头士”的中性装扮与嗓音，当然，还有其歌声中的无羁与反叛。这一切，都让二战后出生、成长于富足郊区的一代年轻人兴奋不已，也令他们的长辈惊讶万分。他们惊呼，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十天后，“披头士”飞往佛罗里达参加另一场活动，正赶上迈阿密举办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赛。“披头士”本想跟卫冕拳王合张影，但是卫冕拳王不屑一顾地表示，他才不跟这些娘娘腔照相呢。举办方于是找到了挑战者，后来闻名于世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披头士与阿里一起走上拳台，十分配合地“倒在”阿里的拳下。浑身肌肉、阳刚十足的阿里，与身材瘦弱、顾盼生情的“披头士”形成鲜明对比。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如此不同的两类人，日后会成为美国青年反叛运动的偶像。更没有人预料到，一开始如此欢快的1964年，会成为美国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新起点，给美国社会带来无尽的困惑与冲突。
1964年夏天，一千余名来自美国各州的青年学生奔赴密西西比州，开展了为期十周的民权支教之旅。他们逐家逐户拜访黑人，动员他们登记为选民，参加投票;他们利用教堂、学校帮助黑人儿童识字、了解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南方，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自由之夏”运动。（参见胡晓进：《美国黑人的“自由之夏”》，《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其中一名志愿者，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名叫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他从“自由之夏”运动中获得的斗争经验，将点燃1964年的另一场学生政治运动。
那年秋天，二十二岁的萨维奥从密西西比返回加州伯克利，打算在校园内为“自由之夏”运动募集资金，但是校方禁止学生在校内开展政治活动。因为就在当年3月，伯克利校区的数百学生曾走出校园，为服务业的黑人争取平等就业、晋升权利，并因此冲击警察设置的纠察线，上百学生被捕，其中就包括马里奥。为了避免更多学生卷入政治运动，伯克利校方严禁学生社团在校内摆桌子、发传单、招募成员、筹集经费。但是，富有反叛精神的青年学生，不愿遵守校方的禁令，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在为国家的前途呐喊。自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美国的青年学生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有责任挺身而出，继承总统遗志，唤醒国人，完成未竟的民权事业。他们甚至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制造冲突，引起社会的关注。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1964年10月1日上午，伯克利校警准备强行带走在校园内聚众发表政治演说的学生领袖（事后证明，此人不是伯克利在校学生），更多学生闻讯而来，他们团团围住校警的汽车，架起麦克风，脱下鞋子，爬上车顶，发表演说，要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开启了美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这场学生与校警的对峙持续了三十二个小时，吸引了数千学生。马里奥带领学生代表与校方对话，最终迫使校方答应修改禁令，放开校园政治活动管制。然而，校方事后并未遵守承诺，反而将学生视为受共产主义蛊惑的狂热分子，极力压制学生的政治呼声。感恩节假期结束后，返校学生惊奇地发现，学校准备处分几名争取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12月2日，上千学生聚集在史普罗大楼（Sproul Hall）的台阶前，要求校方兑现承诺。面对群情激愤的同学，马里奥发表了一份名垂后世的演讲， 认为大学不是工厂，学生不是原材料，不应该将学生视为无思想、无需求的被加工对象。他号召学生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抵制校方的高压措施。演讲结束后，他们列队进入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史普罗大楼，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关。
马里奥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各地青年的支持，一年前，曾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中带领民众高唱《我们终将获胜》的琼·贝兹（Joan Baez）也前来声援。虽然马里奥后来被警察逮捕，但学生们的呼声最终还是有了回音。加州大学教授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学生们也获得了在史普罗大楼前发表政治见解的权利（马里奥去世后，他当年发表演说的地方，被命名为“马里奥·萨维奥之阶”）。
在占领史普罗大楼的过程中，琼·贝兹带领学生们再次唱起《我们终将获胜》。借助记者的镜头，这首歌也再次传遍全国，打动人心。数月后，林登·约翰逊总统赴国会发表演说，呼吁两院通过《投票权法》时，在演说结尾两次强调“我们终将获胜”。当时，马丁·路德·金等人正在筹备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第三次长途游行，在前两次不成功的游行中，黑人民权领袖们也是一路高唱《我们终将获胜》。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总统以他们的语言，表达出他们的心声时，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约翰逊所说的我们，含义更为广泛，作为一国总统，他希望看到的胜利，不仅仅是黑人的平等，更是民众的富足和社会的稳定。他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社会”。
1964年5月，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伟大社会”构想：继续向贫困宣战，推进新的民权立法，为民众提供住房、教育与医疗方面的保障。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延续了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的改革传统，希望在杜鲁门“公平施政”和肯尼迪“新边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美国社会。
早在当年1月初，继任总统职位不到两个月的约翰逊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曾提出要与国会携手，建立一个免于匮乏的国家，一个远离仇恨的世界。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完成肯尼迪总统的未竟事业，推动国会通过《民权法》。正如肯尼迪遇刺身亡一周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言，“没有任何纪念演说和颂词，能比尽早通过肯尼迪曾为之奋斗许久的‘民权法’更好地纪念这位总统”。1964年7月2日，肯尼迪生前提出的《民权法》，终于冲破参议院的阻挠，由约翰逊总统签字生效。这是美国内战重建结束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它赋予不同种族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也给予联邦政府极大的执法权。 约翰逊在1964年《民权法》上的全心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当年的大选中，约翰逊战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成为真正的民选总统，走出了肯尼迪的影子。当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戈德华特，在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异军突起，成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心直口快，意志坚定，立场鲜明：反对增加联邦税收与扩大社会福利，也不赞成民主党的民权立法。实际上，戈德华特并非种族主义者，反倒是十分支持黑人的平等呼求，只是不希望因此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他觉得民权问题最好由各州自行解决。他所提出的保守主张，深受南方白人欢迎，直接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戈德华特也因此为誉为美国当代保守派政治家的鼻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1964年大选，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重构了两党的选民基础，被后人视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然而，无论是民主党的约翰逊，还是共和党的戈德华特，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才是美国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在民主党眼中，自由需要得到政府的保护，而共和党则认为，自由就是要远离政府的干涉。对自由这个美国人视若珍宝的词汇，两党截然不同的理解，分裂了美国政治。而夹在这两种自由观之间的黑人，则开始寻找自己的自由之路。
1964年6月，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在纽约成立“美国黑人统一组织”（OAAU），号召美国黑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争取自由、公正与平等，不必等待白人恩赐的所谓民权。此前，艾克斯曾到非洲访问，专门考察非洲统一组织（OAU），深感黑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自由与权利可言。
当年7月，艾克斯再赴非洲，与恩克鲁玛、纳赛尔等非洲领袖广泛接触，在当地刮起一股艾克斯旋风。在非洲期间，艾克斯还意外地遇到了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代表团，与几位黑人学生领袖相谈甚欢。
1964年，也是艾克斯从黑人至上、信奉暴力对抗，转向种族和解、接受非暴力抗争的关键一年。当年春天，他与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彻底决裂，开始寻求与其他黑人组织合作，共同推进黑人的民权事业。3月26日，艾克斯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国会大厦不期而遇，互相致意，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这是两位黑人领袖的唯一一次会面。
4月12日，艾克斯在底特律发表名为“选票与子弹”的著名演说，认为自己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都是为黑人事业奋斗宗教领袖，所不同的是，金信仰基督教，而他信仰伊斯兰教。金主张非暴力，他主张暴力与非暴力并用。在演说中，艾克斯将1964年定位为“选票与子弹”之年，如果国会无法改善黑人的生存状态，等待他们的将是黑人的暴力反抗。
艾克斯一语成谶，当年7月，纽约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少年，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一百多人受伤。8月，宾西法尼亚、伊利诺伊、新泽西等地的更多黑人走上街头，以暴力手段抗议白人政府的“暴政”。很多反对白人至上的黑人相信，“白人的天堂，即是黑人的地狱”。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即是其中一员。
阿里本名卡修斯·克莱，1960年获得奥运会拳击比赛冠军。1964年初，他以二十二岁的年纪，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随后，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抛弃带有白人奴隶主色彩的名字，改名阿里。阿里改宗穆斯林，艾克斯是其精神导师和引路人，在更名为阿里之前，他一度自称卡修斯·艾克斯。阿里的黑人至上思想，深受艾克斯影响。阿里刚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不久，艾克斯就宣布退出，这让阿里异常愤怒，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改名后的阿里，顶着冠军头衔，到非洲寻根问祖，受到非洲穆斯林英雄般的欢迎。在国内，阿里的反叛精神也鼓动众多青年反抗现有体制。但是，阿里最具反叛精神的行动，还不是更名改宗，而是拒服兵役。他说，自己从良知上反对越南战争，不愿参加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杀戮。但是，征兵委员会不认可他的主张，为此，他被判刑、罚款、禁赛、剥夺冠军头衔，职业生涯遭受重创。阿里不服，在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71年，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下级法院没有查明阿里是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反对一切战争，就判定他逃避兵役，不符合先例，应该撤销阿里的罪名。
阿里最终获胜，他的反战行为，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可与支持。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无论如何看待阿里的宗教信仰，你都不得不佩服他反战的勇气。
越南战争的乌云，是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挥之不去的噩梦。越战撕裂了美国社会，也葬送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他因此放弃继续竞选连任总统的打算。而这一切，正是始于1964年8月国会两院通过的《东京湾决议》，它授权美国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北越的武装进攻，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后来的学者多认为，这份决议，等于是给了总统一张随意使用武力的空白支票，导致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12月底，美国著名黑人歌手山姆·库克（Sam Cooke）以一首《改变即将来到》（A Change Is Gonna Come）概括了1964年的主题，正如歌中所唱，“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知道改变即将来到”。1964年既是一个伟大社会的开端，也是一个伟大社会的结束。可惜，山姆已经看不到后来的巨变，12月11日，他被旅馆经理枪杀于洛杉矶，时年三十三岁。但是，他的歌声将永留人间。五十年后（2014），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推出纪录片《1964》，片尾就引用了这首歌，以纪念山姆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他们身处的机场，几周前刚刚更名，以纪念两个多月前遇刺身亡的、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披头士”的到来，冲淡了美国年轻人失去政治偶像的伤痛。数千万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通过电视看到了这四位新生代和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创下了美国电视收视率之最。美国的少年留起了“披头士”式的刘海与卷发，女孩子们疯狂地爱上“披头士”的中性装扮与嗓音，当然，还有其歌声中的无羁与反叛。这一切，都让二战后出生、成长于富足郊区的一代年轻人兴奋不已，也令他们的长辈惊讶万分。他们惊呼，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十天后，“披头士”飞往佛罗里达参加另一场活动，正赶上迈阿密举办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赛。“披头士”本想跟卫冕拳王合张影，但是卫冕拳王不屑一顾地表示，他才不跟这些娘娘腔照相呢。举办方于是找到了挑战者，后来闻名于世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披头士与阿里一起走上拳台，十分配合地“倒在”阿里的拳下。浑身肌肉、阳刚十足的阿里，与身材瘦弱、顾盼生情的“披头士”形成鲜明对比。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如此不同的两类人，日后会成为美国青年反叛运动的偶像。更没有人预料到，一开始如此欢快的1964年，会成为美国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新起点，给美国社会带来无尽的困惑与冲突。
1964年夏天，一千余名来自美国各州的青年学生奔赴密西西比州，开展了为期十周的民权支教之旅。他们逐家逐户拜访黑人，动员他们登记为选民，参加投票;他们利用教堂、学校帮助黑人儿童识字、了解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南方，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自由之夏”运动。（参见胡晓进：《美国黑人的“自由之夏”》，《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其中一名志愿者，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名叫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他从“自由之夏”运动中获得的斗争经验，将点燃1964年的另一场学生政治运动。
那年秋天，二十二岁的萨维奥从密西西比返回加州伯克利，打算在校园内为“自由之夏”运动募集资金，但是校方禁止学生在校内开展政治活动。因为就在当年3月，伯克利校区的数百学生曾走出校园，为服务业的黑人争取平等就业、晋升权利，并因此冲击警察设置的纠察线，上百学生被捕，其中就包括马里奥。为了避免更多学生卷入政治运动，伯克利校方严禁学生社团在校内摆桌子、发传单、招募成员、筹集经费。但是，富有反叛精神的青年学生，不愿遵守校方的禁令，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在为国家的前途呐喊。自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美国的青年学生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有责任挺身而出，继承总统遗志，唤醒国人，完成未竟的民权事业。他们甚至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制造冲突，引起社会的关注。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1964年10月1日上午，伯克利校警准备强行带走在校园内聚众发表政治演说的学生领袖（事后证明，此人不是伯克利在校学生），更多学生闻讯而来，他们团团围住校警的汽车，架起麦克风，脱下鞋子，爬上车顶，发表演说，要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开启了美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这场学生与校警的对峙持续了三十二个小时，吸引了数千学生。马里奥带领学生代表与校方对话，最终迫使校方答应修改禁令，放开校园政治活动管制。然而，校方事后并未遵守承诺，反而将学生视为受共产主义蛊惑的狂热分子，极力压制学生的政治呼声。感恩节假期结束后，返校学生惊奇地发现，学校准备处分几名争取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12月2日，上千学生聚集在史普罗大楼（Sproul Hall）的台阶前，要求校方兑现承诺。面对群情激愤的同学，马里奥发表了一份名垂后世的演讲， 认为大学不是工厂，学生不是原材料，不应该将学生视为无思想、无需求的被加工对象。他号召学生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抵制校方的高压措施。演讲结束后，他们列队进入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史普罗大楼，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关。
马里奥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各地青年的支持，一年前，曾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中带领民众高唱《我们终将获胜》的琼·贝兹（Joan Baez）也前来声援。虽然马里奥后来被警察逮捕，但学生们的呼声最终还是有了回音。加州大学教授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学生们也获得了在史普罗大楼前发表政治见解的权利（马里奥去世后，他当年发表演说的地方，被命名为“马里奥·萨维奥之阶”）。
在占领史普罗大楼的过程中，琼·贝兹带领学生们再次唱起《我们终将获胜》。借助记者的镜头，这首歌也再次传遍全国，打动人心。数月后，林登·约翰逊总统赴国会发表演说，呼吁两院通过《投票权法》时，在演说结尾两次强调“我们终将获胜”。当时，马丁·路德·金等人正在筹备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第三次长途游行，在前两次不成功的游行中，黑人民权领袖们也是一路高唱《我们终将获胜》。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总统以他们的语言，表达出他们的心声时，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约翰逊所说的我们，含义更为广泛，作为一国总统，他希望看到的胜利，不仅仅是黑人的平等，更是民众的富足和社会的稳定。他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社会”。
1964年5月，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伟大社会”构想：继续向贫困宣战，推进新的民权立法，为民众提供住房、教育与医疗方面的保障。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延续了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的改革传统，希望在杜鲁门“公平施政”和肯尼迪“新边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美国社会。
早在当年1月初，继任总统职位不到两个月的约翰逊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曾提出要与国会携手，建立一个免于匮乏的国家，一个远离仇恨的世界。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完成肯尼迪总统的未竟事业，推动国会通过《民权法》。正如肯尼迪遇刺身亡一周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言，“没有任何纪念演说和颂词，能比尽早通过肯尼迪曾为之奋斗许久的‘民权法’更好地纪念这位总统”。1964年7月2日，肯尼迪生前提出的《民权法》，终于冲破参议院的阻挠，由约翰逊总统签字生效。这是美国内战重建结束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它赋予不同种族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也给予联邦政府极大的执法权。 约翰逊在1964年《民权法》上的全心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当年的大选中，约翰逊战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成为真正的民选总统，走出了肯尼迪的影子。当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戈德华特，在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异军突起，成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心直口快，意志坚定，立场鲜明：反对增加联邦税收与扩大社会福利，也不赞成民主党的民权立法。实际上，戈德华特并非种族主义者，反倒是十分支持黑人的平等呼求，只是不希望因此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他觉得民权问题最好由各州自行解决。他所提出的保守主张，深受南方白人欢迎，直接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戈德华特也因此为誉为美国当代保守派政治家的鼻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1964年大选，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重构了两党的选民基础，被后人视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然而，无论是民主党的约翰逊，还是共和党的戈德华特，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才是美国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在民主党眼中，自由需要得到政府的保护，而共和党则认为，自由就是要远离政府的干涉。对自由这个美国人视若珍宝的词汇，两党截然不同的理解，分裂了美国政治。而夹在这两种自由观之间的黑人，则开始寻找自己的自由之路。
1964年6月，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在纽约成立“美国黑人统一组织”（OAAU），号召美国黑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争取自由、公正与平等，不必等待白人恩赐的所谓民权。此前，艾克斯曾到非洲访问，专门考察非洲统一组织（OAU），深感黑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自由与权利可言。
当年7月，艾克斯再赴非洲，与恩克鲁玛、纳赛尔等非洲领袖广泛接触，在当地刮起一股艾克斯旋风。在非洲期间，艾克斯还意外地遇到了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代表团，与几位黑人学生领袖相谈甚欢。
1964年，也是艾克斯从黑人至上、信奉暴力对抗，转向种族和解、接受非暴力抗争的关键一年。当年春天，他与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彻底决裂，开始寻求与其他黑人组织合作，共同推进黑人的民权事业。3月26日，艾克斯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国会大厦不期而遇，互相致意，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这是两位黑人领袖的唯一一次会面。
4月12日，艾克斯在底特律发表名为“选票与子弹”的著名演说，认为自己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都是为黑人事业奋斗宗教领袖，所不同的是，金信仰基督教，而他信仰伊斯兰教。金主张非暴力，他主张暴力与非暴力并用。在演说中，艾克斯将1964年定位为“选票与子弹”之年，如果国会无法改善黑人的生存状态，等待他们的将是黑人的暴力反抗。
艾克斯一语成谶，当年7月，纽约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少年，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一百多人受伤。8月，宾西法尼亚、伊利诺伊、新泽西等地的更多黑人走上街头，以暴力手段抗议白人政府的“暴政”。很多反对白人至上的黑人相信，“白人的天堂，即是黑人的地狱”。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即是其中一员。
阿里本名卡修斯·克莱，1960年获得奥运会拳击比赛冠军。1964年初，他以二十二岁的年纪，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随后，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抛弃带有白人奴隶主色彩的名字，改名阿里。阿里改宗穆斯林，艾克斯是其精神导师和引路人，在更名为阿里之前，他一度自称卡修斯·艾克斯。阿里的黑人至上思想，深受艾克斯影响。阿里刚加入黑人穆斯林组织不久，艾克斯就宣布退出，这让阿里异常愤怒，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改名后的阿里，顶着冠军头衔，到非洲寻根问祖，受到非洲穆斯林英雄般的欢迎。在国内，阿里的反叛精神也鼓动众多青年反抗现有体制。但是，阿里最具反叛精神的行动，还不是更名改宗，而是拒服兵役。他说，自己从良知上反对越南战争，不愿参加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杀戮。但是，征兵委员会不认可他的主张，为此，他被判刑、罚款、禁赛、剥夺冠军头衔，职业生涯遭受重创。阿里不服，在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71年，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下级法院没有查明阿里是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反对一切战争，就判定他逃避兵役，不符合先例，应该撤销阿里的罪名。
阿里最终获胜，他的反战行为，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可与支持。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无论如何看待阿里的宗教信仰，你都不得不佩服他反战的勇气。
越南战争的乌云，是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挥之不去的噩梦。越战撕裂了美国社会，也葬送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他因此放弃继续竞选连任总统的打算。而这一切，正是始于1964年8月国会两院通过的《东京湾决议》，它授权美国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北越的武装进攻，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后来的学者多认为，这份决议，等于是给了总统一张随意使用武力的空白支票，导致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12月底，美国著名黑人歌手山姆·库克（Sam Cooke）以一首《改变即将来到》（A Change Is Gonna Come）概括了1964年的主题，正如歌中所唱，“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知道改变即将来到”。1964年既是一个伟大社会的开端，也是一个伟大社会的结束。可惜，山姆已经看不到后来的巨变，12月11日，他被旅馆经理枪杀于洛杉矶，时年三十三岁。但是，他的歌声将永留人间。五十年后（2014），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推出纪录片《1964》，片尾就引用了这首歌，以纪念山姆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