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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3年）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我们在缅怀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民主革命中的功勋时，不能忘怀他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印友谊所作的贡献。
蔡元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主促成印度诗哲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两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竭力筹建中印学会并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共同编织中印文化交流纽带，架起了中印友谊的金桥。
蔡元培是泰戈尔首次访华的主要促成者。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当时因其筹备国际大学在欧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事务而没成行。1922年冬，梁启超、蔡元培等组织的讲学社再次发出邀请，泰戈尔决定1923年8月到访，但因身体不佳又推迟行程。
蔡元培等邀请泰戈尔访华，主要基于其主张中印友好，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泰戈尔八岁写诗，十二岁创作剧本，十五岁发表长诗，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1913年，成为获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首个东方人，给亚洲带来了自豪。此后，欧洲掀起“泰戈尔热”，并迅速传到日本。
中国新文化运动深受欧洲、日本影响，泰戈尔作品便由陈独秀等翻译到国内。泰戈尔宣扬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是独具魅力的国家，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代表之一。早在1881年，年仅二十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谴责“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表达其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1916年，泰戈尔访日途经香港，看到中国工人劳动的景象，从中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在日记中写道：“当这样巨大的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欢迎的一天的到来。”因此，泰戈尔的行踪、思想和人格备受国人关注，一些知识分子感情上倾向于这位印度先哲，期盼他来中国访问。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热田丸号”抵上海，开始为期五十天的中国之旅。
泰戈尔来到中国的当天，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相关内容也刊登于4月13日的《晨报》：“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泰戈尔访华，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甚至溥仪等欢迎。东道主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蔡元培、梁启超等前往迎接。5月7日，是泰戈尔六十三周岁生日，蔡元培等在北京天坛草坪组织祝寿会，安排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梁启超还巧妙地把古代中、印两国的别称“震旦”和“天竺”联起来，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泰戈尔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没有丝毫陌生之感”。在美丽的杭州西湖边，泰戈尔看到离飞来峰不远处的一位印度僧人雕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他说：“这位先哲长途跋涉来到这儿，忽然觉得这儿的青山翠岭很像在祖国常见的山岳。心中欣喜之情油然而生。”秀丽的湖光水色更使泰戈尔流连忘返，他像孩子一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泰戈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在上海各学术团体举行的茶话会上，他即席演说，“我是来（中国）要求重辟交往的道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就让我们互相帮助；说不定谁会晕倒，就让另一个把她唤醒吧”！
5月19日，梅兰芳在北京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专场演出京剧《洛神》，泰戈尔在梅兰芳的一柄绢制纨扇上即兴用毛笔题赠一首小诗，并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泰戈尔访华期间，曾由徐志摩等陪同专程到故宫访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并合影留念。后又联系与孙中山会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1929年3月下旬和6月中旬，泰戈尔在赴美国、日本讲学往返途中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分别逗留三天和二天，谈诗写诗，没有外出做演讲。
中、印这两个文明古国，睦邻关系“天造地设”，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家喻户晓。但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先后入侵印度和中国后，两国交流几乎空白。泰戈尔这次应蔡元培等邀请访华，使国人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背景下，聆听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那清新秀丽的诗作对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也掀开了二十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崭新篇章。
泰戈尔回到印度后，将在中国的七次讲演整理成《在中国的谈话》一书，同时更加坚定了依托国际大学增进中、印交流的理想。
早在访问中国前的1921年，泰戈尔就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在印度圣地尼克坦（孟加拉语意为“和平之乡”）创办国际大学并任校长。他崇尚自然和开放的教育理念，用一句梵文诗“全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作为校训，期望国际大学成为各种文明相会与交融之地。泰戈尔认为“这个理想，没有中国人士的帮助和合作，是绝对不能完成的”，于是学校创办伊始，就在一位法国汉学家帮助下设立中国系，平时自己也常去那里听课。
1927年，泰戈尔赴新加坡访问时，遇到在那里任教的中国学者谭云山，便邀请其到国际大学传播中国文化。1928年9月3日，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任教，后成为中、印近代文化交流的先驱。 就中、印文化交流，泰戈尔与谭云山反复商量，打算“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计划“第一，多招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立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带着“计划书”回国，寻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对印度哲学在中国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做过深入研究，对恢复中印交流十分重视。早在1910年，在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的“第二期：汉唐继承时代”部分中，蔡元培就指出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流入，其哲理契合老、庄，而尤为邃博，足以餍思想家……故其教遂能以种种形式流布于我国”。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新教育方针，认为“五育”之一的“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长北京大学时，他又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设置“印度哲学”课，并聘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出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热情和泰戈尔对自己的信任，蔡元培答应组织开展派遣留学生、筹建中印学会等相关工作。1933年12月，蔡元培派遣魏风江赴国际大学学习印度历史、文学，成为泰戈尔所说的“一二百年来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魏凤江深得这位白发银髯的老人喜欢，与泰戈尔结下至深师生情谊，后被誉为中、印交流的文化使者。
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蔡元培还与泰戈尔一起在各自国家创办中印学会。谭云山1931年回国时，曾向国民政府汇报中印学会的事，获得支持。1933年初，蔡元培在南京发起筹备这个学会，6月出版了《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宣传该会旨在“联系并沟通中印两国文化，增进两国友谊，并为世界和平及人类友爱而努力”。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先于中国在国际大学内成立，由泰戈尔任主席。1935年5月3日，中方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学会推选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理事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中印学会是第一个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正式组织，有许多知名人士加入学会。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印学会会员。持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的印度学泰斗季羡林也是会员，印度政府于2008年向他颁发国家荣誉“莲花奖”。
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回国，带来泰戈尔9月28日用英文写给蔡元培的信。信中说：“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这一计划，建立一个便利中印文化交流的永久性机构。”
泰戈尔信里提及的谭云山教授的“计划”就是中印文化交流计划，“永久性机构”是指筹款在国际大学创建中国学院。中国学院主要包括一个大厅、二间阅览室、一间厨房和二间客房，共需三万卢比印币，约合中国币三万三千元；还要设立中国图书馆、教授基金和奖学金。
1935年2月6日，蔡元培用英文复信给泰戈尔，表明对发展两国友好合作与创建中国学院的积极态度。信里说：
罗宾哲纳特·泰戈尔先生：
由于健康关系，我很久不在上海，直到今年初，谭云山教授转来您九月廿八日惠函时，我才见到它。
历史上，印度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无可比拟的影响。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有所减少，可是，对于每个珍视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这种传统的友好联系，以便我们学习贵国的使古代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和经验，而更受我们的欢迎了。
您把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作为中印学会在印度的总部，我们深感欣慰。关于谭教授筹款建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大厦一事，我当尽力和他合作。尽管我们目前财政困难，谭教授仍在竭力设法筹措。
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
在蔡元培、戴季陶等努力下，蒋介石、徐悲鸿、太虚法师等纷纷捐款，筹集的款项足够修建中国学院院舍与购置必需设备之用。中国的中印学会、出版界和私人捐赠的中文图书亦超过十五万卷，大部分是中国佛学、经学、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珍贵图书。据蔡元培日记载，在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成立那天，“会中得蒋介石捐五万元，拟以三万元为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筑中国图书馆之用，以二万元为购置、编录及运输图书之用，组织购书委员会”。为支持该院开设立中国文化的讲座，蔡元培于1936年4月起，还从自己主持的中研院经费中按月汇二百元，作为谭云山在印讲学的津贴。
获悉已筹到足够的款项和书籍，泰戈尔很是兴奋，当即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教学楼中最大的楼作为中国学院大厦，并要求“务使它在最短时间完成”。
1936年10月，泰戈尔致信蔡元培说：
敬爱的蔡元培博士：
您的二月六日来信，使我们欢欣鼓舞，一如校园中飞来中国的鸣凤。中国学院大厦，经此间人士精心规划，进展迅速。竣工以后，中国学院将择期举行成立典礼，届时应请拨冗前来，主持盛典为盼。
蔡元培于12月复信泰戈尔，对建造中国学院大厦表示祝贺，但因患严重的伤寒症，“健康不佳，碍难远涉重洋，赴印访问”，转请谭云山教授作为“我个人及我国人民之代表，参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盛典”。
1937年1月12日，蔡元培与戴季陶联名发出通函，请求全国“法绘名家”，“各策群力”，捐赠绘画，以便“赍诸印度”，丰富中国学院“庋藏之图书册籍”，使“中印艺术会通参合”。同年3月，年已七旬的蔡元培又将中国学院的宗旨写在横幅上，寄给泰戈尔征求其意见。
1937年4月14日，孟加拉新年第一天，七十六岁的泰戈尔亲自主持中国学院举行落成典礼，并发表《中国与印度》的演讲。他动情地说这是“伟大的一日”，“今天揭幕的这个大厦，将会变成两国之间与时俱增的更大了解的核心与象征……中国学生和学者将来到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着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重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圣雄甘地致书祝贺“中国学院为中印新交流的象征”，认为“我们确很需要中印两大国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蔡元培虽因病未能前往，但仍与戴季陶一起联名致电泰戈尔，庆贺这一盛典：“中国学院正式开幕，极感庆幸。亟欲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学术，使全人类获得亲爱和平与幸福，并实现全世界之伟大协和。”
中国学院是中印学会的一个结晶。许多交流计划和项目因经费困难、抗日战争爆发等未能实现，但学者交流和互送留学生等一直在进行。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深化了泰戈尔访华的成果，使两国文化交流有了正式组织和固定场所，也有力拓展了近代中印交流的渠道和领域。
蒋介石、宋美龄、戴季陶、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郑振铎、周而复等，都曾到中国学院访问或作学术演讲。泰戈尔对中国来的客人十分热情，“我们荣幸地和你们欢聚，作为你们的东道主，作为你们的兄弟和挚友。让我们常来常往，我邀请你们，一如你们邀请我”。
1937年9月10日傍晚，泰戈尔突然失去知觉。蔡元培也在9月14日日记中作了记载：“中央社十二日哈瓦斯电：《小巴黎人报》称，据印度喀尔喀特城传来消息，印度诗人泰戈尔现在桑用克城家中患病甚剧云。”泰戈尔之病牵动蔡元培的心，他与其他中国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慰问。
当时，印度仍是英国殖民地，中国也正在开展艰苦的抗日战争，病床上的泰戈尔依然关注着中国。据一直陪伴身边的谭云山回忆，在众多慰问电中，泰戈尔康复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便是给蔡元培等人的，电报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钦佩，祝愿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谢世前六个月时，泰戈尔饱含思念之情，在病床上口述一首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追忆中国给他带来的永久的美好的回忆：“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意外欢乐的联系的人出现了∕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出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不满，1937年底开始，蔡元培避居香港，但依然关注中国学院事宜。据蔡元培1938年5月11日日记载：“谭云山来，携示泰戈尔函，约我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笔者注）。”6月27日，蔡元培复函致谢，欣然接受。早在三年前，蔡元培就发表“启事”，宣布“（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此时又身体羸弱，而他依然接受这个“兼职”，足见蔡元培对泰戈尔友情的珍视和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视。
1940年3月和1941年8月，蔡元培和泰戈尔先后辞世，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依然活跃，推动着中印友好交往，如黄河和恒河之水奔流不息。1942年8月和10月，两地的中印学会分别召开大会，扩充组织，确立下一步工作计划。1957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来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2010年12月15日，温家宝访印期间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师生进行交流，称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中国学院至今是印度国际大学唯一有名有实的外国语学院，每年培养近百名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成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根据地。在该院大楼的内墙顶上，由蔡元培与泰戈尔商定、中国学院首任院长谭云山题写的办学宗旨依然熠熠生辉：“研究中印学术，讲诵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蔡元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主促成印度诗哲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两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竭力筹建中印学会并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共同编织中印文化交流纽带，架起了中印友谊的金桥。
蔡元培邀请泰戈尔访华
蔡元培是泰戈尔首次访华的主要促成者。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当时因其筹备国际大学在欧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事务而没成行。1922年冬，梁启超、蔡元培等组织的讲学社再次发出邀请，泰戈尔决定1923年8月到访，但因身体不佳又推迟行程。
蔡元培等邀请泰戈尔访华，主要基于其主张中印友好，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泰戈尔八岁写诗，十二岁创作剧本，十五岁发表长诗，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1913年，成为获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首个东方人，给亚洲带来了自豪。此后，欧洲掀起“泰戈尔热”，并迅速传到日本。
中国新文化运动深受欧洲、日本影响，泰戈尔作品便由陈独秀等翻译到国内。泰戈尔宣扬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是独具魅力的国家，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代表之一。早在1881年，年仅二十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谴责“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表达其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1916年，泰戈尔访日途经香港，看到中国工人劳动的景象，从中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在日记中写道：“当这样巨大的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欢迎的一天的到来。”因此，泰戈尔的行踪、思想和人格备受国人关注，一些知识分子感情上倾向于这位印度先哲，期盼他来中国访问。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热田丸号”抵上海，开始为期五十天的中国之旅。
泰戈尔来到中国的当天，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相关内容也刊登于4月13日的《晨报》：“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泰戈尔访华，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甚至溥仪等欢迎。东道主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蔡元培、梁启超等前往迎接。5月7日，是泰戈尔六十三周岁生日，蔡元培等在北京天坛草坪组织祝寿会，安排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梁启超还巧妙地把古代中、印两国的别称“震旦”和“天竺”联起来，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泰戈尔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没有丝毫陌生之感”。在美丽的杭州西湖边，泰戈尔看到离飞来峰不远处的一位印度僧人雕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他说：“这位先哲长途跋涉来到这儿，忽然觉得这儿的青山翠岭很像在祖国常见的山岳。心中欣喜之情油然而生。”秀丽的湖光水色更使泰戈尔流连忘返，他像孩子一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泰戈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在上海各学术团体举行的茶话会上，他即席演说，“我是来（中国）要求重辟交往的道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就让我们互相帮助；说不定谁会晕倒，就让另一个把她唤醒吧”！
5月19日，梅兰芳在北京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专场演出京剧《洛神》，泰戈尔在梅兰芳的一柄绢制纨扇上即兴用毛笔题赠一首小诗，并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泰戈尔访华期间，曾由徐志摩等陪同专程到故宫访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并合影留念。后又联系与孙中山会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1929年3月下旬和6月中旬，泰戈尔在赴美国、日本讲学往返途中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分别逗留三天和二天，谈诗写诗，没有外出做演讲。
中、印这两个文明古国，睦邻关系“天造地设”，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家喻户晓。但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先后入侵印度和中国后，两国交流几乎空白。泰戈尔这次应蔡元培等邀请访华，使国人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背景下，聆听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那清新秀丽的诗作对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也掀开了二十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崭新篇章。
筹建中印学会
泰戈尔回到印度后，将在中国的七次讲演整理成《在中国的谈话》一书，同时更加坚定了依托国际大学增进中、印交流的理想。
早在访问中国前的1921年，泰戈尔就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在印度圣地尼克坦（孟加拉语意为“和平之乡”）创办国际大学并任校长。他崇尚自然和开放的教育理念，用一句梵文诗“全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作为校训，期望国际大学成为各种文明相会与交融之地。泰戈尔认为“这个理想，没有中国人士的帮助和合作，是绝对不能完成的”，于是学校创办伊始，就在一位法国汉学家帮助下设立中国系，平时自己也常去那里听课。
1927年，泰戈尔赴新加坡访问时，遇到在那里任教的中国学者谭云山，便邀请其到国际大学传播中国文化。1928年9月3日，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任教，后成为中、印近代文化交流的先驱。 就中、印文化交流，泰戈尔与谭云山反复商量，打算“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计划“第一，多招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立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带着“计划书”回国，寻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对印度哲学在中国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做过深入研究，对恢复中印交流十分重视。早在1910年，在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的“第二期：汉唐继承时代”部分中，蔡元培就指出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流入，其哲理契合老、庄，而尤为邃博，足以餍思想家……故其教遂能以种种形式流布于我国”。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新教育方针，认为“五育”之一的“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长北京大学时，他又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设置“印度哲学”课，并聘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出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热情和泰戈尔对自己的信任，蔡元培答应组织开展派遣留学生、筹建中印学会等相关工作。1933年12月，蔡元培派遣魏风江赴国际大学学习印度历史、文学，成为泰戈尔所说的“一二百年来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魏凤江深得这位白发银髯的老人喜欢，与泰戈尔结下至深师生情谊，后被誉为中、印交流的文化使者。
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蔡元培还与泰戈尔一起在各自国家创办中印学会。谭云山1931年回国时，曾向国民政府汇报中印学会的事，获得支持。1933年初，蔡元培在南京发起筹备这个学会，6月出版了《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宣传该会旨在“联系并沟通中印两国文化，增进两国友谊，并为世界和平及人类友爱而努力”。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先于中国在国际大学内成立，由泰戈尔任主席。1935年5月3日，中方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学会推选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理事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中印学会是第一个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正式组织，有许多知名人士加入学会。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印学会会员。持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的印度学泰斗季羡林也是会员，印度政府于2008年向他颁发国家荣誉“莲花奖”。
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
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回国，带来泰戈尔9月28日用英文写给蔡元培的信。信中说：“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这一计划，建立一个便利中印文化交流的永久性机构。”
泰戈尔信里提及的谭云山教授的“计划”就是中印文化交流计划，“永久性机构”是指筹款在国际大学创建中国学院。中国学院主要包括一个大厅、二间阅览室、一间厨房和二间客房，共需三万卢比印币，约合中国币三万三千元；还要设立中国图书馆、教授基金和奖学金。
1935年2月6日，蔡元培用英文复信给泰戈尔，表明对发展两国友好合作与创建中国学院的积极态度。信里说：
罗宾哲纳特·泰戈尔先生：
由于健康关系，我很久不在上海，直到今年初，谭云山教授转来您九月廿八日惠函时，我才见到它。
历史上，印度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无可比拟的影响。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有所减少，可是，对于每个珍视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这种传统的友好联系，以便我们学习贵国的使古代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和经验，而更受我们的欢迎了。
您把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作为中印学会在印度的总部，我们深感欣慰。关于谭教授筹款建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大厦一事，我当尽力和他合作。尽管我们目前财政困难，谭教授仍在竭力设法筹措。
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
在蔡元培、戴季陶等努力下，蒋介石、徐悲鸿、太虚法师等纷纷捐款，筹集的款项足够修建中国学院院舍与购置必需设备之用。中国的中印学会、出版界和私人捐赠的中文图书亦超过十五万卷，大部分是中国佛学、经学、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珍贵图书。据蔡元培日记载，在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成立那天，“会中得蒋介石捐五万元，拟以三万元为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筑中国图书馆之用，以二万元为购置、编录及运输图书之用，组织购书委员会”。为支持该院开设立中国文化的讲座，蔡元培于1936年4月起，还从自己主持的中研院经费中按月汇二百元，作为谭云山在印讲学的津贴。
获悉已筹到足够的款项和书籍，泰戈尔很是兴奋，当即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教学楼中最大的楼作为中国学院大厦，并要求“务使它在最短时间完成”。
1936年10月，泰戈尔致信蔡元培说：
敬爱的蔡元培博士：
您的二月六日来信，使我们欢欣鼓舞，一如校园中飞来中国的鸣凤。中国学院大厦，经此间人士精心规划，进展迅速。竣工以后，中国学院将择期举行成立典礼，届时应请拨冗前来，主持盛典为盼。
蔡元培于12月复信泰戈尔，对建造中国学院大厦表示祝贺，但因患严重的伤寒症，“健康不佳，碍难远涉重洋，赴印访问”，转请谭云山教授作为“我个人及我国人民之代表，参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盛典”。
1937年1月12日，蔡元培与戴季陶联名发出通函，请求全国“法绘名家”，“各策群力”，捐赠绘画，以便“赍诸印度”，丰富中国学院“庋藏之图书册籍”，使“中印艺术会通参合”。同年3月，年已七旬的蔡元培又将中国学院的宗旨写在横幅上，寄给泰戈尔征求其意见。
1937年4月14日，孟加拉新年第一天，七十六岁的泰戈尔亲自主持中国学院举行落成典礼，并发表《中国与印度》的演讲。他动情地说这是“伟大的一日”，“今天揭幕的这个大厦，将会变成两国之间与时俱增的更大了解的核心与象征……中国学生和学者将来到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着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重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圣雄甘地致书祝贺“中国学院为中印新交流的象征”，认为“我们确很需要中印两大国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蔡元培虽因病未能前往，但仍与戴季陶一起联名致电泰戈尔，庆贺这一盛典：“中国学院正式开幕，极感庆幸。亟欲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学术，使全人类获得亲爱和平与幸福，并实现全世界之伟大协和。”
深远的影响
中国学院是中印学会的一个结晶。许多交流计划和项目因经费困难、抗日战争爆发等未能实现，但学者交流和互送留学生等一直在进行。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深化了泰戈尔访华的成果，使两国文化交流有了正式组织和固定场所，也有力拓展了近代中印交流的渠道和领域。
蒋介石、宋美龄、戴季陶、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郑振铎、周而复等，都曾到中国学院访问或作学术演讲。泰戈尔对中国来的客人十分热情，“我们荣幸地和你们欢聚，作为你们的东道主，作为你们的兄弟和挚友。让我们常来常往，我邀请你们，一如你们邀请我”。
1937年9月10日傍晚，泰戈尔突然失去知觉。蔡元培也在9月14日日记中作了记载：“中央社十二日哈瓦斯电：《小巴黎人报》称，据印度喀尔喀特城传来消息，印度诗人泰戈尔现在桑用克城家中患病甚剧云。”泰戈尔之病牵动蔡元培的心，他与其他中国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慰问。
当时，印度仍是英国殖民地，中国也正在开展艰苦的抗日战争，病床上的泰戈尔依然关注着中国。据一直陪伴身边的谭云山回忆，在众多慰问电中，泰戈尔康复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便是给蔡元培等人的，电报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钦佩，祝愿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谢世前六个月时，泰戈尔饱含思念之情，在病床上口述一首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追忆中国给他带来的永久的美好的回忆：“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意外欢乐的联系的人出现了∕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出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不满，1937年底开始，蔡元培避居香港，但依然关注中国学院事宜。据蔡元培1938年5月11日日记载：“谭云山来，携示泰戈尔函，约我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笔者注）。”6月27日，蔡元培复函致谢，欣然接受。早在三年前，蔡元培就发表“启事”，宣布“（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此时又身体羸弱，而他依然接受这个“兼职”，足见蔡元培对泰戈尔友情的珍视和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视。
1940年3月和1941年8月，蔡元培和泰戈尔先后辞世，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依然活跃，推动着中印友好交往，如黄河和恒河之水奔流不息。1942年8月和10月，两地的中印学会分别召开大会，扩充组织，确立下一步工作计划。1957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来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2010年12月15日，温家宝访印期间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师生进行交流，称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中国学院至今是印度国际大学唯一有名有实的外国语学院，每年培养近百名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成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根据地。在该院大楼的内墙顶上，由蔡元培与泰戈尔商定、中国学院首任院长谭云山题写的办学宗旨依然熠熠生辉：“研究中印学术，讲诵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