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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小说作者一般都是看不起的。孔子虽然曾经说过它“亦有可观者也”，但却又认为只是“小道”，仅仅徒然增加听说而已，不能致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虽然说过“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謅荛狂夫之议也”，但又认为这些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是“君子所弗为”。只有后汉初年的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才算是对小说家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赞扬话，但亦仅此而已。
唐代的传奇小说是颇有名声的，并且因为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而益盛，有些应试的举子甚至拿来作为行卷之用，就是先选择朝中显贵，把自己的姓名达于主司，通过关节，然后把自己所作的传奇小说作为行卷来投献。唐代名相牛僧孺和裴铏等，在未及第之时都曾经这样做过，后来果然都因此而得法，青云直上。但也有些文人却看不起这种小说，正如班固所说的“君子所弗为”。韩愈写的传奇小说《毛颖传》，张籍就讥讽为“驳杂无实之说”、“以文为戏”，盖因历来文人都把文章看得极重。正如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是要用来承载先圣先贤那些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的，现在居然用来写小说，岂非离经叛道？无怪乎张籍要指责韩愈“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了。
此风到了宋代犹未泯灭，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引陈师道《后山诗话》，记尹洙（师鲁）讥讽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而下断语云：“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范的谥号）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此所谓的“理胜为贵”的“理”，就是文章之中所包含的事实道理，必须要用来承载圣贤之道，不可以用来写些传奇小说的。故张籍责韩愈于前，陈振孙辩范仲淹于后，他们两人的言论，可以代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的士大夫的见解，即以封建卫道士自命而自居。他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看得起小说，认为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为重，歧视汉人和南人。然而犹有虞集、杨载、范悙、揭傒斯等四大诗人，王、马、关、白等人的杂剧依然保存着小说之中传奇的特点和色彩，足以证明中华文风的不可遏制。
明初，文网严密，禁止深切，朱元璋以枭雄之姿，侥幸剪灭群雄，性格猜疑阴狠，常常疑心他人，故凡在表文之中用错字词，甚至疑为谐音，如“僧”与“生”、“贼”与“则”的，均冤加杀戮。在如此淫威严刑之下，一般的文人都焚笔弃砚，缄口结舌，以免蒙冤而丢了脑袋。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当时有如此一种禁令：“凡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杂剧，非律所该载者，均限期送官销毁，敢有收藏传诵印卖，全家杀却。”
为了不触犯功令，有些文人便模仿唐人传奇，作起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传奇小说来了。且时代多半假托于宋、元时期，丝毫不敢涉及明初。例如瞿佑作《剪灯新话》、李倡祺作《剪灯余话》、邵景詹作《觅灯因话》、赵弼作《效颦集》均是。
李倡祺曾经中过进士，仕礼部郎中，官至广西左布政使，他是江西庐陵人。明代宗景泰年间，韩雍巡抚江西，议论庐陵乡贤祀学宫，他唯独因为写作《剪灯余话》而不得入。即此，就可以看见当时社会的一些卫道士，是如何的敌视小说之一斑了。
到了明代中叶嘉靖时期，文网开始稍宽，于是封锁多年的《水浒》、《三国》纷纷出笼，到了万历年间更因为李卓吾的评点而益盛。此种评点之风至清初犹未衰，金圣叹评点小说戏曲，甚至分为十才子书，以《三国》列第一，《西厢》列第六。
然而即使如此，小说的作者还是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姓名，都以别号问世。如小说家冯梦龙化名龙子犹，别署茂苑外史、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凌濛初别署即空观主人。一则封建社会之中人们普遍轻视小说的积习未除，二则恐于官声有碍，盖此两人皆曾为官。冯为寿宁县令，凌为徐州通判。只有不第士子，或穷愁著述，或泄愤于主司，如《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才署上真名。
所以明、清时期小说的作者虽然众多，人们仅仅只是知道别号，真正的姓名却像草蛇灰线无迹可寻，甚至湮没不传，导致后人聚众纷纭，笔战不息。倒是以卖艺说唱糊口的说书艺人，因为无所顾忌挂碍，反而脍炙人口，如柳敬亭、石玉昆之辈
清代因为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唯恐汉人不服，尤其忌刻知识分子蛊惑人心，因此频频兴起文字狱，在这人人自危的境况之下，文人都借写作风花雪月自娱，士大夫也好作狭邪之游，纵情声色，借以避祸。此外，清代禁书严苛，顺治、康熙、乾隆、嘉庆朝均颁旨：严查禁绝坊肆淫词小说，尤以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为最甚，列淫词小说二百数十种予以禁止销毁，连《红楼梦》也在其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妓女的小说就层出不穷，《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先后出现。鲁迅先生将它们列入狭邪小说，非无因也。
另外明、清人好以字行，真正的姓名却不为人知，如冒襄字辟疆，人们皆称冒辟疆，少有称呼冒襄者。又如王士祯字阮亭，号渔洋山人，人皆称王阮亭或王渔洋。
清末有部《海上花列传》的小说，作者韩子云，别署云间花也怜侬，其意是有一位名妓很爱他。胡适先生因为不满许厪父序文之浮泛，转问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陈复函云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与之熟识。后来胡适在孙的《退醒庐笔记》之中，觅得《海上花列传》的笔记一条，叙述虽然详细，但仍然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以及生卒年。于是胡适亲自去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拜访《大世界报》笔政孙玉声，孙一口答应代为查访，结果带回1926年2月一张《小时报》，上面有松江颠公的《懒窝随笔》一条，指出《海上花列传》的作者，真姓名是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自署大一山人，籍贯松江娄县，生于咸丰六年（1856），死于光绪二十年（1894）。用吴语作《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书印全未久，作者即亡故，寿仅三十有九。
我的朋友赵景深，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通过世界书局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小说戏剧新考》，指出应该将韩子云改为韩邦庆，我认为纯属多此一举。韩邦庆在书上都署名花也怜侬，我们后人何必强违作者意图，改称他的真实姓名呢？我们两人为此争论了许久，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海上花列传》，序文即据赵景深的《小说戏曲新考》，作者署名韩邦庆，并且转载《懒窝随笔》之中的有关记载。我当即致函该社古典文学组组长杜维沫，指出署名大背《海上花列传》作者不愿暴露真名之意图，丝毫没有尊重逝世的先人为是。如果将作者的署名随便强行修改，流弊垂延，我们岂非要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改为罗本，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改为曹霑，这样非但几百年来的读者不会答应，也完全颠倒了人们涵养的习惯和文学史的著述。这难道不算是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吗？
去年，我又读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争鸣》一书，其中有一篇施蛰存先生的文章《小说的历代概念》，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施先生说：“笔记小说不是小说，说得明白些，不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小说，《容斋随笔》、《子不语》都不是小说，《聊斋志异》大部分不是小说，只有几篇唐人传奇式的作品，可以认为是宋、元人的小说。看来宋、元人所谓的小说，倒是接近现代观念，他们不把讲史列入小说，表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讲史是历史事实，没有故事结构。”
这段宏论使我大为疑惑，中国古代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段小说史竟然成了一片空白，固然这些作品采取散文体裁、笔记形式，但作者所见所闻，随手载录的无一不可成为小说内容和资料，更何况，连蒲松龄《聊斋志异》之中的笔记都不是小说，确实很难以使人信服。
此外，施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又表达意见说：“各种新奇、神怪的故事，是实有的，作者不承认是虚构的，有《殷芸小说》为证。”
施先生的这段议论，既模糊又混乱，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有志怪和志人两种，他这段话是针对神鬼志怪而言的，却拿志人的《殷芸小说》作为佐证。殷芸是南朝梁人，受梁武帝敕令，将正史不载的野史资料别集为《小说》，我在鲁迅和余嘉锡辑佚的基础上，多辑了八条，为了有别于南朝刘义庆的小说和唐代刘 的小说，将他的《小说》前面加上了殷芸两个字，在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出版。不提志人小说已经令人奇怪，志怪小说却不提刘义庆的《幽明冥》、干宝的《搜神记》，却以志人小说《殷芸小说》来作证，实在令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施先生对唐人小说的理解，他是这样说的：唐人不用小说这个名词，大概还以为是“小说杂家”，不是讲故事。唐人用小话或传奇，话即故事，传奇有裴铏作《传奇》书名为证。
这里施先生混淆了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区别、笔记小说和口头小说的区别，也颠倒了隋朝已经流行的小话和唐代流行的说话之间的区别。话固然是故事，用笔记录下来的难道就不是故事了吗？承认口头上的小话是故事，却将记录下来的小话或说话否认是故事，能够说得通吗？
最奇怪的是，施先生将小话和说话混为一谈。唐朝的时候，只有说话，没有小话。小话又称之为俗讲，因为讲的是短故事，所以称为小话。小话兴盛于六朝时代，至隋更为盛行，唐代只有说话，没有小话，即专讲长的故事，不讲短故事。说话源出于“转变”，又称之为“变文”，凡是僧人讲故事，不背佛经经文的本子，一律称之为变文。人们因为经常听佛经的故事厌烦了，就想听俗家的故事，于是，就有了《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唐太宗入冥记变文》，又称俗讲。
那么，讲短故事的小话指的又是什么呢？什么是小话的概念呢？我可以来举两个例子。
梁人殷芸编的《小说》中：有贫人止能办只甕之资，夜宿甕中，心计曰：“此甕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贩两甕，自两甕而为四，所得倍息，其利无穷。”遂喜而舞，不觉甕破。
隋人侯白的《启颜录》之中：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为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曰“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云云。
这就是小话，即口头上讲的白话短故事，与文人记录下来的志怪、志人小说，仅仅只有文言和白话的区别。
写于一九九一年厦
唐代的传奇小说是颇有名声的，并且因为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而益盛，有些应试的举子甚至拿来作为行卷之用，就是先选择朝中显贵，把自己的姓名达于主司，通过关节，然后把自己所作的传奇小说作为行卷来投献。唐代名相牛僧孺和裴铏等，在未及第之时都曾经这样做过，后来果然都因此而得法，青云直上。但也有些文人却看不起这种小说，正如班固所说的“君子所弗为”。韩愈写的传奇小说《毛颖传》，张籍就讥讽为“驳杂无实之说”、“以文为戏”，盖因历来文人都把文章看得极重。正如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是要用来承载先圣先贤那些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的，现在居然用来写小说，岂非离经叛道？无怪乎张籍要指责韩愈“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了。
此风到了宋代犹未泯灭，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引陈师道《后山诗话》，记尹洙（师鲁）讥讽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而下断语云：“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范的谥号）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此所谓的“理胜为贵”的“理”，就是文章之中所包含的事实道理，必须要用来承载圣贤之道，不可以用来写些传奇小说的。故张籍责韩愈于前，陈振孙辩范仲淹于后，他们两人的言论，可以代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的士大夫的见解，即以封建卫道士自命而自居。他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看得起小说，认为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为重，歧视汉人和南人。然而犹有虞集、杨载、范悙、揭傒斯等四大诗人，王、马、关、白等人的杂剧依然保存着小说之中传奇的特点和色彩，足以证明中华文风的不可遏制。
明初，文网严密，禁止深切，朱元璋以枭雄之姿，侥幸剪灭群雄，性格猜疑阴狠，常常疑心他人，故凡在表文之中用错字词，甚至疑为谐音，如“僧”与“生”、“贼”与“则”的，均冤加杀戮。在如此淫威严刑之下，一般的文人都焚笔弃砚，缄口结舌，以免蒙冤而丢了脑袋。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当时有如此一种禁令：“凡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杂剧，非律所该载者，均限期送官销毁，敢有收藏传诵印卖，全家杀却。”
为了不触犯功令，有些文人便模仿唐人传奇，作起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传奇小说来了。且时代多半假托于宋、元时期，丝毫不敢涉及明初。例如瞿佑作《剪灯新话》、李倡祺作《剪灯余话》、邵景詹作《觅灯因话》、赵弼作《效颦集》均是。
李倡祺曾经中过进士，仕礼部郎中，官至广西左布政使，他是江西庐陵人。明代宗景泰年间，韩雍巡抚江西，议论庐陵乡贤祀学宫，他唯独因为写作《剪灯余话》而不得入。即此，就可以看见当时社会的一些卫道士，是如何的敌视小说之一斑了。
到了明代中叶嘉靖时期，文网开始稍宽，于是封锁多年的《水浒》、《三国》纷纷出笼，到了万历年间更因为李卓吾的评点而益盛。此种评点之风至清初犹未衰，金圣叹评点小说戏曲，甚至分为十才子书，以《三国》列第一，《西厢》列第六。
然而即使如此，小说的作者还是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姓名，都以别号问世。如小说家冯梦龙化名龙子犹，别署茂苑外史、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凌濛初别署即空观主人。一则封建社会之中人们普遍轻视小说的积习未除，二则恐于官声有碍，盖此两人皆曾为官。冯为寿宁县令，凌为徐州通判。只有不第士子，或穷愁著述，或泄愤于主司，如《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才署上真名。
所以明、清时期小说的作者虽然众多，人们仅仅只是知道别号，真正的姓名却像草蛇灰线无迹可寻，甚至湮没不传，导致后人聚众纷纭，笔战不息。倒是以卖艺说唱糊口的说书艺人，因为无所顾忌挂碍，反而脍炙人口，如柳敬亭、石玉昆之辈
清代因为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唯恐汉人不服，尤其忌刻知识分子蛊惑人心，因此频频兴起文字狱，在这人人自危的境况之下，文人都借写作风花雪月自娱，士大夫也好作狭邪之游，纵情声色，借以避祸。此外，清代禁书严苛，顺治、康熙、乾隆、嘉庆朝均颁旨：严查禁绝坊肆淫词小说，尤以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为最甚，列淫词小说二百数十种予以禁止销毁，连《红楼梦》也在其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妓女的小说就层出不穷，《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先后出现。鲁迅先生将它们列入狭邪小说，非无因也。
另外明、清人好以字行，真正的姓名却不为人知，如冒襄字辟疆，人们皆称冒辟疆，少有称呼冒襄者。又如王士祯字阮亭，号渔洋山人，人皆称王阮亭或王渔洋。
清末有部《海上花列传》的小说，作者韩子云，别署云间花也怜侬，其意是有一位名妓很爱他。胡适先生因为不满许厪父序文之浮泛，转问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陈复函云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与之熟识。后来胡适在孙的《退醒庐笔记》之中，觅得《海上花列传》的笔记一条，叙述虽然详细，但仍然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以及生卒年。于是胡适亲自去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拜访《大世界报》笔政孙玉声，孙一口答应代为查访，结果带回1926年2月一张《小时报》，上面有松江颠公的《懒窝随笔》一条，指出《海上花列传》的作者，真姓名是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自署大一山人，籍贯松江娄县，生于咸丰六年（1856），死于光绪二十年（1894）。用吴语作《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书印全未久，作者即亡故，寿仅三十有九。
我的朋友赵景深，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通过世界书局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小说戏剧新考》，指出应该将韩子云改为韩邦庆，我认为纯属多此一举。韩邦庆在书上都署名花也怜侬，我们后人何必强违作者意图，改称他的真实姓名呢？我们两人为此争论了许久，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海上花列传》，序文即据赵景深的《小说戏曲新考》，作者署名韩邦庆，并且转载《懒窝随笔》之中的有关记载。我当即致函该社古典文学组组长杜维沫，指出署名大背《海上花列传》作者不愿暴露真名之意图，丝毫没有尊重逝世的先人为是。如果将作者的署名随便强行修改，流弊垂延，我们岂非要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改为罗本，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改为曹霑，这样非但几百年来的读者不会答应，也完全颠倒了人们涵养的习惯和文学史的著述。这难道不算是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吗？
去年，我又读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争鸣》一书，其中有一篇施蛰存先生的文章《小说的历代概念》，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施先生说：“笔记小说不是小说，说得明白些，不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小说，《容斋随笔》、《子不语》都不是小说，《聊斋志异》大部分不是小说，只有几篇唐人传奇式的作品，可以认为是宋、元人的小说。看来宋、元人所谓的小说，倒是接近现代观念，他们不把讲史列入小说，表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讲史是历史事实，没有故事结构。”
这段宏论使我大为疑惑，中国古代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段小说史竟然成了一片空白，固然这些作品采取散文体裁、笔记形式，但作者所见所闻，随手载录的无一不可成为小说内容和资料，更何况，连蒲松龄《聊斋志异》之中的笔记都不是小说，确实很难以使人信服。
此外，施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又表达意见说：“各种新奇、神怪的故事，是实有的，作者不承认是虚构的，有《殷芸小说》为证。”
施先生的这段议论，既模糊又混乱，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有志怪和志人两种，他这段话是针对神鬼志怪而言的，却拿志人的《殷芸小说》作为佐证。殷芸是南朝梁人，受梁武帝敕令，将正史不载的野史资料别集为《小说》，我在鲁迅和余嘉锡辑佚的基础上，多辑了八条，为了有别于南朝刘义庆的小说和唐代刘 的小说，将他的《小说》前面加上了殷芸两个字，在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出版。不提志人小说已经令人奇怪，志怪小说却不提刘义庆的《幽明冥》、干宝的《搜神记》，却以志人小说《殷芸小说》来作证，实在令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施先生对唐人小说的理解，他是这样说的：唐人不用小说这个名词，大概还以为是“小说杂家”，不是讲故事。唐人用小话或传奇，话即故事，传奇有裴铏作《传奇》书名为证。
这里施先生混淆了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区别、笔记小说和口头小说的区别，也颠倒了隋朝已经流行的小话和唐代流行的说话之间的区别。话固然是故事，用笔记录下来的难道就不是故事了吗？承认口头上的小话是故事，却将记录下来的小话或说话否认是故事，能够说得通吗？
最奇怪的是，施先生将小话和说话混为一谈。唐朝的时候，只有说话，没有小话。小话又称之为俗讲，因为讲的是短故事，所以称为小话。小话兴盛于六朝时代，至隋更为盛行，唐代只有说话，没有小话，即专讲长的故事，不讲短故事。说话源出于“转变”，又称之为“变文”，凡是僧人讲故事，不背佛经经文的本子，一律称之为变文。人们因为经常听佛经的故事厌烦了，就想听俗家的故事，于是，就有了《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唐太宗入冥记变文》，又称俗讲。
那么，讲短故事的小话指的又是什么呢？什么是小话的概念呢？我可以来举两个例子。
梁人殷芸编的《小说》中：有贫人止能办只甕之资，夜宿甕中，心计曰：“此甕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贩两甕，自两甕而为四，所得倍息，其利无穷。”遂喜而舞，不觉甕破。
隋人侯白的《启颜录》之中：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为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曰“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云云。
这就是小话，即口头上讲的白话短故事，与文人记录下来的志怪、志人小说，仅仅只有文言和白话的区别。
写于一九九一年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