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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结构转型便成为必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特别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就进入典型的“中等收入转型”期,结构转型明显加快。
若能把握时机,积极推进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就能促进本国结构转型,使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否则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即结构转型加快期
“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努力,都先后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列,但由于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大多数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实现了结构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结构转换上,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在产业形态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而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科技进步、组织创新是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上升。
同时,经济增长必须从以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投资率由过去的持续上升转为不断下降,社会消费由不断下降转为持续上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贡献力量。
在需求结构转换过程中,贫富差距由扩大转为缩小,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并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既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了条件,又为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支撑和稳定力量。
还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基本完成。多数人口集聚在城市,不但为需求结构调整开辟了空间,也为产业结构调整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
回顾30年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是十分成功的。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
这一时期,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投资率的持续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的转换。
当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735美元,按照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恰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发展瓶颈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产业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换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
首先,从产业结构看,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道路走下去日趋困难,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国际形势分析,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从供求两方面对中国既有产业结构形成打击。
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大幅度压缩消费并不断提高储蓄率,由此减弱了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强度,这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
另一方面,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不断增加出口,大有替代中国之势。过去那种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空前压力。
中国不能永远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依靠低劳动成本、低资源价格、低土地价格、低汇率和低污染费用,获取微薄的产品加工费。如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中国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从国内形势分析,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阶段转向小康阶段,人们开始追求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对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产品消费出现了优质、安全、方便、多样化需求,如果我国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段,不去主动适应社会消费结构变化,一味追求低水平规模扩张,产能过剩矛盾必然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在全民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美好家园条件下,城乡居民对由产业发展带来的高物耗、高耗能、高污染深恶痛绝,对“毒奶粉”“血铅”、酸雨、阴霾等环境污染事件的容忍程度达到极限,强烈要求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事件频发已经激起诸多社会矛盾,再不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将会对社会稳定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其次,从需求结构看,在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在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我国也必须加快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很显然,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当务之急是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
但是,当前的体制与政策安排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不利于消费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制度看,在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各级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微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中低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在明显下降。
同居民相比,政府和企业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将倾向于增加投资;同中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更倾向于储蓄。
因此,国民收入向政府、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倾斜,刺激了储蓄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抑制了消费的正常增长。
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城乡、地区、群体之间安排不统一,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社会保障程度高、覆盖面大,而农村、落后地区以及边缘人群保障程度低、覆盖面小,这就使得落后地区、农民以及城镇中低收入者没有享受应有的住房、就医、养老、失业救济等基本保障,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成本。
显然,现有需求结构变化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目标发生尖锐矛盾,若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加快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等需求结构,经济结构将更加失衡,产能过剩矛盾也将更加严重。
创建新型社会管理制度
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建立并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其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管理范围内低收入人群占大多数。
随着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社会结构将发生两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结构转向“橄榄型”结构,中产阶级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
面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3亿-4亿农民工和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不像在农村是分散状态,与留在农村的农民相比,进城农民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维权意识较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滞后的体制改革势必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两个群体在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由过去在两个空间中远距离分裂变成同一空间中近距离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针对这种可能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风险也就越小。
面对第二个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给饭吃”的办法搞改革开放。因为,正在迅速成长着的中产阶级,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他们对社会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简单,该群体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强烈要求参政议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
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体制,还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只有主动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个与“橄榄型”结构相配套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体制,我们才有制度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无可置疑,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中国必须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变革,改革传统体制,创建新型管理制度,推进中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若能把握时机,积极推进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就能促进本国结构转型,使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否则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即结构转型加快期
“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努力,都先后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列,但由于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大多数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实现了结构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结构转换上,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在产业形态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而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科技进步、组织创新是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上升。
同时,经济增长必须从以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投资率由过去的持续上升转为不断下降,社会消费由不断下降转为持续上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贡献力量。
在需求结构转换过程中,贫富差距由扩大转为缩小,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并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既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了条件,又为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支撑和稳定力量。
还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基本完成。多数人口集聚在城市,不但为需求结构调整开辟了空间,也为产业结构调整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
回顾30年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是十分成功的。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
这一时期,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投资率的持续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的转换。
当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735美元,按照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恰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发展瓶颈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产业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换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
首先,从产业结构看,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道路走下去日趋困难,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国际形势分析,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从供求两方面对中国既有产业结构形成打击。
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大幅度压缩消费并不断提高储蓄率,由此减弱了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强度,这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
另一方面,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不断增加出口,大有替代中国之势。过去那种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空前压力。
中国不能永远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依靠低劳动成本、低资源价格、低土地价格、低汇率和低污染费用,获取微薄的产品加工费。如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中国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从国内形势分析,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阶段转向小康阶段,人们开始追求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对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产品消费出现了优质、安全、方便、多样化需求,如果我国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段,不去主动适应社会消费结构变化,一味追求低水平规模扩张,产能过剩矛盾必然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在全民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美好家园条件下,城乡居民对由产业发展带来的高物耗、高耗能、高污染深恶痛绝,对“毒奶粉”“血铅”、酸雨、阴霾等环境污染事件的容忍程度达到极限,强烈要求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事件频发已经激起诸多社会矛盾,再不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将会对社会稳定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其次,从需求结构看,在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在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我国也必须加快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很显然,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当务之急是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
但是,当前的体制与政策安排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不利于消费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制度看,在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各级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微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中低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在明显下降。
同居民相比,政府和企业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将倾向于增加投资;同中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更倾向于储蓄。
因此,国民收入向政府、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倾斜,刺激了储蓄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抑制了消费的正常增长。
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城乡、地区、群体之间安排不统一,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社会保障程度高、覆盖面大,而农村、落后地区以及边缘人群保障程度低、覆盖面小,这就使得落后地区、农民以及城镇中低收入者没有享受应有的住房、就医、养老、失业救济等基本保障,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成本。
显然,现有需求结构变化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目标发生尖锐矛盾,若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加快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等需求结构,经济结构将更加失衡,产能过剩矛盾也将更加严重。
创建新型社会管理制度
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建立并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其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管理范围内低收入人群占大多数。
随着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社会结构将发生两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结构转向“橄榄型”结构,中产阶级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
面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3亿-4亿农民工和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不像在农村是分散状态,与留在农村的农民相比,进城农民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维权意识较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滞后的体制改革势必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两个群体在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由过去在两个空间中远距离分裂变成同一空间中近距离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针对这种可能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风险也就越小。
面对第二个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给饭吃”的办法搞改革开放。因为,正在迅速成长着的中产阶级,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他们对社会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简单,该群体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强烈要求参政议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
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体制,还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只有主动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个与“橄榄型”结构相配套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体制,我们才有制度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无可置疑,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中国必须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变革,改革传统体制,创建新型管理制度,推进中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