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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得到干部、群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妈妈”。任弼时为什么会获得“党内的妈妈”这种美誉呢？
灵活机智应变，保护了江文、廖承志等一批干部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个根据地普遍搞肃反。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他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干部。
江文是受到任弼时保护的干部之一。
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湘赣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却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时任无线电中队政委的江文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人员没有损失，电台也保住了。这本应是个功劳，但却有人告状，说他“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与审判他。
任弼时听了这事后，非常气愤，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
考虑到肃反的紧张气氛，任弼时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
随后，他把江文叫来，说：“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在这种时候，还是采取主动为好。你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的监督考察。”
江文当然明白其良苦用心，立即按着任弼时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如此算来，距江文去职仅有3个月。对于这件事，江文始终不能忘怀。他称任弼时是“救命恩人”，并说：“没有弼时同志的保护，我的生命就难保了。”
受到任弼时保护的干部还很多，后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张爱萍、王首道、张启龙等都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都是任弼时从“左”倾错误的屠刀下将他们解救出来。
廖承志并没有在任弼时领导下工作，但也因任弼时的保护而获得“解放”。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一个小山坡上，任弼时正和张国焘谈话，一队被押解的“罪犯”刚好从旁边经过。任弼时打量着其中一位戴眼镜的人，忖度着此人可能就是廖承志。
于是，他径直走过去，伸出手，小声问：“你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廖承志又惊又疑，连声答道：“是，是我。”
任弼时马上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高声地问候。
张国焘看到这种情况，赶忙拢了上来，装起笑脸问：“怎么，你们认识？”
任弼时笑着说：“老早就认得，老朋友了！”
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廖承志心如明镜，非常感动，一种温暖油然而生。
任弼时指着武装押送的人员，显出惊异的神情，回头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张国焘异常狼狈。
任弼时见状，也不想让张国焘太难堪，就说：“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请你告诉我。”
张国焘不免尴尬地应答着。此时，凭张国焘的心计，他不一定就会相信任弼时的话。但他毕竟心中有鬼，害怕任弼时的追问，不得不暗中恢复了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部分自由。
此后，廖承志也并未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但他却永远记住了他们初次相识的情景。10多年过去，任弼时病逝，许多战友满怀悲痛地回忆共同战斗的一件件往事，而廖承志却只写了这么“一点”回忆，他真诚地写道：“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充分信任干部，对傅钟、高富有等及时、正面地进行批评教育
任弼时信任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才干和创造性。如果发现干部工作中出了偏差和错误，他总是及时指出，及时纠正，决不让问题成堆，再算总账。
长征途中，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弼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做了许多促进团结的工作。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他与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为了不影响战友的休息，他们走出帐篷，来到一块高地。
任弼时讲述了二方面军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那时候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听罢，他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这一问，一针见血，戳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大汗淋漓。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他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见到傅钟开始认识错误，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在天亮后到总司令部机要室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傅钟才恍然大悟，原来红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中央一直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争取张国焘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但这些重要信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如果不是任弼时的谈话，他仍然被蒙在鼓里。
灵活机智应变，保护了江文、廖承志等一批干部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个根据地普遍搞肃反。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他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干部。
江文是受到任弼时保护的干部之一。
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湘赣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却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时任无线电中队政委的江文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人员没有损失，电台也保住了。这本应是个功劳，但却有人告状，说他“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与审判他。
任弼时听了这事后，非常气愤，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
考虑到肃反的紧张气氛，任弼时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
随后，他把江文叫来，说：“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在这种时候，还是采取主动为好。你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的监督考察。”
江文当然明白其良苦用心，立即按着任弼时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如此算来，距江文去职仅有3个月。对于这件事，江文始终不能忘怀。他称任弼时是“救命恩人”，并说：“没有弼时同志的保护，我的生命就难保了。”
受到任弼时保护的干部还很多，后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张爱萍、王首道、张启龙等都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都是任弼时从“左”倾错误的屠刀下将他们解救出来。
廖承志并没有在任弼时领导下工作，但也因任弼时的保护而获得“解放”。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一个小山坡上，任弼时正和张国焘谈话，一队被押解的“罪犯”刚好从旁边经过。任弼时打量着其中一位戴眼镜的人，忖度着此人可能就是廖承志。
于是，他径直走过去，伸出手，小声问：“你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廖承志又惊又疑，连声答道：“是，是我。”
任弼时马上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高声地问候。
张国焘看到这种情况，赶忙拢了上来，装起笑脸问：“怎么，你们认识？”
任弼时笑着说：“老早就认得，老朋友了！”
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廖承志心如明镜，非常感动，一种温暖油然而生。
任弼时指着武装押送的人员，显出惊异的神情，回头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张国焘异常狼狈。
任弼时见状，也不想让张国焘太难堪，就说：“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请你告诉我。”
张国焘不免尴尬地应答着。此时，凭张国焘的心计，他不一定就会相信任弼时的话。但他毕竟心中有鬼，害怕任弼时的追问，不得不暗中恢复了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部分自由。
此后，廖承志也并未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但他却永远记住了他们初次相识的情景。10多年过去，任弼时病逝，许多战友满怀悲痛地回忆共同战斗的一件件往事，而廖承志却只写了这么“一点”回忆，他真诚地写道：“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充分信任干部，对傅钟、高富有等及时、正面地进行批评教育
任弼时信任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才干和创造性。如果发现干部工作中出了偏差和错误，他总是及时指出，及时纠正，决不让问题成堆，再算总账。
长征途中，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弼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做了许多促进团结的工作。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他与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为了不影响战友的休息，他们走出帐篷，来到一块高地。
任弼时讲述了二方面军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那时候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听罢，他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这一问，一针见血，戳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大汗淋漓。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他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见到傅钟开始认识错误，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在天亮后到总司令部机要室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傅钟才恍然大悟，原来红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中央一直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争取张国焘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但这些重要信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如果不是任弼时的谈话，他仍然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