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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人认为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和象征，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精神的主要核心。武士道以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日本的生死观是武士道的主要思想。日本武士对生死观的认识与理解决定了武士道的思想内涵，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日本;武士道;生死观
一、日本武士道产生及演变
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武士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平安时代末期武士道逐渐形成。在平安时期，贵族为权力进行斗争，地方为土地农民、官僚和地方领主之间进行激烈斗争。为守护自己所拥有的土地，都建立起各自的私人武装，这就是武士产生的原因。此时的武士是以自卫和公家（宫廷贵族）之“侍”为特征的。
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出现新的准则成为了武士的道德规范，并且此准则发展成了镰仓时代的武士道。镰仓幕府时期，以“御家人制度”作为基础，而且支撑镰仓幕府的武士集团是以御家人的武士为主。源平战争时期，与源赖朝成为主从关系的武士，称为“御家人”。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形成御人和奉公的一种主从关系。双方形成了主君赐给御家人“御恩”，御家人“奉公”于主君的双边关系。武士的这种可以无条件奉献自己生命的行为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武士精神。
自德川家康对各个地方进行了绝对控制，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年的和平。一直怀有“随时准备战斗”之心的武士，突然间觉得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因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了战争的需求，一直以来以战士的身份活下来的武士不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武士还需发挥与武士身份相符的自身价值。在这和平的情形下，只能迫使武士在内在思想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江户时代受儒学的思想理念影响，曾在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宣扬儒学的“仁政”、“忠孝”思想。禁止武士为主君殉死，主张武士为新的主君尽忠效力。朱子学成为官学，宣扬“三纲五常”，武士道中主要的“忠诚”的思想来自于儒家的“三纲五常”。在这一时期儒家的思想给予了武士道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从而发展成为了一种新道德。
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日本，武士道占据了社会中新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明治维新解除了封建身份制度，并导致了武士身份的覆灭。但在日本国民的心中，一直留存着武士道精神。
1905年日俄战争中胜利后，在《武士道丛》一书中宣扬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战争的胜利原因在于日本固有的壮烈的“武士道精神”这一思想。
《菊与刀》中说：“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武士道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民道德准则和支撑战争的精神支柱。在1882年发表的《军人勅论》中，表明军人该有的基本姿态，成为日本军队精神教育的基础。战争前，井上等人主张的武士道是强调为天皇舍弃生命，“皇道的武士道”即为天皇灭私奉公的“侍道”武士道，为战前极端军国主义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
二、日本生死观的形成原因
首先，日本气候复杂，以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处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全国68%的地域是山地。日本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火山、地震、海啸、台风等灾害频发。在这样的不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日本人适应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由灾害引发的生命危机状况成为了意识到生死观的契机。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危险情况下，日本人坦然面对，培养了向前看的乐观心态。
其次，大化改新后班田制的崩溃、庄园经济建立，武士成为了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主君手中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脉，主君与武士之间是主从的关系，以利益为基础。可以说，主君用金钱同武士的生命与忠诚交换，武士对主君是绝对忠诚的，可以义无反顾为其牺牲生命。在战争频繁的武家社会，武士以帮助首领掠夺都城或土地为职业，利用随时随地为主君牺牲生命的觉悟来换得主君的施恩。通常来讲，战争发生的越多，武士彰显的作用便越大，地位越高，所得利益也就丰厚。
名誉对于武士来说意义非凡，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存在。武士之所以出现“惜名不惜死”的行为，是因为名誉会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会关系到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武士对生前与死后的名声同样十分在意。在必要时武士将生死度之于外，选择保全名誉。虽然武士想要的是永久的名誉，但说到底还想要永久的利益。
最后，生死观受日本不同宗教的影响。日本的神道教是本土文化，是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日本有85%的人信仰神道教，神道教能全方面的体现日本独有的思想。神道教的中心是天皇，天皇成为日本国民的信仰对象，同时认为天皇是“现世神”，意思是现在活着的神。神道教中认为普通人在死后会变成神，而且在死后去另一个世界可以见到故人，与现世一样。除了天皇之外，神道教的神也包括幕府将军和武士。二战时的战犯也可能追为神，日本人认为他们是烈士。“天皇效忠”“以宗教之心宝陛下的仁慈”这些思想支配着日本武士的精神世界。
在6 世纪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佛教超然思想对武士的生死观产生有一定影响。佛教中“诸行无常”的无常感，在日本转化成无常观，无常感表达的是哀伤的情感，而无常观是人们观念想法。“参禅”的风习也受中国的影响，禅宗强调“作业”，主要是以“劳动为美”的道德思想，禅宗崇尚的“清贫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武士所倡导的廉俭操守有相同之处，所以受到了武士的推崇。“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死轮回”这些思想支持武士们在战场上能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佛教中，生与死不是隔绝而是灵魂延续，日本人以死追求永远的人生。
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在日本形成了共鸣，并与本土文化迅速融合。儒教中的“义”“勇”“名誉”“忠义”“克己”等对日本武士的思想发展有较为深刻。关于儒教，新渡户稻造指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则是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才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依次则是孟子的言教。”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为武士道的伦理道德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的新学派朱子学和阳明学对日本武士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朱子学教会了武士绝对服从的忠诚，为武士提供了丰富的处世智慧。则阳明学教会了武士“在現实生活中实践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儒学的传播为日本武士的生活方式提供丰富的道德教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山本常朝.叶隐闻书[M].李冬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历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金美华（1997年-），女，朝鲜族，黑龙江省延寿县，在读硕士研究生，延边大学，研究方向：世界史
关键词：日本;武士道;生死观
一、日本武士道产生及演变
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武士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平安时代末期武士道逐渐形成。在平安时期，贵族为权力进行斗争，地方为土地农民、官僚和地方领主之间进行激烈斗争。为守护自己所拥有的土地，都建立起各自的私人武装，这就是武士产生的原因。此时的武士是以自卫和公家（宫廷贵族）之“侍”为特征的。
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出现新的准则成为了武士的道德规范，并且此准则发展成了镰仓时代的武士道。镰仓幕府时期，以“御家人制度”作为基础，而且支撑镰仓幕府的武士集团是以御家人的武士为主。源平战争时期，与源赖朝成为主从关系的武士，称为“御家人”。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形成御人和奉公的一种主从关系。双方形成了主君赐给御家人“御恩”，御家人“奉公”于主君的双边关系。武士的这种可以无条件奉献自己生命的行为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武士精神。
自德川家康对各个地方进行了绝对控制，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年的和平。一直怀有“随时准备战斗”之心的武士，突然间觉得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因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了战争的需求，一直以来以战士的身份活下来的武士不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武士还需发挥与武士身份相符的自身价值。在这和平的情形下，只能迫使武士在内在思想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江户时代受儒学的思想理念影响，曾在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宣扬儒学的“仁政”、“忠孝”思想。禁止武士为主君殉死，主张武士为新的主君尽忠效力。朱子学成为官学，宣扬“三纲五常”，武士道中主要的“忠诚”的思想来自于儒家的“三纲五常”。在这一时期儒家的思想给予了武士道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从而发展成为了一种新道德。
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日本，武士道占据了社会中新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明治维新解除了封建身份制度，并导致了武士身份的覆灭。但在日本国民的心中，一直留存着武士道精神。
1905年日俄战争中胜利后，在《武士道丛》一书中宣扬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战争的胜利原因在于日本固有的壮烈的“武士道精神”这一思想。
《菊与刀》中说：“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武士道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民道德准则和支撑战争的精神支柱。在1882年发表的《军人勅论》中，表明军人该有的基本姿态，成为日本军队精神教育的基础。战争前，井上等人主张的武士道是强调为天皇舍弃生命，“皇道的武士道”即为天皇灭私奉公的“侍道”武士道，为战前极端军国主义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
二、日本生死观的形成原因
首先，日本气候复杂，以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处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全国68%的地域是山地。日本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火山、地震、海啸、台风等灾害频发。在这样的不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日本人适应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由灾害引发的生命危机状况成为了意识到生死观的契机。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危险情况下，日本人坦然面对，培养了向前看的乐观心态。
其次，大化改新后班田制的崩溃、庄园经济建立，武士成为了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主君手中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脉，主君与武士之间是主从的关系，以利益为基础。可以说，主君用金钱同武士的生命与忠诚交换，武士对主君是绝对忠诚的，可以义无反顾为其牺牲生命。在战争频繁的武家社会，武士以帮助首领掠夺都城或土地为职业，利用随时随地为主君牺牲生命的觉悟来换得主君的施恩。通常来讲，战争发生的越多，武士彰显的作用便越大，地位越高，所得利益也就丰厚。
名誉对于武士来说意义非凡，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存在。武士之所以出现“惜名不惜死”的行为，是因为名誉会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会关系到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武士对生前与死后的名声同样十分在意。在必要时武士将生死度之于外，选择保全名誉。虽然武士想要的是永久的名誉，但说到底还想要永久的利益。
最后，生死观受日本不同宗教的影响。日本的神道教是本土文化，是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日本有85%的人信仰神道教，神道教能全方面的体现日本独有的思想。神道教的中心是天皇，天皇成为日本国民的信仰对象，同时认为天皇是“现世神”，意思是现在活着的神。神道教中认为普通人在死后会变成神，而且在死后去另一个世界可以见到故人，与现世一样。除了天皇之外，神道教的神也包括幕府将军和武士。二战时的战犯也可能追为神，日本人认为他们是烈士。“天皇效忠”“以宗教之心宝陛下的仁慈”这些思想支配着日本武士的精神世界。
在6 世纪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佛教超然思想对武士的生死观产生有一定影响。佛教中“诸行无常”的无常感，在日本转化成无常观，无常感表达的是哀伤的情感，而无常观是人们观念想法。“参禅”的风习也受中国的影响，禅宗强调“作业”，主要是以“劳动为美”的道德思想，禅宗崇尚的“清贫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武士所倡导的廉俭操守有相同之处，所以受到了武士的推崇。“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死轮回”这些思想支持武士们在战场上能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佛教中，生与死不是隔绝而是灵魂延续，日本人以死追求永远的人生。
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在日本形成了共鸣，并与本土文化迅速融合。儒教中的“义”“勇”“名誉”“忠义”“克己”等对日本武士的思想发展有较为深刻。关于儒教，新渡户稻造指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则是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才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依次则是孟子的言教。”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为武士道的伦理道德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的新学派朱子学和阳明学对日本武士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朱子学教会了武士绝对服从的忠诚，为武士提供了丰富的处世智慧。则阳明学教会了武士“在現实生活中实践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儒学的传播为日本武士的生活方式提供丰富的道德教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山本常朝.叶隐闻书[M].李冬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历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金美华（1997年-），女，朝鲜族，黑龙江省延寿县，在读硕士研究生，延边大学，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