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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峙南徐”前几期的话题，牵涉到微型小说作者的培养、微型小说作品的投稿、微型小说的年选、微型小说期刊的印数等问题，看起来是彼此独立的话题，但串起来看，我认为都是关于微型小说的生态问题，并且是微型小说作品之外的生态问题。因此，当严有榕先生让我选一个话题时，我便想到了微型小说作品之内的一个生态问题，即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
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自古有之。《西京杂记》中便有汉代宫廷苑囿、太液池、昆明池的描写与七夕穿七孔针、重阳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民间习俗的记载。《山海经》“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跨世七代，历载三千”，有“达观博物”之妙。唐传奇则突破魏晋南北朝志人志异小说的题材，注重地域人情世俗的书写。《聊斋》兼收并蓄古代小说之传统，搜集各地鬼狐之事以展示清代社会之世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微型小说作者以平民视角来书写某个地方的风物人情，比如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天津卫，孙方友《陈州笔记》《小镇人物》中的陈州（淮阳）、小镇（颍河镇），聂鑫森《湘潭故事》中的老湘潭（潭州），相裕亭笔下的盐河，王琼华笔下的郴州，赵淑萍笔下的宁波，曾颖笔下的成都……都在微型小说文本内部再现或表现了地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
关于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冯骥才《俗世奇人（一）》的序言中曾开门见山指出：“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相裕亭的《盐河旧事》则云：“在这盐河两岸，盐商巨贾，才子佳人，达官显贵云集而来，造就了数不尽的风流传奇。”聂鑫森的《湘潭故事》也有类似说法：“在（湘潭）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许多文墨大家、英雄豪侠，亦不乏富有智慧、聪明伶俐的市井百姓。”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微型小说写人必然牽涉到人所生存的地理空间。
受篇幅的限制，微型小说对地理空间的书写自然不能像长篇或中篇小说那样详细，但在塑造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作者所熟悉的当地人的性情与精神无疑是诸多微型小说作者的一致做法。故我们从上述微型小说作者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不同地域的人物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微型小说作者创作的独创性所能概括的，因为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大多具有因民间历史叙事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与作者生长的地理环境和从小耳濡目染的风土人情有关。故我们在同是湖南作家的聂鑫森和王琼华的笔下，也能发现湘潭人与郴州人的不同。
从上述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看，为了突破微型小说篇幅的限制而完成一个地方的地理书写，它们大多采用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是3本54篇，孙方友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各是4本，相裕亭的《盐河旧事》有35篇，聂鑫森的《湘潭故事》有38篇，赵淑萍的《十里红妆》有60篇……这些数据表明，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拓宽了微型小说的容量，从而有助于从不同人物的故事中实现某个地方的地理书写。正如《盐河旧事》的简介所说的那样：“数十个精彩篇章，焦点汇于一处，如众星捧月，让《盐河旧事》浑然一体，容量非凡。”
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微型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以民间叙事视角刻画具有地域性情与精神的人物形象，完成对某一个地方的地理书写，从而以微型小说微小的形态创构出颇具规格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
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自古有之。《西京杂记》中便有汉代宫廷苑囿、太液池、昆明池的描写与七夕穿七孔针、重阳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民间习俗的记载。《山海经》“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跨世七代，历载三千”，有“达观博物”之妙。唐传奇则突破魏晋南北朝志人志异小说的题材，注重地域人情世俗的书写。《聊斋》兼收并蓄古代小说之传统，搜集各地鬼狐之事以展示清代社会之世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微型小说作者以平民视角来书写某个地方的风物人情，比如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天津卫，孙方友《陈州笔记》《小镇人物》中的陈州（淮阳）、小镇（颍河镇），聂鑫森《湘潭故事》中的老湘潭（潭州），相裕亭笔下的盐河，王琼华笔下的郴州，赵淑萍笔下的宁波，曾颖笔下的成都……都在微型小说文本内部再现或表现了地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
关于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冯骥才《俗世奇人（一）》的序言中曾开门见山指出：“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相裕亭的《盐河旧事》则云：“在这盐河两岸，盐商巨贾，才子佳人，达官显贵云集而来，造就了数不尽的风流传奇。”聂鑫森的《湘潭故事》也有类似说法：“在（湘潭）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许多文墨大家、英雄豪侠，亦不乏富有智慧、聪明伶俐的市井百姓。”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微型小说写人必然牽涉到人所生存的地理空间。
受篇幅的限制，微型小说对地理空间的书写自然不能像长篇或中篇小说那样详细，但在塑造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作者所熟悉的当地人的性情与精神无疑是诸多微型小说作者的一致做法。故我们从上述微型小说作者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不同地域的人物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微型小说作者创作的独创性所能概括的，因为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大多具有因民间历史叙事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与作者生长的地理环境和从小耳濡目染的风土人情有关。故我们在同是湖南作家的聂鑫森和王琼华的笔下，也能发现湘潭人与郴州人的不同。
从上述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看，为了突破微型小说篇幅的限制而完成一个地方的地理书写，它们大多采用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是3本54篇，孙方友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各是4本，相裕亭的《盐河旧事》有35篇，聂鑫森的《湘潭故事》有38篇，赵淑萍的《十里红妆》有60篇……这些数据表明，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拓宽了微型小说的容量，从而有助于从不同人物的故事中实现某个地方的地理书写。正如《盐河旧事》的简介所说的那样：“数十个精彩篇章，焦点汇于一处，如众星捧月，让《盐河旧事》浑然一体，容量非凡。”
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微型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系列微型小说的形式，以民间叙事视角刻画具有地域性情与精神的人物形象，完成对某一个地方的地理书写，从而以微型小说微小的形态创构出颇具规格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